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死社稷”這句話，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句笑話。
一、孟子曾經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人說的話，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更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看問題。
明朝的皇帝們搜刮民脂民膏，把社稷弄得一團糟，老百姓們變成流民，沒有活路，不得不造反，最終逼死了崇禎皇帝。
社稷不是崇禎一人的社稷，也不是地主階級的社稷，而是勞動人民的社稷！那麼請問，崇禎這一死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要是對抗外敵入侵而死，我敬他是條漢子，但他是被勞動人民逼死的，這叫自絕於人民。
二、崇禎並不想“死社稷”，只是出於面子，才沒有南遷，被迫“死社稷”。
崇禎其實很想南遷，當翰林學士李明睿私下向他提出南遷機會時，崇禎說：“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
後來，在朝堂上有些大臣正式提出了南遷之事，認為崇禎可以到南京去，太子留下來坐鎮北京。但是北方的大臣們強烈反對南遷，因為他們的家業田產都在北方，不願放棄。如果此時崇禎站出來支持南遷，沒準事情就成了。但是崇禎顯然並不想擔逃跑的罵名，因此此事就此擱淺。
太原陷落後，崇禎再次召集大臣議事獻策。這一次一些大臣提出了一項折中的方案：崇禎留在北京，讓太子去南京。這個計劃其實也可行，但是並不合崇禎的意，因為他不想留在北京等死。而且就算北京城沒有被攻破，他也怕太子效仿唐朝李亨，在南京登基然後遙尊自己為太上皇。
但是崇禎也不好直接反對這一計劃，因為那樣顯得自己太自私，所以他酸溜溜地說：“國君死社稷，恆理也。”其實他心裡想的是群臣們能一致提出讓皇帝去南京，自己再順水推舟地答應。
一些大臣感受到了皇帝話語中的不滿，於是指責太子南遷的方案是“邪說”，認為不能放棄北京，必須固守。於是拯救大明朝的最後一次機會就這麼溜走了。崇禎只好說：“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正是因為大臣們沒有迎合崇禎的心思，堅定地提出南遷，崇禎才憤怒地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
南明幾個皇帝爭來爭去，還能延續那麼多年。如果崇禎能讓太子南遷，說不定能北抗滿清，又是一個南宋。崇禎不是死社稷，而是讓社稷為自己死。
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已經批判了“天子死社稷”的思想。
王夫之說，“天子死社稷”是誤國之說，死社稷是諸侯的義務，卻不是天子的義務。天子死社稷其實是棄天下，哪怕只剩下一座城池，天子也應該忍辱負重，堅守不死，這樣天下才有光復的希望，而不能像普通人那樣一死了之。
天子者，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為重，而視其存亡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亟隨以僕。以此為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滅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為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系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硜硜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
顯然王夫之在總結明亡的教訓時，痛定思痛，才提出了這一說法。
四、崇禎是不該死社稷而死，明朝另有一位皇帝該死社稷偏偏厚著臉皮不死。
這位皇帝就是明英宗朱祁鎮，他親征瓦剌，胡亂指揮，釀成土木堡之變，自己做了瓦剌的俘虜。如果他稍微有點氣性，就應該自盡“死社稷”，可他偏偏忍辱偷生。
不僅如此，朱祁鎮還領著瓦剌大軍想打開大同城門，將社稷拱手讓給瓦剌。幸好當時的大同守將郭登頭腦清醒，沒有聽朱祁鎮的命令。因此朱祁鎮恨上了郭登，在復辟之後將其貶謫。
朱祁鎮之厚顏無恥，甘為敵國當帶路黨，在中國曆代皇帝中是絕無僅有的。滿清都看不下去了，在修《明史》時為朱祁鎮文過飾非，將其當帶路黨的事情一筆抹去。
綜上所述，我看不出“君王死社稷”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完全是明粉的意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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