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以“義”的經典範式高立雲端，成為了千古傳誦的極致誘惑：誘惑了劉、關、張斬木為杆的結義起事，成就了蜀國鼎足一隅的發展壯大。更為駭人的是後世的萬千芸芸眾生無不對“桃園結義”推崇備至，頂禮膜拜，群起效尤，發出了一聲聲“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間豪言，演繹出了一出出“拜把子”、“訂同盟”的人間活劇。
“結義”的場景和幻象很是誘人，但結果卻是致命的：蜀國在三國中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成為最先滅亡的國家；後世中的結義收穫更多的則是“背叛”和“出賣”。 “桃園結義”實則是快意恩仇、結盟一時的“兄弟小義”，而非成就事業、富民強國的“治世大義”，用它小打小鬧尚可，若是治國以求長治久安則必敗無疑。一則“結義”損害了戰略大局。作為三國中綜合國力最為弱小的蜀國，在鼎足之中的戰略大計為何？諸葛亮自出茅廬就已一錘定音：聯吳抗曹。劉備集團也正是堅定貫徹執行這一既定方略，一步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建立了蜀漢政權。然而當驕橫的關羽被東吳擊敗擒殺後，劉備就“親”令智昏，“公”“私”不分，使出了他人生最大的昏招，置“聯吳抗曹”的基本國策於不顧，傾國東征為自己兄弟報仇。《三國演義》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景的，在多官諫阻無效之時，趙雲犯顏直諫說：“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不料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後來在大家的一再勸阻下，劉備“心中稍回”。誰知當張飛又以兄弟之情責備劉備“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報？”時，劉備再一次為“小義”所迷，執意興兵伐吳。結果是災難性的，蜀國被東吳陸遜火燒連營大敗虧輸，招致劉備白帝城託孤，從此國勢大衰。
二則“結義”破壞了法制規則。“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處於亂世的諸葛亮深知軍法律令對於劉備集團發展壯大的必要性，他率先垂範，這才有了後來失街亭揮淚斬馬謖、自行貶降三等的千古佳話。然而令人不堪的是，諸葛亮的“法制”最先卻在劉、關、張的“結義”面前煙消雲散。華容道關羽義釋曹操後，正當諸葛孔明依軍令狀欲斬雲長時，劉備站了出來橫加阻攔：“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卻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三國演義》說是“孔明方才饒了”，依我看實則是諸葛亮有法難依，是不想違背君臣之義的忍氣吞身，是不得已而為之。就這樣，法制規則被破壞了，小恩打敗了大義，私誼戰勝了公理，給蜀漢埋下了早衰的伏筆。在一個人治社會里，有了人情好辦事，一切以“關係”、“熟人”為剛，導致法制不彰，潛規則盛行。我們每個個人都在享受著“結義”的好處，卻忍視著“正義”的沉淪；我們常常抱怨著“潛規則”的不公，卻看不到“法治”構建的重要。在“結義”虛幻的故事中，我們這個民族依然歷史循環、悲情難出！
三則“結義”阻遏了人才廣納。劉、關、張“三結義”無疑奠定了劉備集團起家幹事業的人才基礎，然而從一路衝殺出的“打虎親兄弟”，到後期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都是對“結義”阻遏了人才廣納的無情暴露。如果說早先“三顧茅廬”關、張對諸葛孔明的不敬，及至諸葛剛加入劉備陣營受到的奚落尚可理解的話，那麼當劉備把“勇毅冠三軍”的老黃忠列入五虎大將之一時，關羽的妄自尊大就暴露無遺。《三國演義》說得很清楚“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併，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試想，智謀如諸葛者、勇武如黃忠者尚且一時難入“結義”小團體關、張的法眼，其它等而下之者就更不用提了。
“結義”是封建時代的江湖幻象，與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格格不入。義講的是人和情，損害的則是法和理，“結義”恩繫於個人未為不可，若盛行於單位則拉幫結派、離心離德，流行於官場則固化成特殊利益集團，不惟阻遏人才精進，更會踐踏法治，損害大局，結義流弊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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