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將，在人們的印象中大概就是那些帶兵打仗，顯露戰功的那些人，然而，在明朝這個盛產大將的朝代裡，王鳴鶴的出現卻讓很多人對於武將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將人愛兵，文人愛墨，而對於武將出生的王鳴鶴而言，詩書的重要性在當時並不亞於武功！
明朝是中國古代一個動盪不安的朝代，官宦驕橫，百姓民不聊生。統治者在面對外界所給予的壓力的同時，其實更大的矛盾是來源於自身內部。統治集團內部，不僅上下勾結，拉幫結派，而且在最重要的武備上亦對士兵軍餉進行著剋扣！
王鳴鶴官出武考，是一位綜合能力十分出眾的將才，在漫長的戎馬生涯中，他在實踐中磨練成了一位傑出的將領。
面對當時的時局，王鳴鶴感到無比的憂慮。那時，由於嘉靖皇帝不理政事，國勢衰弱，到了神宗皇帝時，已漸漸趨於沒落，尤其是一生致力於改革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死後，明之政治風氣日壞，黨派傾軋，益形尖銳化。
萬曆二十七年，又值播州楊氏叛亂，明廷開始調集大軍圍剿楊應龍，王鳴鶴也奉詔離開守備三年的狼山，前往貴州參與平播。
據鄭珍《遵義府志》記載，在播為官的汾陽人林桐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秋七月憑弔海龍戰場時，有感而作《題王羽卿詩後碑》，碑文見載於《遵義府志》。此時是戰爭之後的第41年，即弘光元年（1645年），重修海朝寺時所刻的碑文（舊碑新用）。碑文中的一些細節，不見諸史乘，即王鳴鶴還是平播戰役中最先登頂海龍屯的將領。
如果此事為實，那麼王鳴鶴則將是萬曆三大徵都有參與的將領。
面對內憂外患，各種社會矛盾也空前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城市居民鬥爭時有發生，軍隊“兵變”頻頻出現。不僅內亂加劇，而且外患迭至，倭寇入侵，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殖民者也紛至沓來。特別是明朝後期政治腐敗，軍事實力的削弱，為“後金”努爾哈赤嚮明進攻提供了有利時機。
嚴重的社會危機擺在這個王朝的面前，身為一名武將，尤其是參與了三次國內的動盪後，王鳴鶴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倍加憂慮。
王鳴鶴自幼刻苦讀書，手不釋卷，哪怕是在戰場上，他也未曾一日廢書，他的軍營中更是藏書無數。史料曾這樣記載“其鈴閣（將帥長官辦事的地方）之藏，幾於二酋（指藏書特多），腹中武庫，不減數萬甲兵。”也就是說他軍營中的藏書比兵器還多。
面對當時嚴峻的社會危機，王鳴鶴憂心忡仲，也不禁做出了“天下之勢，幾乎垂卵”的感嘆。他深知自己無法改變這個王朝的未來，所以只能寄遠志於詩書之中。
飽讀詩書的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將領，更是一位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王鳴鶴編著了《登壇必究》這部中國兵書史上的重要著作，在宋明之際三部大型兵書中，這本兵書上承《武經總要》，下有《武備志》，可以說是居於承先啟後的地位。
《登壇必究》成於明朝萬曆年間，補充了宋、元及明中葉的大量新資料，尤以明代材料為最多，這對於研究中國軍事史和《明史》均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同時，通觀全書，與其它兵書相比較，又有其諸多的特點。尤其是其中對於時局深刻的剖析和王鳴鶴對於社會問題客觀的理解，也讓這本書顯得彌足珍貴。
然而在時代面前，個人的呼喊似乎又顯得那麼微不足道，哪怕是奮筆疾書著兵書，又或者是親臨沙場鎮兵亂，這樣的付出最終都無法挽救明王朝的頹勢。也註定了王鳴鶴戎馬一生最後的悲涼。
人物誌
明萬曆27年底（公元1599年），因明廷調兵至貴州播州會剿叛亂土司楊應龍，王鳴鶴遂奉詔離開戰鬥了三年之久的狼山，前往貴州參加討播。晉都督僉事，廣西總兵、廣東總兵，平海南黎族部落叛亂歸途中染瘴疾卒。守邊境三十餘年，歷大小數十戰，每戰必勝。喜吟詠，有文才。著有《平黎紀事》、《東粵私憂》、《帷間問答》、《登壇必究》、《火攻答》、《路鳶集》、《西征集》、《百粵草》、《綬帶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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