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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守成“奇才”，在清朝的固有體制內，他將國家威權與體制的“優越性”發揮到極點。
姑且不論這套制度的優劣，從經濟總量、內政、外交方面來看，乾隆在位期間，人心穩定，“金甌”尚稱穩固。
乾隆不僅是一個很有手腕的政治人物，乾隆還是個特別擅長斂財供自己揮霍的皇帝。
中國歷史上從漢代以來就確立了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分割的原則，田賦歸國庫，山海、鹽鐵之利歸皇室財政、由皇帝私人掌控。在君主制達到頂峰的乾隆時期，皇室財政、皇室開支更是“秘密”。
不僅如此，清代國庫和內務府還存在家國不分的情況，為了掩人耳目，稅關解交內務府的銀兩皇帝硃批“交海望”，海望本人身為戶部尚書，相當於今日的財政部長。 “交海望”乍看之下以為此銀流入戶部銀庫，但海望同時兼任內務府總管大臣，他必須向皇帝奏報該銀入內務府廣儲司銀庫。
據統計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銀庫：廣儲司銀庫、圓明園銀庫、養心殿造辦處銀庫，估計總收入在8000萬兩以上，大約是清代國家兩年的田賦稅收，是整個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皇室難以匹敵的。皇室財政的來源主要有四項：內務府的官莊（房地產）、關稅盈餘、當鋪與生息銀兩及鹽務。
皇帝是國家最大的地主
滿清入關前即設有莊園制度，入關后皇室圈佔直隸31州縣的土地，以及關外熱河、盛京等地的土地，形成官莊。內務府官莊的來源還有百姓投充的土地、查抄犯罪官吏的田產及開墾關外土地之牧場為耕地。官莊面積從康熙到光緒年間的57萬多畝增長到373萬多畝，說皇帝是中國最大的地主一點也不過分。
內務府的官莊通過土地和房屋的租賃收取租金，乾隆年間的地租收入在10萬至15萬兩之間。比較清代各地的地租，發現皇室的地租屬於偏低，偏低的原因並不在於皇帝特別仁慈，而是由於官莊存在諸如圈地實際圈佔的數目多於官報數目、土地清丈不確實、投充莊頭隱匿贍養地、自然災害、銀錢比價等問題，導致官莊收入低下。
康熙年間，內務府官莊約五十餘萬畝，到乾隆晚年增至一百多萬畝，主要是查抄承安的家產。伊犁之錫伯部落領隊大臣承安的罪名是“玩愒性成、復耽麴櫱，一切事務，竟置不問”，承安的祖父揆敘，曾祖明珠是康熙朝的內閣大學士，曾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權勢威嚇一時。明珠與索額圖互相植黨傾軋，康熙二十七年，皇帝將 之罷斥。明珠結黨營私，都沒被抄家，而承安不過是愛喝酒、不問事務即被革職，乾隆這麼做主要是覬覦他家的田產，查抄出承安田產40.6萬畝，承安家的土地佔了內務府土地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撈錢的手段由此可見一斑。
稅關“盈餘”成內務府提款機
乾隆時期經濟發展，百貨充盈，理應大幅提高關稅收入，成為國家財源，然而乾隆皇帝卻仍用包衣奴僕來囊括碩果，所謂的包衣奴僕，就是清代八旗組織內部的一種人身領屬制度，為八旗貴族所有，從事家務和生產勞動。
皇帝利用奴僕廣開皇室財源，各稅官新增苛捐雜稅，由此埋下清代中衰之根源。清代的稅關收入本屬國家財政，從交給戶部的稅收數目來看，清代關稅並不重，甚至可以說是“清徵薄斂”，但是其實從順治、康熙時期以來，擔任稅關監督的大都是皇帝派遣的內務府包衣奴才，關稅正課以外的盈餘全部解交內務府，乾隆更是從制度上規定了關稅正額有缺的照定例處分，各關盈餘的數目少於雍正十三年的，要加以處罰，從而關稅“盈餘”也就相當於必須完成的正課。
不僅如此，各關監督遇到國家重大慶典、皇帝下江南巡遊等活動，還要自願報效銀兩，一次多達數百萬兩。內務府包衣為了孝敬皇帝，還常將養廉銀捐出。乾隆皇帝大肆修築宮殿、承做各種器物，需錢孔急，不斷向關稅監督需索銀兩。包衣奴才先意承旨，小氣瑣碎是其短處，卻正是皇帝可以利用的“消極優點”，他們為了討皇帝的歡心，將稅關衙門的辦公費用解交內務府，等到地方經費不足，又再三增添新的稅目，稅目繁多，令人無所適從，增加關稅監督貪汙的機會。包衣奴才新增的稅目十分瑣碎卻達到替皇帝攢銀的作用。
西方君主專制時期，統治者追求個人最大利益；在中國，則是皇帝藉助內務府包衣奴才來擴展其財產範圍。
文章轉自：南方都市報
趙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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