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长征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和新生地。从政治上来说，关键点是遵义会议；从军事上说，是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今天，我们就来回望一下红军当年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场景吧。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石棉县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却在近代70余年间，上演了两次结局相反的战争史诗剧，一个是“滑铁卢”失败后的哀歌绝唱，一个是“诺曼底”登录后的浴火重生。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令，不同的人物，为何却演出了不同的剧情？这个谜一样的地方，带给后人无限的迷思。
一、千古遗恨，翼王覆没安顺场
石达开(1831年3月－1863年6月)，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太平天国最著名的常胜将军，爵封翼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东王杨秀清逐渐掌握军政实权，竟然逼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1856年洪杨内讧，终于酿成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也卷入其中，因其秉性耿直，不愿陷入争权夺利的阴谋中。1857年6月，石达开率太平天国数万精锐出走。数年间，他先后转战于鄂川黔滇四省，四进四川，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5月，太平军到达石棉县境，此时太平军尚有三四万人。
石达开站在河畔，默默凝视波涛滚滚的河水，默然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军方略。蓦然抬头，他深邃的眼睛瞄向了东北方——成都城。要打到成都城下，眼下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沿石棉，经汉源、荥经，进入雅安，再直捣成都，即今日雅西—成雅高速一线。二是经石棉过大渡河进入泸定，经天全进入雅安，再进攻成都。两条线路呈弓形，线路一为弓背，线路二为弓弦。对于当时已经人困马乏、粮械奇缺的太平军来说，选择第二条线路无疑是明智的。但是，久经战阵的石达开有战略上的考量：成都乃西川重镇，清军必定在进军大道上以层层重兵设防，走第二条线路无疑是自投罗网、以卵击石。第一条线路虽然崎岖难行，但相比较而言，却是一条生路。于是，他决定走第二条弓背路，强渡大渡河，进军泸定。
1863年5月14日，太平军抵达越西厅土千户王应元所辖的安顺场（紫打地）。石达开一边命令赶造渡船，一边向西边的松林小河进军。但因王应元已提前斩断小河铁索桥，使石达开无法渡河。当晚天下大雨，大渡河、松林小河洪水暴涨，太平军错过渡河时机，清军得以赶赴大渡河北岸布防拦截。战机转瞬即逝，清军完成了对太平军的战略包围，太平军陷入被清军、民团、彝团三面夹击、一面背水的被动局面。
5月17日，石达开派兵乘船筏作试探性的抢渡，遭遇王应元的顽强阻击。这位土千户一点都不土，善于布疑兵之计。他将草席卷起捆绑，涂抹墨汁，伪装成大炮，导致太平军不敢进兵。5月21日，翼王再选精锐数千人分乘木船与竹筏数十只大举抢渡，此时因上游暴雨，水势忽然暴涨，船筏瞬间被惊涛吞没，数千精锐，无一生还。强攻不成，便要智取，5月23日夜间，太平军在河面最窄处泅水偷袭，仍被敌人击退。翼王计上心来，既然渡船不成，就搭浮桥过河。他命令夜间下水，每船首尾扣搭，以铁索相连。这时，只要王应元没读过《三国演义》，太平军便几乎有成功的希望。无奈天公不作美，河流水势太急，连索浮桥仍被激流冲断，在王应元没有用火攻的情况下，仍然功败垂成。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知道石达开是不懂“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还是不屑于与“蛮夷”拉拢关系，太平军进驻安顺场后，与当地彝民的关系闹得很僵，直接导致5月29日彝族土千户岭承恩偷袭石达开的后路，占领马鞍山太平军营盘，截断粮道，将存粮抢劫一空，这无疑让太平军陷入了绝境，正如当地群众所说：“朝左走有小河王铁桩(指王应元)扎断，朝右走悬岩绝壁滚木擂石在高山，朝前走铜河(指大渡河)水暴涨滔天，朝后退手巴岩高山铁寨。”
当时，太平军几无生路，“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骡为食。”但英勇无惧的石达开绝不甘心投降，他决心率众血战突围。6月3日夜间，他站在河边一块大石上，慷慨激昂地向部众讲道：“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渡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陷入绝地，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手受缚，为天下笑。”众军吼声雷动，士气大涨，人人怀必死之心，全军分乘船筏猛扑大渡河。但是，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倾斜到清军一侧，船筏仍被洪水冲没，太平军伤亡惨重，抢渡失败。
无奈之下，石达开以箭缚书射投土司王应元，希望讲和让路，或者能以高价卖粮给太平军。但是王应元已被清廷收买，清廷答应他“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这位土司垂涎太平军的军资财富，对石达开的要求断然拒绝。石达开又请彝族土千户岭承恩让路，可是岭承恩对太平军没有好感，进攻更急。石达开率领残部六千余人，向东血战突围，到达老鸦漩时，又为洪水所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石达开决心率军死战，为绝后顾之忧，他命妻妾抱幼子投河自尽，并与部将商量“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
抱定以死殉国信念的石达开，看着身后跟着自己血战万里的数千子弟兵，大有楚霸王项羽乌江穷困时的感慨。望着这些年轻的子弟兵，想起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妖军方欲生致余，以邀不世之赏。余何惜一身以救诸君。”于是他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说：“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他甘愿投降，束手就缚。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翼王一起被押入清营。石被押往成都后，于1863年6月25日在科甲巷被凌迟处死。
如今，四川省档案馆里仍珍藏着那篇判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斩首示众的札文。上书：“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掩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岁月在纸张上留下了泛黄的印迹，却难掩那血腥的屠杀场面，一代将星，就以如此悲情的方式陨落了。
二、神勇无畏，红军渡河逞英豪
时光飞逝，转瞬间已到了72年之后的1935年，中央红军于5月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决定亲往昆明督战，布置对红军实行新的围追堵截。蒋介石调兵遣将，在大渡河畔布防并严密封锁。在这片蛮荒之地，蒋介石投入近二十万军队，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利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这样一个有利的三角地带，“根本歼灭”红军。
