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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四年，當時擔任尚書僕射的杜如晦身染重病，心急如焚的唐太宗李世民多次派遣名醫救治，杜如晦卻還是不幸去世了，唐太宗痛哭不已，以至於三天不能上朝。
八年後，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去世，悲痛萬分的唐太宗為他賦詩一首，哀嘆道，鍾子期死了，伯牙就不再鼓琴了，那麼我的這篇詩，又寫給誰看呢？
貞觀二十二年，宰相房玄齡病重，唐太宗親自前往病榻看望，當場授予房玄齡的兩個兒子很高的職位，為的就是讓房玄齡生前就能看到兒子的成才。房玄齡去世之後，唐太宗再次廢朝三天。
為什麼這些臣子的去世會讓一代英主唐太宗如此痛心？單純用愛惜人才解釋似乎還有些牽強，其實，這主要是和唐太宗早在秦王時代就和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人締結的深厚情誼有關。以上幾人同屬於一個與唐太宗李世民亦師亦友的超級智庫，史稱“秦府十八學士”。
除了上述幾位，名臣褚遂良的父親、文學大家褚亮，後來成為國子祭酒的孔穎達，以及多年後深受武則天重用的許敬宗等人，都在這份“秦府十八學士”的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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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招募十八學士，自然是為和太子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鬥爭做準備。
身為唐高祖李淵次子，李世民並不是第一順位的皇位繼承人，覬覦皇位的他朝思暮想，希望招募頂級人才，和太子抗衡。
可無緣無故地廣納賢才，顯得太過招搖，李世民需要一個可以掩人耳目的機會。好在，這個契機很快就出現了，當然，主要是依靠李世民自己的戰功爭取到的。
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舉擊敗了唐王朝的兩個重要對手，一個是夏王竇建德，一個是鄭王王世充，並且把兩個人俘獲到了長安。
李淵龍顏大悅，準備好好封賞李世民。可李世民已經是秦王了，還能怎麼加封呢？李淵本著沒有崗位就創造出一個崗位的創新精神，設立了一個唐代的限量新職務——天策上將，封給了李世民。
天策上將的職位，除了確立了李世民“兩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可以設立天策府，獨立辦公，這就給渴望人才的李世民大張旗鼓的搞人才招聘，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很快，李世民在天策府的西面建立“文學館”，面向全國招募飽學之士，一共有十八人應聘成功，這也就是“秦府十八學士”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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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文學館”之後，為了掩人耳目，李世民和這些人談論了一陣子文史，也探討了幾次經籍。
可李世民招募這些人過來的主要目的，終究不是為了舞文弄墨，談玄說妙。集齊最強大腦，用權謀爭取皇儲之位，才是核心宗旨。
很快，研討會的主題就變成了“爭嗣”，也就是爭奪太子的位置。
要說李世民給十八學士的待遇著實不薄，錦衣玉食，享有五品俸祿，但這份工作也相當辛苦。
李世民喜歡深夜辦公，常常是“聞雞即起，深夜問計”，這十八學士也就只好“兩班倒”，隨時待命，作息時間估計和如今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員工差不多。
十八學士中，腹有良謀的著實不少，在李世民與李建成的奪嫡大戰中，也貢獻了不少好的點子。尤其是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立下赫赫大功的角色。
歷經五年的頂級頭腦風暴，在武德九年終於結出了碩果，雖然碩果上殘留著太多手足相殘的血腥。
在縝密的佈置下，李世民發動了著名的“玄武門之變”，殺死了長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
此後，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總攬國家大事。不久，李世民登上帝位，是為唐太宗。
在這場震驚千古的宮斗大戲中，作為李世民頂級智囊團的“秦府十八學士”功勞不小，其中的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人後來又被列入“凌煙閣二十八功臣”中。
唐太宗即位後，把文學館和修文館合併，成立了弘文館。這裡，既是國家圖書館，也是皇帝招納文學之士的地方。
此前的秦府十八學士進入弘文館的，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蓋文達和許敬宗等人。太宗將自己的心腹之人與飽學之士選入了弘文館，弘文館也就此成為秦王時期秦府文學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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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招募秦府十八學士的初衷在權謀，但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對唐代教育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他們成就了最直接教育對象，也是後來成為唐太宗的秦王李世民的文治武功。
