9最近一年，他思慮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馬上60了，明年三月就是他這個老職工工作生涯的尾聲，“誰來接這個班，誰來傳承北京的副食行業的文化?”李瑞生時不時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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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出生，1987 年起成為趙府街副食店職工。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憑票購物，到如今的自負盈虧，他見證了一家國營副食店的風雨歷程，也給街坊鄰居留住了喜歡的味道。如今，他的商店被媒體稱為“京城最後一家國營副食店”，引來人們慕名參觀。新京報記者彭子洋攝
如同一切宏大的歷史，都由具體而微的事件構成，一個國家，也是從一個個“我”輻輳而成。
2018，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進。回首過往四十年，我們的國家與國民，可謂相互成就，彼此照應。國民日拱一卒，國家十年便是豹變;國家繁榮昌盛，國民則愈發豐裕與充實。
歲月年輪向前，每個國民都是中國進步的在場者，亦是見證者，融國家進步於國民瑣碎尋常，便可窺見中國的歷史進路。
從今天起，我們推出“我愛你中國”系列報道，從尋常百姓家打撈歷史，在個體悲欣中窺見社會。而這所有的變與不變，都將激盪成一首“我愛你中國”的讚歌，推著吾國吾民闊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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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最後一家國營副食店”
過了鐘鼓樓，從鐘樓灣衚衕拐進豆腐池衚衕，再向北穿過趙府街，店鋪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位置。生鏽的鐵招牌上掛著紅字：趙府街副食店。
站在門口打量上兩三分鐘，便有手裡拎著二鍋頭的中年男人湊過來提醒：“快拍下來，現在哪兒還有這樣的商店啊。”
59歲的李瑞生正在店裡忙活，五六點鐘是小店的“晚高峰”，街坊鄰居端著碗帶著盆鑽進店裡，一塊五的鹹菜，四塊錢的黃醬，舀好、裝袋、遞到顧客手上，一氣呵成。
從1956年開始營業，小店如今已經62歲，比李瑞生年紀還大。他在1987年調到這個店，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憑票購物至今，一干就是30多年。曾經一起工作的職工陸續離開，自稱“一根筋”的李瑞生留了下來，他說：“街坊鄰居吃了幾十年我店裡的東西，沒吃夠，我就繼續賣他們想吃的東西。”
在趙府街副食店的牆壁上，貼著老北京炸醬麵的做法，外地人進店買黃醬，會在李瑞生的提醒下過去看看;牆角的牌匾是毛筆字寫的“貨真價實”和“黃金萬兩”，李瑞生說，這是鞭策。
貨架上面，貼著幾張七八十年代的宣傳畫，黃色包裝的固體醬油和白色包裝的糕乾粉早就不再賣了，畫著荷花圖案的代藕粉如今也升級為了小孩食用的米糊。曾經有德國人提出要用2000塊錢買下這些畫，李瑞生不答應，“這是鎮店之寶。”
如今，趙府街副食店被媒體打上“京城最後一家國營副食店”的標籤，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繫著領帶的男人掏出手機說“李大爺我拍個照，給孩子寫作文用”，頭髮泛白的女士指著桌上的動物餅乾問“這個是不是咱們小時候吃的那種”，甚至有年輕人跑來店裡拍婚紗照。
最近一年，他思慮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馬上60了，明年三月就是他這個老職工工作生涯的尾聲，“誰來接這個班，誰來傳承北京的副食行業的文化?”李瑞生時不時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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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問答
新京報：今年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李瑞生：我是1959年生人，因為是正式職工嘛，也就意味著2018年到2019年是(工作的)最後一年，之後我就退休了，這個是我現在著重考慮的。這個商店是個老商店，從1956年開始有到現在60多歲了，我這個老職工在這裡呆了31年，馬上就要退休，誰來接這個班，誰來傳承北京的副食行業的文化，是我今年考慮比較多的事情。
新京報：你現在最大的心願是什麼?
