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其他文化領域的研究一樣，今天的西方易學也是多元化的，它的走向也勢必是多方向的。但儘管如此，前面提到的埃拉諾斯直覺圖像研究仍能代表一種主要的走向。理由在於，
一，在時間上，它屬於最新明確擬定的專門研究《周易》的科研課題；
二、在研究主體上，它代表著德國、瑞士易學研究的基本走向，而自從榮格和衛禮賢（Ｒｅ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７３－１９３０）一道弘揚東方文化以來，德國、瑞士就被看作是現代西方易學的發祥地，也一直是西方易學研究的中心；
衛禮賢（1873-1930年）
德國漢學家，曾以傳教士身份在中國生活了25年（其中青島22年）“不曾為任何人洗禮”，卻以在青島創建禮賢書院興辦新式教育、翻譯以《易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而聲名遠播。入土為安時，八卦環繞身邊。
在研究方法上，它承襲了迄今在西方影響最大的榮格易學心理學研究模式，並代表了這個學派的研究走向；
在研究內容上，它試圖發掘的是《周易》所反映的非理性的直覺圖像，也就是，它探索的是目前《周易》認知研究中最具前沿性的問題。根據埃拉諾斯的介紹，他們之所以進行這樣的研究，是直接從明代理學家來知德（１５２５－１６０４）易“象”思想那裡得到的啟發。
事實上，來氏之說是中國易學的傳統看法。在古代易學領域，“象”一直被理解為是一種思想深層的表意方式，也是《周易》的深刻內容所在。問題是，埃拉諾斯所要研究的“象”或“圖像”，是否就是我國古代所說的“象”？應當說，它們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三國魏學者王弼（２２９－２４９）曾強調《周易》思想的言、象、意三個層次。在他看來，始作《易》者欲表之“意”先是轉換為“象”的，而語言文字的作用不過是將這些“象”表達出來。很清楚，此所謂“象”不是指外在事物之現象或形象，而是內在心理之“象”（ｉｎｎ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是前語言的（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因而，要發掘《周易》思想的深層，就不能滿足於對它文辭上的理解，而需要體悟那些屬於“象”本應有的內容，當然更深入的一步是要把握“象”欲達之“意”。所謂“得象忘言”，所謂“得意忘象”。
可見，古人探求《周易》之“意”、“象”，可以被認為是在進行直覺認知的心理學的研究；而埃拉諾斯的《周易》直覺圖像研究，又無異乎是在“得象”。埃拉諾斯研究是有根據的，是符合中國古代對《周易》理解的實際的。
埃拉諾斯研究畢竟屬於今天的而且是西方式的，不同於傳統的研究。如果將後者看成是自發的、不自覺的《周易》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那麼，埃拉諾斯則有其明顯的自為、自覺的特徵，他們的研究方法將是規範而系統的。
在有關具體的方法問題上，究竟他們最終要採取怎樣的研究方式，今年的“埃拉諾斯聚會”後應當會變得明確起來。
不過，從種種情況來看，其法似乎主要是對《周易》內容逐辭、逐卦進行圖像化。
對此，首先可以從它的直接研究目的上得到了解。
埃拉諾斯負責人理茨瑪（Ｒ．Ｒｉｔｓｅｍａ）稱，他們的研究旨在“幫助歐洲人更好地學習和理解《周易》”。
顯然，要實現這一目的，要使歐洲人更好地理解它，需要找出中西方共同的語意表達形式。而圖像作為一種“世界語言”，是比較行得通的表達方式，從他們研究的內容看也是如此。埃拉諾斯是從直覺方面來研究《周易》的。直覺具有非邏輯同時又有內在整體形象的特徵，這就決定了，象徵性的方式和形象化的圖像較之語言能夠相對完整地將《周易》的直覺內容展現出來；
另外，從埃拉諾斯所屬的心理學學派看，圖像化方法在其創始人榮格那裡就已得到了應用。榮格在考察直覺現象時，選擇精神病人作為研究試驗的對象。
他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觀察分析病人們畫的圖形或圖像，以便了解其中所包含著的他們潛在意識中的基本想法及直覺活動的形式和內容。
埃拉諾斯要繼承這種圖像化的方法，幾乎是可以肯定的。無疑，埃拉諾斯的圖像化研究必將難上加難，必將是十分艱鉅的。
在討論有關該計劃的細節問題時，筆者曾專門談到了它的艱難性，例舉了幾方面的難度。如從《周易》文辭到它直覺圖像的還原時的難度，古漢語歧義性帶來的難度，還有中西語言轉換中語義的非完整性難度，等。然而，或許我們該換一下思考的方式來看待這種特殊的研究法。是否可以這樣說：惟其艱難，才需要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去做，要不得半點急功近利；惟其艱難，研究才顯得更有意義。相信艱難過後，將又是一次有益的發現。
東方耳轉趙繼明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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