聘請十八學士入館的時候，李世民僅僅才二十出頭，而十八學士中，年長的虞世南等人已經是六十幾歲的宿儒了。在戎馬生涯中度過青年時代的李世民，胸中文墨有限，在學問方面，只有請教的份兒，與其說是和十八學士互相研討，不如說是一個高端的“多對一個性化輔導”。
而在這些亦師亦友的學士們的指點之下，李世民的學問進步很大，在書法、詩歌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造詣。
今天，當我們翻開《全唐詩》，開篇就會看到李世民寫的《帝京篇》，雖然放在這個位置，顯然是有他的身份加成的原因，但通篇讀來，既有磅礴的氣勢，又有深刻的感悟，不失為一篇佳作。
而唐太宗在歷史上，因為文治武功而被稱頌，與十八學士這樣的智囊團的朝夕陪伴有重要的關係。
從文學館演變為弘文館之後，學士們教授的對象也從秦王一人，延伸到了皇帝國戚、一品官、宰相和功臣的子弟，人數雖然不多，精英卻著實不少，弘文館也就此成為唐代文化的重要熔爐之一。
除了對李世民的智力支持外，十八學士之間的跨界交流也碰撞出許多創新的火花。
十八學士雖然都是飽學之士，但他們的背景、年齡和知識結構存在很大的差異。
區域上，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按照今天的行政區劃，房玄齡來自山東，杜如晦來自陝西，虞世南是浙江人，而蔡允恭是湖北人。
而從出身來看，他們當中既有隋朝的官吏，也有王世充和竇建德等人的幕僚，服務於不同的集團，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此外，他們的知識結構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其中既有像虞世南這樣諳熟經典、通曉歷史、而且擅長書法的通才類人物，也有專注於經學的孔穎達，在史學方面造詣精深的姚思廉，以及對於各個氏族大家家譜瞭如指掌的李守素等專業性人才。
這樣一個老中青結合，來自不同區域、不同職業的群體，既有精深的理論，也有豐富的實踐，彼此之間互相啟發、互相滲透，每個人的學養也因此得到了豐富。入館時42歲的房玄齡和36歲的杜如晦，充分汲取其他學士的理論和實踐，此後，成為貞觀年間唐朝政治舞臺上最閃耀的明星，房玄齡善於謀劃，杜如晦長於決斷，時稱“房謀杜斷”。
太宗即位後，十八學士除了參與政務之外，還把比較多的時間，投入到了編纂書籍的工作中，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是著作等身。
姚思廉，和另一位唐代名臣魏徵一起，撰寫了《梁書》五十卷和《陳書》三十卷，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的兩部。房玄齡負責監修國史，撰寫了《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孔子的後人孔穎達和顏回的後人顏師古強強聯合，編寫了《五經正義》，一共一百八十卷。在詩歌方面，十八學士同樣造詣非凡，《全唐詩》裡收錄了褚亮和虞世南等人的多首詩歌。這些，都是秦府十八學士為後世留下的豐厚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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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功臣“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結局不同，秦府十八學士當中，除了少數幾個如杜如晦英年早逝外，大多數人都得以善終，有四位學士甚至活到了八十幾歲。而他們身後，也是極盡哀榮。
但唐太宗對於這些共同參與“玄武門之變”的同謀，除了深厚情誼，其實也懷有幾分忌憚。尤其是參與編撰國史的幾位，太宗不時擔心自己和兄弟手足相殘的事蹟，會被編修歷史者以他難以接受的方式記錄下來。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向房玄齡索要《高祖實錄》、《太宗實錄》觀看，理由是用來自我警醒。這嚴重違背了歷朝皇帝不得翻閱當朝歷史的傳統，房玄齡據理力爭，太宗卻還是堅持要看。於是房玄齡等人只好把國史的縮略本交給太宗審閱。面對著這個皇帝自觀國史的惡劣先河，房玄齡雖然心中不滿，卻也無可奈何。
儘管秦府十八學士作為一個整體，在歷史中成就了一段佳話，但並不是其中每個人都能在青史中留下美名。
唐太宗去世後，秦府十八學士中的許敬宗，就聯合因為笑裡藏刀被人稱“李貓”的中書侍郎李義府等人，積極擁立當時的武昭儀成為皇后，把太宗的託孤重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一一剷除。
更為後人所詬病的是，許敬宗在編修史書的過程中，經常根據個人的好惡大肆篡改歷史。對自己厭惡的人大加誹謗，而對和自己有裙帶關係的人物卻不吝溢美之詞。這樣的奸佞之舉，在許敬宗去世後不久就被人揭發。
在《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等書中，許敬宗都被作為反面典型反覆提及，這也成為了“秦府十八學士”的佳話中的一段不諧之音。
千年的歷史風煙散盡後，在臨摹自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的《十八學士圖》中，我們依稀還能感受到當年的頂級智庫與秦王李世民烹茶撫琴、講經賦詩的情景。而這種始於高祖和太宗時代的精英教育傳統，也拉開了唐代官學繁盛的帷幕。
文章轉載自“師之app”《教林廣記》欄目，感興趣的可以下載註冊並訂閱查看最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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