5月份，中国工农红军在、朱德的带领下，巧妙渡过金沙江。中央军委和确定下一步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为此，就需要迅速攻占安顺场，强度大渡河。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和蒋介石来说，历史似乎要以惊人相似的过程上演了，蒋介石也非常有信心，妄言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但一向相信“人定胜天”的，没有让悲剧重演。
如今，当地仍流传着一个故事，是夜访老秀才的故事，它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故事本身颇有点类似于古代国君访贤臣的味道，且记述于此吧。
在红军到达安顺场后，面对水猛浪急的大渡河，踌躇不已。他深夜在安顺场踱步，决意微服私访。不经意间走入一个前清老秀才宋大顺的家中，与老人亲切的交谈起来。言谈中得知，老秀才当年竟然亲眼目睹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过程，仔细停他描述当年那惨烈的战争场面。最后问道：“那么安顺场的老百姓是如何看待我们红军的呢?”宋大顺用四言八句作答：“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听后，微笑颔首。回军后，即召集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连夜制定强渡大渡河的作战方案。
此时，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由川军两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的1个营筑堡防守。5月24日晚，中央红军第一师第一团担任主攻任务，由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经过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5月27日上午7时，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二位首长站在一块如今被当地人称为将军石的巨石上，指挥渡河作战。当年，翼王也曾站在这块巨石上慷慨激昂地鼓励将士。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架着当地特有的翅首木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劈波斩浪强渡天险，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四守敌，占领了北岸桃子坪敌守军阵地。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但是，紧接着面临到更大的困难：安顺场渡口河面宽300多米，流速每秒4米，水深30余米。河底乱石参差，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可使鹅毛沉底，水性好的人也无法泅渡。如此恶劣的条件，要在数日内把中央红军送过大渡河，可谓是冒着生命危险，与时间赛跑。
面对后面强大的追兵，军委果断决定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刘伯承、聂荣臻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继续过大渡河，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组成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沪定桥。红军由于沿路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讲明了党的群众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广大群众选出了七十多名熟练的老船工，分成四班，日夜摆渡，3天内把红军送过了大渡河。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渡河后的右纵队于27日出发，向沪定城急进，并于29日攻占沪定桥。
三、一胜一败，天算还是人谋？
同样的地点，类似的境况，却是产生了一胜一败截然相反的结局，为什么呢？石达开给出的答案是那临死前一声悲壮无奈的怒吼“天亡我也”；给出的答案是他一生信奉的那句自信豪迈的“人定胜天”。拨开历史的迷雾，让我们抽丝剥茧地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相同之处在于：一是同为疲弱之师。石达开渡河前有部队三四万人，之前一直转战多年；中央红军在血战湘江后，也只剩3万多人，虽然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新兵锻炼不够，掉队很多，且老兵因长期流动作战，减员严重。两支部队同样师老兵疲。二是敌人围追堵截。太平军在安顺场遭遇清军、土司军、彝族民团围堵；而红军也面临近二十万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堵。三是粮草武器缺乏。两军均为流动作战，无固定根据地，多次经历恶战，粮食奇缺，武器装备当然也不能和朝廷或中央正规军相比。
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双方与当地土军的关系不同。当地土司和彝团受清朝的拉拢，与太平军的关系很差。导致土司王应元在前坚守渡口，彝团岭承恩在后偷袭烧粮，最后太平军终于弹尽粮绝。而红军与当地彝人的关系很好，红军沿途发布的布告，大大赢得了民心。而且，刘伯承会见彝民首领小叶丹，与之歃血为盟。1942年小叶丹被军阀杀害，他家中珍藏的遗物唯有元帅当年赠送的一面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可见二人关系之铁。彝族土著熟悉地形，为红军提供粮草药品和向导。
第二，天气不同。石达开渡河时，上游刚下了一场暴雨，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本来就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此时更加不适合渡河。石达开三次渡河，均以失败告终，且损失上万精锐。红军渡河时，没有遭遇暴雨和山洪，虽然河流湍急，无洪涛阻隔，兼之有老百姓的帮助，终于强渡成功。
第三，速度不同。石达开转战六年，步步为营打到了大渡河。清军提前预知，早已布防完毕，且与当地土司达成协议。石达开此时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因为生了儿子而下令全军庆祝一日，就是这天夜里，大渡河水暴涨，已经无法渡河。太平军以疲惫的少数部队强攻在此以逸待劳的精锐部队，结局可想而知。反观红军，不仅进军速度快，决策速度快，战斗速度也快。先是红一军团一夜急行军二百里，快速通过金沙江。此时，国民党大军尚被甩在背后，就造成了红军相比渡口守军的力量对比优势。继之，军委看到机不可失，迅速决策，命令连夜进攻；再之，团长杨得志按军委命令，快速排兵布阵，加上船工勇士帮助，抢占安顺场渡口。红军利用局部优势兵力撕开了大渡河的防御，直到红军全部渡河成功两天后，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才匆忙赶到安顺场渡口。
所以，综合分析，安顺场成为石达开和太平军的“滑铁卢”，并非是“天”要亡之；而红军在安顺场成功上演“诺曼底登陆”也并非是幸运，这其中，“人”的因素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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