李瑞生：我這麼多年堅持在這個崗位，沒有去過北戴河和長城，連紫竹院的門兒衝哪邊我都不知道，退休之後我要補上這節課，帶著老伴一起去旅遊。
新京報：你對國家有什麼祝福和祝願?
李瑞生：這幾年中國發展得很快，也很強大，我作為老員工，在十月一日這個節日之際，祝願國家更強大。我還要再賣一把力氣，在退休之前多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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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快60了，老顧客還是叫我“小李子”
新京報：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家副食店工作?
李瑞生：這個店1956年就有了，我是1959年生人，它比我還大三歲。我父親之前在這裡工作，1987年我被借調了過來，幫忙賣大白菜，後來正好副食組缺人，我就留了下來。到現在30多年了，我也馬上就要退休了。
新京報：那時候的國營副食店是什麼樣的?
李瑞生： 當時是計劃經濟，買東西得分片兒。鼓樓這邊的幾條衚衕的1400戶居民在這兒買，叫商業網點。當時我們的商店有130多平米，分成肉類組、蔬菜組、菸酒組好幾種，我們“科班出身”的職工有20多個。
新京報：“科班出身”怎麼講?
李瑞生：我們那會上崗前當學徒，有師傅，要學進貨、銷售、庫存這三個環節，得會做賬。一箱酒合多少錢一瓶得知道，這個木耳那個鹹菜是哪兒產的得知道，顧客問你，不能張口結舌，這樣練出來就叫“科班出身”。
新京報：1992年經濟體制改革給趙府街副食店帶來怎樣的影響?
李瑞生：1992年放開市場之後，我們單位確實受衝擊了，因為不是定點了，居民不是非在這兒買了，菜市場也變多了，衚衕裡就有人擺攤賣菜。銷量開始慢慢地下滑了，一天不如一天，後來就不夠開支了，職工下崗的下崗，調走的調走，買斷的買斷。一百多平的門臉隔出去一大半，租給別人，就留下這四十多平。
新京報：你為什麼選擇留了下來?
李瑞生：我是一根筋，就想著留下來，好好幹，幹好了。街坊鄰居吃了幾十年我店裡的東西，沒吃夠，我就繼續賣他們想吃的東西。
後來我師姐退休了，慢慢地職工就剩我自己了，老伴退休之後也過來幫忙。差不多從2007年左右開始，我和副食店所屬的連鎖公司簽了合同，之後就是自負盈虧。現在年輕人找工作，都是去那大商場，他們招那種最起碼收銀員、副店長、店長助理，聽著肯定比我這售貨員好啊。
新京報：這些年店裡的商品有什麼變化?
李瑞生：我們賣得最多的一直都是醬，黃醬和二八醬(兩分芝麻八分花生調出來的混合醬)，不過最開始麻醬一斤五毛五，現在一斤十三，翻了20倍左右;黃醬過去一毛六，現在五塊錢一斤了，翻了30倍。
牆上宣傳畫是七八十年代的，上面的東西現在基本都不賣了。玫瑰酒可能懸了，糕乾粉、固體醬油沒有了，代藕粉啊，現在都換成小孩的米糊了。
新京報：你的工作內容是否也發生了變化?
李瑞生：以前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早班8點上班下午兩點下班，晚班下午兩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現在就是早8點到晚8點，因為有一個責任心在，自己拿鞭子抽自己，上廁所都跑著去跑著回來。忙的時候站在櫃檯前吃飯，方便來人了一喊轉過頭就可以給顧客拿東西。
新京報：不變的是什麼?
李瑞生：櫃檯、貨架都是用了幾十年的老物件;算賬還是用算盤，很少用計算器;檯秤和宣傳畫也是舊的。前幾年還有外國人跑來要買我的宣傳畫，全是寶貝，不能賣。
規矩也是老規矩，“您來了”、“您拿好”，做生意講究和氣，從打一開始就是這樣。
很多顧客也沒變，都是老街坊老鄰居，現在大家喊我“李師傅”、“老李”，但是還有老太太喊我“小李子”呢。我長一歲，她也長一歲，她管我叫小李的時候比我大十歲二十歲，現在她80了，還是叫我小李子。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王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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