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只是“位於”香港，但並不“屬於”香港（in Hong Kong；but not of Hong Kong）。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說起全球知名的地標性建築，香港的重慶大廈（Chungking Mansions）絕對是其中的一個特例，一個特別值得被考察的地域象徵和文化符號。
1994 年，“墨鏡王”僅用兩個月的時間超高速炮製的後現代愛情故事、浪漫且迷幻的《重慶森林》，令重慶大廈 20 多年來，一直如一縷光暈般纏繞在大陸文藝青年對於 90 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鄉愁”想象和懷舊情結中。
24 年後，這座位於香港黃金地段——尖沙咀彌敦道 36-44 號，由 A、B、C、D、E 五棟連體樓宇組成的 17 層老舊大廈，依然令人驚奇地見證著香港社會的整體變遷。
重慶大廈毗鄰高檔的半島酒店和假日酒店，步行十分鐘即可到達香港的另一個旅遊地標天星碼頭。
而事實上，在此之前它就早已作為一個廉價、多元和“亞洲全球化的最佳案例”聲名遠播。
1980 年代，全世界旅行愛好者的“文藝聖經”——《Lonely Planet》（孤獨星球）雜誌——的創始人託尼·惠勒在《鞋帶上的東南亞》一文中，把它描述為：“一個在香港尋找廉價住宿時有魔力的詞 ——重慶大廈。”
“或許世界上再沒有像重慶大廈一樣的地方”。
2011 年，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麥高登（Gordan Mathews）在《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最近又由內地的華東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將它重新定義為
一個“低端全球化”的載體。
作者: [美] 麥高登 譯者: 楊暘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18-08
從 1961 年建成之後，在娛樂業、旅遊業、社會和人類學等各種跨文化主題的敘事與研究中，重慶大廈的形象和身份不斷地被重構，彷彿一出現代版的“川劇變臉”魔術，在香港這個國際化的舞臺輪番上演。
一座面目不一的大廈，實質上始終是一則展演在全球視野中的“香港故事”。
1.
重慶大廈的“墮落”之路
時間回到上個世紀的 20 年代，當時重慶大廈坐落的地方還不叫“重慶大廈”。
而是一個專門賣一些外國貨的便民市場。
直到 1958 年，幾個愛國的菲律賓華僑買下了這塊地盤。又因為二戰期間國民政府曾被日軍打得七零八落，並被迫遷到了陪都重慶，這些華僑為了紀念抗戰勝利，於是就把這棟大廈命名為了“重慶大廈”。
建成之後的重慶大廈，擁有 60 年代香港的最新穎設計，一度是香港的豪宅和高檔住家。
甚至當時的總華探長呂樂，都把總部設在了此地，重慶大廈的治安狀況一時無二。
60 年代末，越南戰爭的爆發，英殖民政府管轄的尖沙咀成為美軍士兵造訪的紅燈區；到了 70 年代，來自西方世界的嬉皮士和揹包客開始出現在重慶大廈。
1960 年的香港夜景，攝影：Martin。
80 年代初，著名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對重慶大廈的推介，更吸引了大量遊客的到來。
在這個各路人馬自由來往的過程中，它也逐漸成為了一個魚龍混雜、藏汙納垢的法外之地，香港人心目中的“黑暗之心”。
事實上，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港英殖民政府就大量僱傭了印度人做警員和士兵，他們最早便駐紮在尖沙咀。
根據學者麥高登的考證，距離重慶大廈兩個街區，就有一座建成於 1896 年的香港最大的清真寺——九龍清真寺。
香港九龍清真寺
它是吸引南亞人到該地的重要原因。
隨著南亞裔人口逐年增加，再加上香港社會對南亞人有許多偏見，這個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貼上了黑色標籤，大樓的物業價格也一直很低迷。
這也意外地使重慶大廈獲得了租金和交通方面的優勢，大廈內最便宜的租房價格只需 50-80 元港幣，兩個路口外的半島酒店則要 3000 港幣起。
2.
