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皇帝驾崩，二十岁奕詝继位，次年改国号咸丰。二月初八，新帝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为之一振。
三月初二，礼部右侍郎曾国藩遵命上《应诏陈言疏》。直陈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之通病，痛斥“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风气，建议皇帝推行“日讲”（相当于“官员论坛”），改革官员选拔办法。新帝大为激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得到皇帝首肯，曾国藩倍加振奋。三月初四，仅过一个月时间，曾国藩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详细陈述如何通过日讲选拔官员，每次日讲人数、地点、时间、礼仪、内容、方法等共十四条。建议皇帝把“日讲”制度形成惯例，坚持十年以上，请求皇帝“饬交各衙门核复施行”。
曾国藩连续两道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忠君报国之心可照日月。但是，却触碰了三个官场禁忌：
其一，得罪了满朝文武。把京官、外官说得那般不堪，难道满朝皆浊你独清？作风过硬、忠君报国唯有你曾国藩一人？曾国藩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孤立于同僚之外，突然间成为官场舆论风暴中心，无异于把自己架在了烈火之上。
其二，动了别人的奶酪。作为礼部排名靠后的副部长，却做了吏部、翰林院等衙门应该做的事。虽然皇帝有言在先，人事、行政都可以说，但是，到别人家地里撒了一把种子，事实上就是越俎代庖，让职能部门大小官员们情何以堪？
其三，高估了新帝决心。道光末年，清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新帝年幼，下诏求言，开门纳谏，摆个姿态而已，立志成圣的曾国藩当真了。关于“日讲”制度，皇帝只是安排典仪开场，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曾国藩着实弄了一个大红脸。
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曾国藩惊世骇俗的言论，传闻于京城王公大臣之间，嫉妒、耻笑和讥讽一浪高过一浪。他后来把这次教训总结为“平生第二大堑”，自己辩解道：“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他实在看不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软媚求同的老好人风气，他要激浊扬清、独树一帜。戆直（“戆”意为“憨厚而刚直”）的个性难以自持，喷薄而出。
如果曾国藩吸取教训，从此与百官同流，不再做“出头椽子”倒也罢了，毕竟年轻皇帝给足了曾国藩面子，让他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可是这位老夫子没有这样做。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呈《议汰兵疏》一个半月未见动静之后，忍无可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惊天之举，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批评咸丰皇帝，让他戆直的个性再一次显露无遗。
一百六十多年以后，再读曾国藩此疏，仍然让人为当年曾老夫子的胆量和“傻笨”揪心不已。他直言皇帝三大缺点：
一是“琐碎之风”，轻重不明。
洪秀全于广西起事，迅速波及半个中国。姚莹年近七十被委以剿逆重任，严正基资历尚浅责以办理粮台，曾国藩意指此二人使用不当。广林、福济、麟魁等人皆因礼仪小节被皇上责罚，避讳行礼、着装规范等都要明确规定，曾国藩认为国家大事至为重要，皇上却看重臣子礼仪、着装等小节，这是“谨于小而反忽于大”，劝诫皇帝要“留心人材”“图其远大”“略其细微”。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效。
鼓励臣子进言，大臣们所上奏折总有几份合理可行，却大多批“无庸议”了事，这是“求言之实意少，图纳谏虚名”。倭仁的奏折刚被皇上手谕表扬，不久就被“疏之万里之外”，刚刚发布圣旨嘉奖苏廷魁言之有理，未几又被“斥为乱道之流”离经叛道，这是朝令夕改。用人不看文章“义之深浅”，只看小楷是否工整，这不是“研求实学”之风。皇帝正值春秋鼎盛，却答应臣工奏请，准备刊布《御制诗文集》，这不是“敦崇实效、不尚虚文”。
三是“一念自矜”，自食其言。
“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说好了让大臣们对人事问题表达意见，“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现在又说人事大权由皇上一人做主。禧恩贪黩、曹履泰污鄙，前朝早有议论，却没有人敢上折弹劾，皇帝下旨才被查处。这些是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军国大事，不让臣子参与意见，都由皇上一人迅速决断，这实在让微臣“大惧”。
为什么要上疏批评皇帝，曾国藩在与诸弟书信中这样解释：“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是以趁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他就是要敲打一下年轻皇帝，以防新君喜欢听好话而变得刚愎自用，语出惊人，早发直声，振作一下曲意逢迎的官场风气。
曾国藩有理有据，到事到人，言辞虽然谦恭，但事实上干涉皇权，俨然是在指教奕詝怎么当一个好皇帝。新帝读后，作何感想，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咸丰皇帝不仅摔了奏折，而且立马就要治罪，有此激烈反应一点也不为过。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苦苦求情、大臣们哀求劝谏，才让咸丰帝逐渐消了气，曾国藩免于获罪。之后，咸丰皇帝发布长篇上谕，针对曾国藩指责进行一一辩解。
