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贯穿于整个大宋王朝，赵宋在这方面是破了记录的，从代周建宋开始不久就在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历史上唯一在政权刚建立不久就发生农民起义的朝代，此后三百年，大宋内部农民起义不断，规模有大有小，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这种不正常的高频率爆发显然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有关，赵宋建立以来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军阀割据势力的复辟，从而大量吸收地主阶级文人参与统制，这些掌握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得到了比任何朝代都高的政治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央集权程度的加强，更有利于皇朝的统制。
上层建筑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地主士大夫阶层有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和作为国家机器运转的肱股，其本阶层的利益就会被无限地最大化，从而土地私有和兼并愈演愈烈，对佃农的经济剥削也更加残酷并合法化。
宋朝皇帝从自身利益出发，单单从预防军人藩镇割据着眼，将官僚体系打造成庞大繁杂相互制约的形态，就需要在官员机构设置上注水，充斥大量的散官和冗官，需要发动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和地主精英分子加入公务员队伍，所谓“和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
大宋的皇帝确实达到了当初他设想的目的，稀释权力以文治国，将领无从掌兵，兵也不知谁将，军事威胁没有了，大头兵是不造反了。而统制者施行的所有这一切自以为天衣无缝，利在千秋的措施是要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社会精英是得益阶层，能最大限度兼并土地占据利益最高点，同时有权力空间规避制度成本。
而其自我完善改良，所谓“变法”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使农民减轻负担同时国家增收，但事实证明一旦侵犯了精英阶层利益，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反而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说明只要这种阶层固化在，这种国策前题在，统制者想通过自愈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真正承担社会成本的只能是底层普通农民，官府缺钱自然会加大赋税，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竟然出现“生子不举”的现象，就是要逃避官府的人头税。在商业流通领域赚钱的贸易官府垄断和民争利，地主商贾乘火打劫，具有代表性的宋初乾德年间四川王小波的起义就是在那种环境下爆发的。
大宋的官僚体系日积月累要有多少官员需要赡养，禁军盲目的扩大，战斗力高低不说，光数量就庞大之极，军费开支又是天文数字，而腐败问题更使这些行政开支似火上浇油。到神宗年间，官员数量一路飙升至近三万，还不包括候补的，不入品的胥吏，禁军达到一百四十万，国家财政为之耗尽。
这些矛盾如何解决，宋朝皇帝可以说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军头军阀们是被压制住了，可是为了压这一块而付出的代价是大宋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压迫就大反抗。
大宋的空气中飘扬着诗词的翰墨，弥漫着歌赋的韵律，那里是士大夫的舞台，文人墨客的竞技场。宋朝皇帝设计的国家机器，天生就有缺陷，就是一架失衡的天平，一头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精英和上层建筑，一头在下的是为这种社会结构付出成本的底层农民。
大宋的农民造反起义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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