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我從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發現太爺爺留下的筆記，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進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記》。
筆記裡的故事發在網上，常有朋友打聽，你們夜行者究竟是什麼人？
按規矩，這種問題不能回答。不過，太爺爺的往事已公之於眾，關於“夜行者”這行當，倒是可以說兩句了。
夜行者，是調查神秘事兒的，像記者一樣，又像偵探一樣。
像我，一個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處跑著調查了，就變成了個講故事的人。
朋友追問，為何做這行？我搖頭不說。再問，那你太爺爺金木呢？為什麼做了這個？
回答這個問題，我總是這樣開頭：“我太爺爺，最早只是個記者——這得從清朝最後一年說起，那年他剛滿二十一……”
這段故事，至少十個朋友聽我講過，每個人聽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往事本就湮沒在過去的迷霧裡。
有些片段殘留在金木的筆記中，有些說法偶然從家裡老人口裡冒出，還有一些，是我在圖書館文獻室裡扒出來的。
過去一年，我都在從各個角落縫隙裡挖掘，試圖拼湊出一個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太爺爺後來決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來自金木筆記和相關人的回憶。
為了儘量完整地還原事件，我還查閱了事件主要人物的傳記、信件，並參閱了一些地方誌。
其中有些細節，來自親歷者後人的回憶，與史料不吻合之處，均以史料為準，無史料可參閱處，文中都做了說明。
革命
清朝最後一年，是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從日本回國三個月，供職於北京的《白日新聞》，滿城溜達，拍照寫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報社點個卯。
金木筆記中曾說，回國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報》的聘書，但卻因故未能及時到任，才留在了北京。
幾年之後，金木赴滬任職，在《申報》做記者，直到1916年。
剛回國時因何延誤，筆記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間，母親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當盡孝。”
兄，是指金肅——就是金木在筆記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親打聽，可曾聽長輩講過金木那兩年的事蹟。
父親說，零星聽過，但算不上事蹟，“你爺爺跟我說，這兄弟倆當時不太對付。你大太爺（金肅）回國去了武昌，就沒往家裡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肅的後人。從金肅當時的日記裡，找到了兄弟兩人“不對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倆在東京的一家酒館裡吃飯，聊起報上的一條新聞：
逆黨謀刺攝政王事發入獄。
這名逆黨，叫汪兆銘。3月底，他與幾個人在北京後海一座橋下埋了炸彈，要炸死從此經過的大清攝政王。
沒等到攝政王上橋，一名車伕鑽進橋下，發現了炸彈引線，事情敗露。
據說，這車伕是在追趕偷漢的老婆，以為老婆跟人躲在橋底下。
兄弟倆都知道這個汪兆銘，他曾用筆名“精衛”在東京的《民報》上發表文章，談論國事政局，言辭激烈，還罵過樑啟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還是清廷新政擬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殺攝政王都是死罪。
汪兆銘這種捨身精神，感動了大太爺金肅，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為革命擊節歎賞。
太爺爺金木卻很平靜。他放下報紙，皺起眉頭，問大哥：“他確實膽兒大，但這事兒太蠻橫，萬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攝政王。”
金肅彼時已加入同盟會，滿腦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摟過弟弟，大講革命的好處。
哥哥所講的事，金木自然明白。
他也深知家國衰弱，但卻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說的“驅除韃虜”。在他看來，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過得好點。
他問哥哥：“不是要救亡嗎？那為何又先殺人？咱們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滿人——再說，父親不也在為朝廷做事，也要驅除？也要炸死？”
金肅咣噹摔下酒杯，扭臉就走。
大太爺晚年在日記中回憶此事：“我一是生氣，這弟弟（金木）就知道關心這個關心那個，沒個立場；二是因為他說中了我的心事——那時確實不知該如何面對父親。如今想來，或許他是對的。”
