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技術是第一位
畢飛宇說，“有時候我把小說看得很重，足可比擬生命。有時候我也會把小說看得非常輕，它就是玩具，一個手把件，我的重點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對許多人來說，因為有了足夠的生活積累才拿起了筆。而畢飛宇正好相反，他說，“我的人生極度蒼白，我是依仗著閱讀和寫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
文學是可教的
在南京大學等一些高校的小說課上，畢飛宇講的多是已被時間證明的經典，但是，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創意寫作坊，畢飛宇還未曾講解過已經發表的小說，而是幫助學生們完善他們自己寫的小說。
對此，畢飛宇有一個堅定不移的觀點：文學是可以教的。
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都認為文學，或小說是不可教的。“大學中文系不培養作家”，許多著名的教授都有過這樣的論斷。
畢飛宇認為，文學除了有非理性，即才華、直覺、想象力、情感，這些“不可教”的內容以外，同樣也包含理性的部分，即邏輯、語言的基本結構，人物形象的基本構成等等。
他總結，寫小說有一個最基本的技術層面，第一個結構，第二是呈現性。在他看來，一個學生如果可以把小說基本結構捋清楚，具有基本敘事、描寫能力，那麼他最起碼可以寫六十分的小說。
而他在廣外的工作就是要告訴每一個渴望寫小說的年輕人，當他們寫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告訴他們這兒有一扇門，一定要把這扇門打開，然後進入門的內部。“小說在門內，不能只漂浮在故事和人物周圍。”
縮短從腦袋到手臂的距離
小說寫作的結果是不確定的，然而小說寫作的過程本身就很珍貴。畢飛宇提出，寫小說是一個不斷克服寫作困難的過程，最終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並塑造更加強大的自我。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通過很好的訓練成為一個小說家、成為一個有藝術氣質、有想象力、會處理自己情感的人，即便以後不靠小說吃飯，但在未來某個時刻，
當他們在使用母語的時候，一個非常精確的表達，也會散發無窮的魅力。寫作給人帶來的改變，會像人的鬍子、嗓音、肌肉、骨架、皮膚……
在發育過程中逐漸成型。在這四年裡，畢飛宇的目標是要讓學生們儘可能縮短從腦袋到手臂的距離，最終達到“以手寫心”。而他認為這一切是可以通過訓練獲得的。
對於大學生寫作來說，閱歷不足是否會侷限他們的題材？畢飛宇認為未必如此，通過閱讀可以幫助我們抵達生活經驗以外的事物，
他坦言，在創作《青衣》時，自己對京劇的瞭解僅限於手頭上的一本《京劇知識100問》。然而小說出版之後，不少行家都以為他精通京劇。
“生活沒有給我那麼多，我也不具備波瀾壯闊的人生，沒經歷過九死一生，但我的人生也挺豐富，因為我讀了那麼多，寫了那麼多，是閱讀和寫作支撐了我自己，從一個青年到中年。”畢飛宇說。
《平原》曾被刪8萬字
1970年代，當畢飛宇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少年時，父親就幫他把形式邏輯學從頭捋了一遍，在上高中前，畢飛宇就已經把大學的邏輯學課程自學完了。他認為，由此帶來的好處是開始規避混亂，讓文字更有效。
畢飛宇回憶，他在少年時曾因痴迷康德哲學引發精神危機，後來被擅長邏輯學的父親一句話點醒，精神危機才得以解除。
因此，他也再三強調寫作中邏輯的重要性，對於新手來說，應從現實主義的手法開始，追求語法和生活邏輯的配套，只有做到了這樣，小說創作在技術成熟後才有超越邏輯、進入更高境界的可能。
其次，他認為小說的技術問題永遠是第一位。
畢飛宇回憶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作家坊時，課上討論的全是技術問題，翻譯畢飛宇小說的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也曾建議他刪減小說的部分內容，以求表達更簡潔。
“在他們看來，中國文學裡的許多東西是不需要的。”畢飛宇透露，小說《平原》25萬字，
但其實他最初寄給編輯的時候是33萬字，被刪掉的8萬字是“右派”顧先生大量的心理描寫、哲學說教，以及1976年蘇北鄉村的大段風景描寫。
在畢飛宇的反覆斟酌下，他認為這兩個部分“不符合小說的故事邏輯”，最後“心一橫”，痛下殺手，堅定不移地刪掉這8萬字。
最終使得在小說《平原》原本就厚重的底色上多了一份輕盈，“如果題材本身就厚重，文字也厚重，那麼小說呈現就會很‘黑’，像一塊鐵。這就是寫作要服從的邏輯。”畢飛宇說。
在這個不斷刪減、反思的過程裡，畢飛宇感受到文學編輯對整部小說成型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讚賞電影《天才捕手》中的編輯把沃爾夫從一個作者“刪”成一位大師的經歷，“在中國，作家很牛，編輯沒有地位。
在西方正好相反，作家之上永遠有一個編輯鎮著，編輯一定有辦法讓作者按他的要求改稿子，也就是，簡潔，簡潔，再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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