曾国藩冒犯天威，意图凭一己之力改变新帝，“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天真如斯，戆直如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白甜”。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说的是曾国藩设想过后果，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国家社稷，他宁愿冒死一谏。“余奏折不慎……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对他爱护有加的重臣们少不了对他进行教育提醒，皇上没有降罪，感激涕零之余,他也做了一番深刻反省，意识到再也不能如此言辞激切、惹恼皇帝了。
从日记、家书可以看出，对于此次犯颜直谏，曾国藩没有后悔，没有总结为“平生第三大堑”。两次风波之后，为官场流俗所不容、忧国忧民、极度愤懑的曾国藩萌生去意，渴望离开京城。咸丰二年六月，当得到委任去江西正考官的差事后，他上折谢恩附片请假回籍省亲。途中遇母亲病故，自此丁忧在湖南老家，总算摆脱了京城官场之困。
曾国藩的成功学，现世广为传布，许多是断章取义，但仅从做官来说，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一等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至二十九年（1849）二月升授礼部右侍郎，九月兼署兵部右侍郎。由七品小官升至二品大员，诰封三代，十年七迁，作为一名舞文弄墨的京官，官运之亨通，绝非一般人可比。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仕途过顺，春风得意以至于忘形，立志成圣，自恃甚高，与世俗官场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戆直急切的个性，让他在咸丰朝吃尽了苦头，险些误了自己平生。
咸丰三年元月，在籍守制的曾国藩遵命办理团练；咸丰四年十一月，授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咸丰五年九月，补授兵部侍郎；咸丰十年六月，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升为一品封疆大吏。其间，曾国藩带兵出生入死，两次兵败投水自杀，最终重创天平军、收复天京，暂时稳固了清廷江山，为皇上鞠躬尽瘁，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二品至一品，曾国藩用了八年时间。在办理团练期间，一度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而资历、战功等与曾国藩无法相提并论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擢升为一品官员，用时都相对较短。咸丰治下，曾国藩仕途如此艰险曲折，当然与这位年轻皇帝密切相关。
咸丰皇帝对这位汉臣何等态度，犯颜直谏的后果是什么，可以从以下几个实例可以看出来一些门道。
咸丰三年十一月，“皖省情形甚属危急”。朝廷给草草成军、未经大战的曾国藩下达指令：“着即赶办船只炮位，并将前募楚勇六千，由该侍郎统带，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并在上谕中把曾国藩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据实回奏：“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咸丰皇帝大为不快。朱批“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备，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看你的奏折，以为几个省的军务也不够你管的，平时狂妄自大，说过的话要办出来看看，否则要为天下人耻笑。好一番奚落！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咸丰皇帝余怒未消，也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求死不得，于是上《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据实直陈，自请治罪。正当用人之际，咸丰理应劝慰鼓励，却朱批“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言下之意：败就败了，又是跳水寻死，又要放弃兵权，这不是沽名是什么？不明白你说了什么，岂不是昏聩了嘛！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兵克复武昌、汉阳。咸丰上谕“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此前，曾国藩已经被皇帝提点“以好名为戒”；再者，为母守孝期间，如果领旨则是“大义亏损”。因此，曾国藩上折请辞。咸丰朱批：“朕料汝必辞……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明知曾国藩必然坚辞不受，还要颁布上谕，无异于试探臣子忠义。只是落款没有署名新任职务，就责之为违旨大罪，严厉批评了一番，仍然是“谨于小而忽于大”。咸丰皇帝气量狭小、与臣子置气的意味十分浓厚。至咸丰五年初，曾国藩守孝期满，清廷并没有授予他地方实职，让他陷入与江西官场的恶斗之中，以致对国家个人前途彻底失去信心。足以说明，咸丰皇帝对这位个性戆直的臣子一直怀有戒心。
确定两江总督人选，最能体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真实态度。《清史稿》载：“（胡）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寥寥数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使用曾国藩并非咸丰本意，只是听从臣子建议、从善如流；二是先署理很快实授，有一个从质疑到笃定的过程。如果不是实在无人可用，如果不是为了挽救江山社稷，很难相信，咸丰皇帝会把这么重要的位子让曾国藩来坐。
行笔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曾国藩并非生就“千古完人”，他的价值观以及骨子里的个性，曾经让他在晚清官场深陷孤独，也曾经差点因为自己的个性毁了一生。假如不是凭借剿灭天平太国的功绩封侯拜相，曾国藩仕途发展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
读史让人明智，曾国藩的从政教训值得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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