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者喬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號在德州發表演說，順便推銷他的新書：《美國的靈魂：善我爭奪戰》（The Soul of Amierca: The Battle for Our Better Angels）。他引經據典，妙趣橫生。其中有段話特別捕捉住我的注意。
林肯總統被刺後，以副總統身份接任總統的安德魯·約翰遜曾經說了一句十分刺耳的話：“美國黑人在先天性和遺傳上無法自治”（Black Americans are congenitally and genetically incapable of self-government.）。
這位來自南方的約翰遜總統百般阻撓美國的重建，反對憲法第14條（賦予黑人公民權）和第15條（賦予黑人投票權）修正案。就如約翰遜總統認為是低等族類。 這種白人普遍的優越感，不論是否自覺，深深地影響著美國曆史。
在“民權法案”和“平權法案”通過50多年之後，黑人平權之路還是遭受到很多反對的聲浪。黑人在許多人心目中，包括華人，仍然被視為次等民族，認為黑人祖先來自“糞坑國”。
這種觀點在學術界也並不陌生。“學術”成了為種族主義背書的工具，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則是《鐘形曲線》這本書。這類報道也為最近華人反AA提供了“理論基礎”，搞出什麼“種族現實主義”的鬧劇。
《鐘形曲線》
1994年，政治學家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與心理學家裡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一本具有爭議性的暢銷書《鐘形曲線》，全書800多頁。
作者斷言，智能決定人的命運：人類智能主要受到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從智能可以預測個人的發展，包括財務收入，工作表現，未婚生子和犯罪率，而且與其父母的社會經濟水平無關。整本書中，遺傳因素（種族）決定智能的說法就像核彈一樣在全國爆炸開來。
《鐘形曲線》的基本假設
作者在引言中介紹智能研究的歷史，根據前人的研究，提出六個基本假設。整本書的論述就建立在這六個基本假設上。簡單說明如下：
1. 人類“認知能力”（智能）是個單一的一般性實體，可以用單個數字（智商）表述。
2. “認知能力”的遺傳率在40％到80％之間，因此主要以遺傳為基礎。
3. 智商（IQ）本質上是不變的，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都是固定的。
4. 智商測試人的“智能”或“聰明”，我們能夠按照（智商的）逐個線性順序排列人類。
5. 智商測試十分準確。
6. 智商測試十分客觀，不受種族或社會經濟地位影響。
1996年，密西根大學C. Loring Brace教授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出批評，指出《鐘形曲線》的每一個假設都存在問題。他的學生，人類學教授Shelly Smith 2018年發表了一篇後續專文，從根部挑戰書中有關人種的概念。（參見：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002/ajpa.23385）
面對訪問者的質詢，默裡後來否認其中一部分假設是他們的原意，例如，單個數字（IQ）並不單個，等等。不過，這些不過是“技術性”的細節，不影響主題。
《鐘形曲線》的主要內容
全書分四大部分：1）認知精英階級的形成；2）智商與社會問題的緊密相關性；3）智商與種族的緊密相關性；4）智商與制定社會政策。
1）認知精英階級的形成（1-4章）：美國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使得智商高的都向上移動到社會頂層，他們收入多，地位高。智商低的都淘汰到社會底層，他們工資低，地位低，或者失業。社會分層於焉形成。
2）智商與社會問題的緊密相關性（5-12章）：低智商的人容易犯罪、吸毒、家庭破裂、教育程度低，造成社會問題。
3）智商與種族的緊密相關性（13-17章）：東亞人種智商略優於白人，白人高於拉美，拉美高於非裔。非裔的平均智商與白人相差一個“標準差”。這個現象與家庭的“社會經濟水平”（SES）無關。低智商往往出生率較高，拖累了社會的素質。
4）智商與制定社會政策（17-22章）：美國過分關注低智商的學生和僱員，例如平權法案（AA）。美國正快速走向“種性社會”（caste）的分層社會結構。為了避免受到拖累，成為低智商族群的“監護國”，美國應當重新考慮社會公義（優生學？），減少浪費社會資源。
