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遙遠，是家與公司的距離。
有人“凌晨三點不回家”，有人“清晨五點已在上班路上”。
這是生活在帝都的你的生活狀態嗎？有媒體用“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來描述這種狀態；也有媒體用“精神異地戀”來形容通勤帶給人們感情的變化。
北京是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城市。2015年，北京首次發佈各環線人口分佈數據。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其中五環外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1.1%，共有1097.9萬人——北京超過一半的人都生活在五環外。
3個月前，極光大數據發佈《2018年中國城市通勤研究報告》，這份《報告》顯示，北京居民通勤最痛苦，平均通勤路程13.2km，平均用時達56分鐘。
顯然，在北京這樣的城市生活與工作，通勤問題不僅擠佔了生活工作的時間和增加經濟成本，而且影響工作的心情，降低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
當一線城民們討論通勤的時候，除了在討論人潮擁擠、早晚來回奔波的疲憊感，更多時候還是精心計算通勤的時間和距離成本。如何安排這段上班前和下班後的自由時間，讓通勤者困惱，讓旁人好奇。
2018年8月30日，來自格蘭西部大學的學者朱麗葉·詹恩得到最終研究結果，發佈在皇家地理學會（與IBG）年度國際會議上。在她看來，發達的移動設備和社交軟件，無形間拉長了工作時間。繼而發表了關於 “隱形加班”的觀點，一時引發關注。她主張，“通勤時間處理工作電子郵件，應該計入工作時間”。
過去兩年裡，她調查了英國Chiltern鐵路的兩條主要路線——倫敦至伯明翰和倫敦至艾爾斯伯裡，通過分析5000名乘客使用免費WiFi情況，瞭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研究發現，隨著WiFi線路的速度加快，鐵路乘客搭載量也隨之提高；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查看了工作電子郵件，或處理工作相關的事務。
根據這長達40餘周的觀察，朱麗葉發現，商務乘客被視為火車上移動網絡的最大受益者，研究團隊認為對通勤者同樣影響重大。援引研究，不少人稱，如何利用這段“死時間”（固定時間）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比如決定是否加班到深夜。一個新晉媽媽願意在此刻將精力傾注在工作上，很可能是為了換來其他時間可支配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有工作者更珍惜在緩衝時間裡的放鬆。
受同種問題困擾，肉類生產商Kepak子公司的業務發展主管Gráinne O’Hara向僱主提起訴訟，他每週工作60小時，在非工作時間處理電子郵件直至深夜，因而獲得7500歐元賠償。評價該裁決時，就業法律專家兼律師理查德·格羅根給出了肯定的態度，並且用了三個詞語：優秀的、非常明確的和準確的，他認為“向那些希望員工每週7天，每天24小時提供服務的僱主發出了警醒。”
出於對長時間通勤和移動互聯網持續可用性的考慮，國家制度層面上，世界各地均以不同的方式保障勞動者權利，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嚴令禁止，德國勞工部於2013年下令其主管不要在辦公時間以外聯繫員工，隨後，法國出臺了一項法律，給予員工在工作時間以外拒看電子郵件的權利。另一類如挪威，已經“能夠將通勤時間視為工作日的一部分。”
不過朱麗葉認為現狀和未來趨勢都不容樂觀，研究結果暗示關於工作和生活的討論將變得越來越複雜，如何劃分公私界限即成前所未有的難題。從僱主角度來看，靈活辦公會的同時，需要引入更多的監督和生產力問責制。
對公共交通的影響，被研究者視為有衝擊力的潛在後果——如果朱麗葉的主張成立，人們傾向於選擇更穩定、舒適、便於工作的交通方式，也將吸引使用其他方式通勤的人。以軌道通勤者的經驗而言，列車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包括桌子、電源、空間以及良好的互聯網和電話網絡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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