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遥远，是家与公司的距离。
有人“凌晨三点不回家”，有人“清晨五点已在上班路上”。
这是生活在帝都的你的生活状态吗？有媒体用“通勤正在杀死1000万北京青年”来描述这种状态；也有媒体用“精神异地恋”来形容通勤带给人们感情的变化。
北京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城市。2015年，北京首次发布各环线人口分布数据。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其中五环外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1.1%，共有1097.9万人——北京超过一半的人都生活在五环外。
3个月前，极光大数据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北京居民通勤最痛苦，平均通勤路程13.2km，平均用时达56分钟。
显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与工作，通勤问题不仅挤占了生活工作的时间和增加经济成本，而且影响工作的心情，降低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当一线城民们讨论通勤的时候，除了在讨论人潮拥挤、早晚来回奔波的疲惫感，更多时候还是精心计算通勤的时间和距离成本。如何安排这段上班前和下班后的自由时间，让通勤者困恼，让旁人好奇。
2018年8月30日，来自格兰西部大学的学者朱丽叶·詹恩得到最终研究结果，发布在皇家地理学会（与IBG）年度国际会议上。在她看来，发达的移动设备和社交软件，无形间拉长了工作时间。继而发表了关于 “隐形加班”的观点，一时引发关注。她主张，“通勤时间处理工作电子邮件，应该计入工作时间”。
过去两年里，她调查了英国Chiltern铁路的两条主要路线——伦敦至伯明翰和伦敦至艾尔斯伯里，通过分析5000名乘客使用免费WiFi情况，了解他们的上网习惯。研究发现，随着WiFi线路的速度加快，铁路乘客搭载量也随之提高；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查看了工作电子邮件，或处理工作相关的事务。
根据这长达40余周的观察，朱丽叶发现，商务乘客被视为火车上移动网络的最大受益者，研究团队认为对通勤者同样影响重大。援引研究，不少人称，如何利用这段“死时间”（固定时间）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决定是否加班到深夜。一个新晋妈妈愿意在此刻将精力倾注在工作上，很可能是为了换来其他时间可支配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有工作者更珍惜在缓冲时间里的放松。
受同种问题困扰，肉类生产商Kepak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主管Gráinne O’Hara向雇主提起诉讼，他每周工作60小时，在非工作时间处理电子邮件直至深夜，因而获得7500欧元赔偿。评价该裁决时，就业法律专家兼律师理查德·格罗根给出了肯定的态度，并且用了三个词语：优秀的、非常明确的和准确的，他认为“向那些希望员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的雇主发出了警醒。”
出于对长时间通勤和移动互联网持续可用性的考虑，国家制度层面上，世界各地均以不同的方式保障劳动者权利，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严令禁止，德国劳工部于2013年下令其主管不要在办公时间以外联系员工，随后，法国出台了一项法律，给予员工在工作时间以外拒看电子邮件的权利。另一类如挪威，已经“能够将通勤时间视为工作日的一部分。”
不过朱丽叶认为现状和未来趋势都不容乐观，研究结果暗示关于工作和生活的讨论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划分公私界限即成前所未有的难题。从雇主角度来看，灵活办公会的同时，需要引入更多的监督和生产力问责制。
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被研究者视为有冲击力的潜在后果——如果朱丽叶的主张成立，人们倾向于选择更稳定、舒适、便于工作的交通方式，也将吸引使用其他方式通勤的人。以轨道通勤者的经验而言，列车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桌子、电源、空间以及良好的互联网和电话网络连接。
閱讀更多 職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