可以想見，這本書以及其中的斷言在美國的知識界所引起的軒然大波。由於裡查德·赫恩斯坦已經逝世，查爾斯·默裡成為《鐘形曲線》的主要面孔。
雖然《鐘形曲線》的殺傷力很大，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去質疑作者的寫作動機，因此那些從“政治正確”立場提出的批評我們可以不計，本文把焦點放在從學術立場提出的批判。
對《鐘形曲線》的主要批評
A）古爾德的批評
最先發難的是已經去世的，美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與科普作家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他1994年底在《紐約客》上撰文，批評該文六點假設不靠譜，屬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方式。他指出該書過分渲染智商的遺傳性，而低估了不同種族間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他認為，該書選擇性地採證，迴避“因子分析”。古爾德認為單個數字不可靠，智商的環境因素很高，而且是可以改進的。
B）卡明的批評
剛去世的心理學家萊昂·卡明（Leon Kamin）1995年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發文批評《鐘形曲線》。他指出，該書作者混淆了“相關性”與“因果性”的區別，引用的數據也有問題。
為了闡明卡明的論點，本文引用一些最近的資料作說明：
1）資料來源的問題：
卡明批評林恩的研究“漠視科學的客觀性”。《鐘形曲線》大量引用英國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的研究，稱林恩是研究種族區別的領軍人物。
然而，林恩（以及合作人Tatu Vanhanen）的研究方法，以及取樣方式，廣受許多學術界和媒體的嚴厲批評（可參考《維基》上“Race and Intelligence”所提供的背景資料）。他們對非洲黑人的取樣和研究尤其被指為粗糙、偏頗。
起初，林恩和Vanhanen根據“全國青年勞動力市場經驗縱向調查”（NLSY）的資料，得到非洲黑人平均智商只有67的結論，並以此宣稱：基因決定智商。不過，阿姆斯特丹的科學家們Wicherts，Dolan和van der Maas（2009）透過薈萃分析發現，林恩和Vanhanen依賴非系統的方法選取數據，因此低估了非洲，實際數字應當是82。
NLSY本來意在指出智商與環境間的相關性，同種族如果生長地區不同，平均IQ就不同。不過，林恩和Vanhanen的研究低估了非洲黑人平均智商。
耐人尋味的是，林恩是種族主義的“科學”雜誌《人類季刊》（Mankind Quarterly）的副編輯。他是先鋒基金（Pioneer Fund）智庫的董事會成員，該智庫被公認為傾向白人國家主義和提倡優生學。《人類季刊》以及林恩的研究都受到先鋒基金的大力資助。換句話說，《鐘形曲線》所引用的大部分資料來自先鋒基金智庫的資助。
林恩曾對英國右翼雜誌（Right Now！）的訪問記者說：“我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是解散美國。非裔和西班牙裔人集中在西南部，東南部和東部，…… 以白人為主的州應宣佈獨立並脫離聯邦。然後，他們將實施嚴格的邊境管制，…… 如果這樣做，白人文明至少可以在少數幾個州內生存。”
由於大量引用林恩和Vanhanen的結論，《鐘形曲線》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2）言過其實：
該書引用心理學家亞瑟·詹森（Arthur Jensen）的研究。卡明指出，詹森的研究並沒有得到“確鑿”的結論,《鐘形曲線》作者們言過其實。
3）濫用統計數字：
《鐘形曲線》多次使用NLSY的研究資料，而且是透過林恩的視角。作者們費了許多功夫（圖表、表格、附錄），為了要證明，低智能造成低SES水平，而不是低SES水平造成低智能。
卡明認為，該書作者所引用的統計手段十分不嚴謹，不可靠。那種“智商決定一切，包括決定社會經濟水平”的結論遠遠超越了他們手中的數據。
卡明批評，這本書不過是為反對AA背書。他同意《紐約時報》記者鮑勃·赫伯特（Bob Herbert）的評語：“這本書不過是用很有禮貌的方式稱呼對方是’黑鬼’。”
4）“弗林效應”的後續：
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1984年指出，智商不是固定的，世界各國的智商越來越高。這個現象稱為“弗林現象”。該書作者將這個現象解讀為：這是衛生、教育等環境的改善，隱蔽了人口結構（少數族裔）的因素。
