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面鋪開，創新已成為社會轉型時期的時尚詞彙和流行話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創新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標誌性語詞，成為政治家、知識分子、公務員等濟身時代前沿所必操的一套入門性、資格性話語。跟上世紀最初幾十年的知識分子和上流社會“言必稱希臘”一樣，現在的政治家、改革家和相關的學術界也“言必稱創新”。如果僅僅從一種姿態來看，這種現象或做法本無可厚非，它代表了社會民眾特別是社會精英們不安於現狀，力圖打破束縛社會發展尤其是束縛人們思維革新的陳舊藩籬，實現知識增量和財富增長的先鋒姿態。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一片喧囂嘈雜的創新聲音的背後，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創新，我們到底在哪些領域得到了創新？我們到底是在努力實現知識增量方面取得了創新，還是僅僅進行了話語的創新？換言之，我們究竟是在實質上取得了創新，還是僅僅在形式上進行創新？創新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是在為創新而創新，還是在創新與發展之間實現了有效勾連？
這就需要在知識創新、話語創新與社會發展之間進行一番排列組合。廣義而言，話語創新自然也在創新之列，並且也是知識創新的一種。而從狹義來看，知識創新與話語創新則顯然呈現背離趨勢，成為創新過程中的兩種路徑選擇。提出創新戰略的初衷，在於把知識創新與話語創新實現有效組合，從而在最大限度上體現創新的價值和效果。反之，如果二者之間產生了背離，則會影響創新的效果。把知識創新比做酒，話語創新比作瓶，那麼把它們進行組合之後會有以下四種結果：新瓶裝舊酒、舊瓶裝新酒、舊瓶裝舊酒和新瓶裝新酒。作為一項常識，大部分人對新瓶裝新酒應是最優選擇心照不宣，其次應是舊瓶裝新酒。至於餘下的兩種孰優孰劣，似乎還有較大討論空間。舊瓶裝舊酒因為沒有任何創新，看似最為落後，卻也最容易識別，而新瓶裝舊酒僅在形式上進行更新，實質內容沒有變化，其結果容易誤導，使人誤入歧途，譬如虛假廣告一類。不管怎樣進行組合，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無論怎樣去進行創新，其目的都是為了發展。離開創新談發展，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而離開發展談創新，則有譁眾取寵、居心不良之嫌。
既然知識創新、話語創新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並沒有複雜到難以把握的程度，那麼為何還會在知識創新與話語創新以及創新與發展之間形成疏離的局面？理由很簡單，進行話語創新較為容易，實現知識創新則比較困難；為創新而創新容易，為發展而創新則難。正如上文所言，在創新成為一種時髦話語的當下，在“創新”可以帶來切實的物質利益的背景下，很多人為了趕時髦，撈好處，無形中被“創新”所綁架，成為了“創新”這一語詞的奴隸。語言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具有神奇的魅力，往往有化腐朽為神奇之功效。關於話語創新的神奇功效，曾國藩的“屢戰屢敗”與“屢敗屢戰”已經使後人大開眼界。不過與後人不同的是，曾老先生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了推進戰事的順利發展而進行話語創新。倘若他老先生泉下有知，後人的所作所為必定讓他大跌眼鏡。
既然知識創新、話語創新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並沒有複雜到難以把握的程度，那麼為何還會在知識創新與話語創新以及創新與發展之間形成疏離的局面？理由很簡單，進行話語創新較為容易，實現知識創新則比較困難；為創新而創新容易，為發展而創新則難。正如上文所言，在創新成為一種時髦話語的當下，在“創新”可以帶來切實的物質利益的背景下，很多人為了趕時髦，撈好處，無形中被“創新”所綁架，成為了“創新”這一語詞的奴隸。語言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具有神奇的魅力，往往有化腐朽為神奇之功效。關於話語創新的神奇功效，曾國藩的“屢戰屢敗”與“屢敗屢戰”已經使後人大開眼界。不過與後人不同的是，曾老先生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了推進戰事的順利發展而進行話語創新。倘若他老先生泉下有知，後人的所作所為必定讓他大跌眼鏡。
因此，在創新這一語詞被用得過多過濫的今天，當務之急不在於從上到下力求創新，而在於拆開名目繁多的種種“創新”的精美包裝，還創新以真面目，通過知識創新和話語創新的有效結合，帶動社會發展——我們需要新瓶，更需要新酒，而且，更為重要的在於這種酒不能有毒，必須適合中國人喝，能夠對中國人有好處。那些花樣百出、千奇百怪、喝了沒半點好處甚至會毒死人的酒和那些包裝好看、毫無實用性的瓶俱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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