“所有網站都警告我千萬不要住在重慶大廈，然後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來這裡”
90 年代香港迴歸以後，揹包客的數量減小，但是從南亞和非洲來的商人或難民則不斷增加。
新世紀之初，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到香港時住在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的另一面
一個來自英國的揹包客曾說：“所有網站都警告我千萬不要住在重慶大廈，然後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來這裡。”
重慶大廈的設計佈局，則更是無愧於它“小聯合國”的綽號。
它的底層有 140 多家店鋪，貨幣兌換店、電話卡店、服裝店、影碟店、餐廳、酒吧等不一而足。
一樓有 120 多家商店，三樓以上有 90 家左右的大大小小的旅店，每家大概 6-12 個房間。
據麥高登統計，每晚大約有 4000 人留宿在重慶大廈，裡面的住戶有 129 個不同國籍。
有香港警察坦言，其實比起許多其他同樣大小的本地樓宇，重慶大廈裡面的犯罪率小得多。
而儘管 90 年代，重慶大廈的業主們對其進行了重新改造，更新了很多軟硬件設備，加強了各種安全設施，翻新了整座大樓的內外和門面，也絲毫無助於改善香港人對大廈既有的恐懼心態和刻板印象。
麥高登：“這是部好電影，不過與重慶大廈本身無關，電影完全不寫實。”
那麼今天的香港人怎麼看這座大廈呢？他們是否耳聞過重慶大廈？對重慶大廈又印象如何？
很多受訪的香港人這樣回答：
“只知道里面有一些南亞人在做生意吧。”“比較多印度人吧，也有很多餐館。”“咖喱！挺好味的~”
“覺得還蠻多人的，進去比較會怕吧……”“那邊人很多，很複雜啊！”“比較多南亞域的人士在那裡逗留。”“女孩子進去太危險了，治安不是太好。”
“如果是女生一個人，我一定不會叫她去這邊！”“我一個朋友很喜歡來重慶大廈的，因為他說這裡日元的匯率比較好，他每次去日本旅行都會在這裡兌換円，可是他非常擔心會被人打劫。”
複雜、陌生、不安全感和各種社會案件帶來的暗黑陰影，是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總體印象。
在很多香港人看來，它仍然是“一個由外來他者在香港築就的另類孤島，繁華香港中一個底層世界的‘隔都’（Ghetto）”。
3.
第三世界“倒爺”們的生存之道
而僅僅是在空間的意義上，重慶大廈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倒爺”們提供了庇護所，他們能夠在此謀生的主導因素，仍是源於香港自身的身份背景——
它作為一個國際自由貿易港，及其連接國際市場與中國南方廉價外銷品生產地的經濟優勢。
住在重慶大廈的人，出發去香港各地一般不會超過一小時。
在重慶大廈以北三公里深水埗，一個以工薪階層為主的地區，有許多廉價的裁縫店。
深水埗街頭
錦田，通常是一個許多遊客參觀的新界小鎮，重慶大廈的商人去那裡可以買到香港人報廢或遺棄的二手汽車零件。
錦田
還有位於中港交界的羅湖，來自非洲的商人們在這裡過境，去內地南部的商城和工廠購物，臨時工則去那裡更新簽證。
對比十九世紀末的書籍所記載的香港景象：
世界上最國際化的城市，在街道中隨處走上一個小時，就能見到各族人士，比在五旬節看到的還多；各膚色和宗教信仰的人們摩肩接踵、和平相處。
香港記憶，1955 年。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與之相比，今天的重慶大廈似乎沒有太大差別：
這裡有嘗試結識香港女孩但甚少成功的非洲年輕商人，有曾作為政治選舉發言人出現在 CNN 但逃到香港還不能打工的難民，有計劃三年後攢夠資本做生意甚至成為中產階級的性工作者，有穿上漂亮緊身衣、渴望每週至少有一次被人看作魅力女性的家庭傭工……——羅昕《今天的重慶大廈，就是明天的世界》
其中一個顯著的變化卻在於，如今的重慶大廈已丟失了彼時香港的自由文化氛圍，取而代之的是一條赫然可見的種族歧視鏈，不同民族的種族成見十分清晰，諸如：
南亞人認為非洲人“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說南亞人“只會計劃和思考怎麼做生意”；印度人認為巴基斯坦人“總是喜歡打架”；東非人則說尼日利亞人不可信：“如果你發現有尼日利亞人住在你隔壁房間，趕快換房。”——《今天的重慶大廈，就是明天的世界》
維繫他們在此地“和平相處”的共通規則和語言，其實是金錢、交易和英文。
也正是在這幅看似自由交易的貿易圖景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凸顯著其對金錢的永恆追求，香港社會的後殖民色彩也顯影出了一絲實用主義的印痕。
這些跨國流動的“低端全球化”人口，因全球化的不平等經濟結構的剝削和壓榨而貧窮，卻不得不依靠與全球化逐利而行的商業和資本邏輯共謀才能生存。
4.
香港社會的一塊“內飛地”
如果說香港在 70 年代是工業生產的中心，在 80 年代末成為中國貨品集散地，那麼，隨著內地市場的開放，重慶大廈的成本、交通優勢和容納多元文化的空間吸引力正一步步地喪失 。
大量非洲商人和中東面孔們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內地另一個新進崛起的“低端全球化”的範本——廣州的小北，那裡是他們的一個蘊含著豐富寶藏和廣闊資源的掘金之地。
廣州小北寶漢直街，非洲商販和廣州居民各自經營的攤鋪
相對於內地和香港，重慶大廈正在顯著地走向邊緣。它可能會消失，也可能會有別的“重慶大廈”冒出來。
而現在，它像一個裸露的切口，暴露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所繁殖出的一個不甚光鮮和生長在夾縫中的低配版——“低端全球化”。
它本身更是香港的本土與外來、中上階層與底層世界等二元對立之間的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
而無論是從地緣、居留主體的構成，還是從文化氛圍的邊緣屬性等各種角度來看，重慶大廈至今都是香港社會的一塊“內飛地”。
1.《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麥高登（Gordan Mathews），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今天的重慶大廈，就是明天的世界》，羅昕，澎湃新聞
3.《香港最恐怖的貧民窟？ 重慶大廈的故事》，UP主：10050，嗶哩嗶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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