然而，由於這種增加近年來已經停滯，該書作者更加振振有詞，認為社會不應當過分關注少數族裔，而是要“不分種族”地把精力放在改善、提高競爭環境。如果法律規定，只有博士才能夠生子，那社會許多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美國立刻進入烏托邦社會！
卡明對作者這種論調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濫用科學為政治服務。最近有研究人員認為，其實“弗林效應”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還沒開始。
C）解讀統計數字
智識界有句常話，說到謊言有三個級別：“謊言，該死的謊言，然後是統計數字”。如果不謹慎使用，統計可以為最大的謊言服務。
讓我們舉幾個例子。
Pesta＆Poznanski（2014）的研究顯示，縱使排除種族因素，美國各州的平均溫度與該州的平均智商密切相關。既然智商無法影響溫度，那麼，是否學者“證明”了：溫度造成了智商上的差異？
有人用腦容積大小的統計數字來“證明”黑人（平均）智商較差。Nisbett等人（2012a）和Mackintosh（2011）的評論指出，目前的數據確實顯示了美國非裔和白人之間大腦尺寸和頭圍的平均差異。但他們質疑，這是否與智商差距有任何關聯。Nisbett等人指出，大腦容積不是衡量智商的好方法，例如，男性的大腦大於女性， 但兩性間並無任何有記錄的智商差異。這點下文還有更多說明。
世界上最傑出的進化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從2005年起開始宣傳德系猶太人（Ashkenazi Jews）智商特別高，甚至高於其他猶太人。他認為，由於遺傳因素，德系猶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
可是，經過進一步研究，20世紀初進行的測試發現，德系猶太裔美國人得分低於美國平均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美國士兵進行的智商測試發現，北歐人的得分遠高於猶太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猶太人的智商得分開始高於平均水平。這些數據明顯推翻了平克的斷言。
分析測驗數據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爾·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寫道：“我們的數據……反而傾向於反駁猶太人非常聰明的普遍看法”。
死亡者生前每天都呼吸空氣，但我們不能說，空氣造成死亡。統計數字最多不過呈現相關性而已，絕對不等於因果關係。如果要假學術之名，硬要用研究證明自己的偏見，那麼，納粹德國老早就做到了——猶太人是劣等民族。
面對少數族群生存的劣勢，顯然地，作者的用意不在鼓勵、增加他們向上移動的競爭能力，而是希望用壓抑、忽視、排斥的方式來維護白種人的優勢。最遺憾的是，他們假學術的崇高之名來達到目的。
甚至，他們不做進一步探討，就方便地倒果為因，把非裔社會的問題，例如、貧窮、犯罪率高、毒品、家庭解體、升學率低，等等，歸咎於他們的智商，而“智商”又被“基因”所決定。於是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種族歧視，再也不需要感到愧疚了。
華人的“種族現實主義”
所謂“科學種族主義”（或作“種族現實主義”）是個偽科學的信念，他們認為經驗證據支持或證明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或種族優越。從歷史上看，“科學種族主義”思想在科學界有些聲音，其中以《鐘形曲線》為最顯著的代表。雖然存在於學術界，但它不再被認為是“科學的”。它的立場逐漸被證偽，被唾棄。
反穆斯林、反黑人、反難民的論調在華人中一向很有市場。從今年起，有所謂“種族現實主義”的公眾號開始出現在華人圈。
該公眾號如此定義：“種族現實主義認為：不同種族的差異不只是外表和膚色的差異，而是在平均身體特徵，身體素質，平均智商，性格，自控能力，未婚先孕概率，犯罪率與性傳播疾病方面都存在普遍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必然也影響不同的族群構建什麼類型和水平的社會。”（參考：《缺少種族現實主義，現代社會難以保持繁榮與穩定》，7月6日）
該公眾號8月12日發表了一篇非常吸引眼球的微信：《愈發難以掩蓋的現實：不同種族之間的平均智商差異》，公開主張：黑種人素質低下。這篇文章為華人中的種族主義提供了彈藥。
這篇文章翻譯自傑瑞德·泰勒（Jared Taylor）的一個（曾被youtube封殺的）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HCmiv7BAE&t=65s）。泰勒不是科學家，也不是研究智商的專家。他出生於日本，父母親是來自美國的傳教士。他是美國“新世紀基金會”會長（New Century Foundation)。該基金會的經費主要來自上面提到的傾向白人種族主義的先鋒基金。“新世紀基金會”的立場也被學術界歸納為“白人至上主義”。
傑瑞德·泰勒（圖片來自維基）
該基金會的主要任務是支持一個白人至上雜誌《美國的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泰勒是該雜誌的創辦人和主編。
泰勒用舉證的方式斷言：“黑人平均智商偏低來自基因，而非環境”。該視頻最大的問題在於泰勒所引用的片面資料並不科學。這個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宣傳視頻竟然被華人拿來作歧視黑人的理論基礎。十分可悲！
由於篇幅，本文僅僅提出三點批評：A）該文所大力鼓吹兩位學者研究的可靠性；B）該文對白人家庭領養非裔孩童的解讀；C）該文開頭所引用的統計圖片。
A）兩位學者的研究
1）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拉實頓（J. Philippe Rushton）
菲利普·拉實頓（圖片採自維基）
泰勒提到拉實頓教授（已逝）的研究，顯示：亞裔與白人的大腦明顯比非洲與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更大。因此，亞裔和白人的智商更高。
如前所述，腦容積與智商間的相關性很低。有好幾個不同的科學刊物也得到這個結論，例如，《科學美國人》雜誌和《今日心理學》雜誌。愛因斯坦的腦容積就與常人無異。絕種的尼安德特人，他們的腦容積遠大於現代人類。所以用腦容積來作智能的判斷，十分不可靠。
拉實頓教授在去世前一直是種族主義智庫先鋒基金的負責人。他很多主張，例如，決定智商的主要因素是基因（而非環境）、種族與犯罪的緊密關聯等研究也廣泛受到科學界的批評。他的學術客觀性一直受到質疑。
2）德拉華大學心理學教授琳達·高德弗裡森（Linda Gottfredson）
琳達·高德弗裡森（圖片來自德拉華大學網站）
泰勒高度推崇高德弗裡森教授繪製的“智商種族分佈圖”，說明黑人平均智商低於白人，並用以解釋為什麼黑人一般成就比白人低。
《華爾街日報》1994年曾發表了一篇高德弗裡森與其他51位教授共同署名的專欄文章，主張智商有40-80%的遺傳性。文章表示，他們“沒有確定的答案”來解釋這個現象。
對這個發現，社會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1996年提出批評，認為該文誇大了遺傳因素，而低估了環境差異。《美國心理學會》 1995年一份報告也指出，環境因素比基因更合情合理，但對於黑白間智商差距“沒有合適的解釋”。
筆者發現，這許多人物，以及他們的研究都有個共同交集，就是受到先鋒基金的支持和贊助。高德弗裡森教授的研究也不例外，她的研究受到先鋒基金的資助。她也不斷為《鐘形曲線》辯護。
她的研究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例如泰勒的關注，並且不做說明的片面解讀，這就不太令人感到奇怪了。
B）有關研究白人家庭收養非裔孩童的解讀
泰勒視頻中提到，1970年代桑德拉·思卡爾（Sandra Scarr）和理查德·韋恩伯格（Richard A. Weinberg）所做的研究：130個非裔與混種孩童被白人家庭領養。孩子長大以後，他們的平均智商與非裔家庭長大的孩子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泰勒宣稱，基因是決定智商最重要的因素。
根據我在網上的搜索，泰勒所提到的研究就是“明尼蘇達州跨種族收養研究”（參考維基：Minnesota Transracial Adoption Study一條）。這個研究在1976年發表後，又分別在1992與1996年發表了後續研究。
由於林恩拿他們的研究成果證明基因決定智商，作者們於是特別解釋，他們沒有控制領養前的條件，也沒有控制領養後在學校所受到對待的控制，他們的研究不能替基因決定智商背書。
到了2016年，又有人指出，如果除去低智商的白人家長，並減去弗林效應，將更加否定基因決定智商的斷言。可見，泰勒的斷言是言過其實的。
C）開頭的圖片
“種族現實主義”公眾號這篇《愈發難以掩蓋的現實：不同種族之間的平均智商差異》這篇文章在開頭貼了一張“全球智商綜合性分佈”的圖片，如下：
該文既沒有說明該圖片的來源，也沒有解釋其內容，但卻十分吸引眼球，造成宣傳的效果。
其實，這張圖片來自一個獨行俠，荷蘭人Joel van der Reijden的個人網站，“全球化與隱蔽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Covert Politics）。van der Reijden花了很多功夫，把林恩以及其他幾個支持種族與智商相關性的資料綜合起來，製作了這個圖片（https://isgp-studies.com/race-and-iq）。
根據我們前面的解釋，林恩等人的研究充滿問題。因此，就像是張宣傳海報，這張圖片的價值就不言自明瞭。
結 語
黑人的生存條件和歷史背景至少近400年來是處於劣勢。黑人平均智商較低這個現象或許是個事實，但並不等於黑人中沒有高智商的人。智商有多少是被基因決定，有多少是被環境和文化所決定？這還是個未知數。如果簡單地把相關性解釋成因果關係，那就是誤導讀者，更是不忠於學術原則。
像《鐘形曲線》這類的書籍和文章，用偏頗的論理方式，以及非系統的數據收集，那正好說明，作者們往往有先入為主的立場，這是“智識上的不誠實”。
歷史上，這種偏頗的學說帶來許多災難。例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及相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帶來了愛爾蘭大饑荒。
假學術之名，泰勒這批人明目張膽地支持種族主義的立場和政策，背後還有種族主義者的財力支援和互通聲息（例如，先鋒基金）。他們的立場代表一種弱肉強食的世界觀。
面對同樣的現實，認為要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增加他們向上移動的機會，這才是社會公義的原則。它反映一種愛憐孤兒寡婦的世界觀，它更接近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普適價值。世界觀的不同正是野蠻與文明的分水嶺。
平等不一定就是公義。上圖，左邊寫著公平，右邊寫著平等。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 Artist: Angus Maguire ( interactioninstitute.org / madewithangus.com)
2017年4月22號，新無神論掌舵者之一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訪問《鐘形曲線》作者默裡。哈里斯指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該書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喜愛。當哈里斯詢問默裡為什麼要寫這本書的時候，默裡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為了反對AA這類政治正確的政策。
默裡認為，這些政策假設：“每個人在頸部以上都相同……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還是種族”。默裡表示：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帶來惡果！
顯然地，根據作者自己的話，《鐘形曲線》寫作的目的不在於傳播知識，而是滿足一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即白種人的優越性。他們希望保持既得的權利和利益，並非為真理與知識。
這種隱藏在“科學“的外衣下的種族主義，正在設法顛覆西方文明花了數千年所建立的價值，特別是美國的立國理念。他們分裂族群的手段讓人感到，我們又回到了野蠻時期的弱肉強食。
總之，AA不是，也不能是，一個簡單的種族配額制度。AA作為指導原則完全合理，符合公義的原則，但那不等於配額制。以硅谷為例，各大公司都嚴格實施平權法案，注意招收、培養婦女和少數族群，但是沒有公司實行配額制，那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
或許，大力反對AA，甚至倡導馬太效應的華人吃瓜群眾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所利用，成為他們的馬前卒？
（撰文：臨風，編輯：美國華人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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