從那次爭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國，兩人再沒說過話。
金肅追隨革命，去武昌入了新軍；金木則決定繼續“關心這個關心那個”，做個記者。
從回國那年起，金木一共做了近六年記者。
1916年底，他從《申報》離職，在寫給總經理史量才的辭職信中提到，自己當初進報社，是要“做個觀察者”，如今離開，無非想“更自由底（地）觀察”。
他寫道：
“……彷徨數載，常懷此種心緒：人如樹木，枝葉愈向陽舒展，根鬚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許，宣統三年目睹那場烈火之時，便已心懷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我問父親，可知道太爺爺說的那場烈火是什麼。
父親沒說話，打開電腦，在網上搜到一個電子文件。
他打開文件，是一本掃描版的民國舊相冊，名字叫《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年出版的。
網上搜到的掃描版民國舊相冊。相冊全名：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epidemic, December 1910—March 1911
我說：“這不是宣統三年東北鼠疫嗎？”
金木在《夜行記》裡，曾提到幾次那場東北鼠疫。
父親點點頭，說：“這本相冊，家裡從前有一本，是你太爺一個朋友送他的。六幾年，家裡給人抄過幾回，弄丟了。”
父親劃拉鼠標，一頁頁翻相冊，停在一張大火的照片上：“估摸著，說的就是這場火，燒了幾千具屍體。”
父親指著照片上的黑煙，“這是中國歷史上頭一回真正的火葬——你太爺，當時就在邊上看著。”
我問父親，金木當時是不是去報道鼠疫。
“對。這相冊裡的照片，說不定還有你太爺拍的。”
“相冊誰送的？”
“伍連德，當時的大清東三省防疫總醫官。”
死城
1911年1月27日晚上8點，哈爾濱車站駛入一輛火車，這是那年東清鐵路最後一趟特批列車，1月23日從北京出發，走走停停了四天才到哈爾濱。
一個星期前，朝廷下令停運全部京津通東北的列車。
此時的東三省，就像中國版圖上的一處病灶，稍不留神，便要感染全身。哈爾濱，則是這處病灶的核心。
當時的哈爾濱，以鐵路為界，分為道里和道外兩個區域。道里主要生活的是俄國人，有十多萬，另有不少日本僑民。道外的傅家甸一帶，是中國人聚居區。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陽曆年前11月初，道外有人感染了“百斯篤”，開始死了一兩個，只半個月過去，每天死掉十幾人，中國人、俄國人都有。
金木下車當晚，哈爾濱已儼然死城一座，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去。
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朝廷呈遞的奏摺裡，稱東北疫情“如水洩地，似火燎原”。
《白日新聞》總經理瞿銘麟當年的日記裡說，派金木去哈爾濱，一是因為疫情嚴重，舉世矚目；二是因為當時負責處理疫情的是清廷外務部，而非民政部，“可見事關主權，防疫關乎黎民生死，更關乎大清版圖，日俄狼心，不可不防”。
瞿銘麟託宮裡熟人打點，聯絡到了外務部派去的人，正是伍連德——一個年僅31歲的陸軍軍醫學堂醫官。《白日新聞》想給他做期專號特刊。
伍連德（1879年 3月10日－1960年 1月21日），字星聯，祖籍廣東臺山，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清朝及中華民國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金木裹緊大衣，提著皮箱下了車。月臺上空無一人，一腳踩下去，積雪沒到腳踝。四下張望，沒見到要來接他的人。
他出發前，給伍連德的助手林家瑞發了封電報，約好在車站見，但火車晚了一個多小時，恐怕林家瑞早就回去了。
他順著鐵道的方向往出站口走過去。他沒穿厚棉鞋，也沒戴棉手套，凍成冰碴的雪灌進鞋子，提箱子的手也凍得發僵。
當時，太爺爺並不知道，他走過的月臺，正是兩年前韓國刺客安重根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地方。
一個多月前，伍連德和林家瑞也是在這個月臺下車。
伍連德是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僑民，連中文都講不好。
他在自傳裡說，自己是臨危受命，剛剛接到外務部任務時，“當時並未預料到那是去徹底撲滅一場可怕的大陸性肺鼠疫的大流行”。
就像伍連德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什麼，金木也不知道，這趟東北之行會影響自己的一生
走出火車站，積雪映著月光，一片亮堂。金木站了一會兒，琢磨要不要繼續等等。
他抱起皮箱，點了根菸卷，大口抽。皮箱裡裝著衣服、相機、紙筆和兩本書——劉鐵雲的《老殘遊記》。
這兩卷書，是他的寶貝。他曾在筆記中寫道：“多年來，每遠遊，輒以鐵雲先生《老殘》二卷傍身。”
車站對面的馬路上，突然傳來一聲吆喝，跟著拐出個人影，踉蹌著朝車站跑來。
金木往前走了幾步，見那人後頭亮起兩道手電燈光。打手電追來的是倆警察，戴著口罩，大聲喊著“回來”，聲音粗悶。
跑來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問，怎麼了？跑上前去迎他。後頭的警察大喊：“別碰他，別碰！”
金木腳下一停，那人倒進雪地裡，撲出個人形，哎喲叫了一聲，蜷起身子猛咳起來。幾口血噴在地上，黑紅。
他翻了個身，兩手在地上扒拉著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襖袖子上，縫了塊藍色的布片。
一個警察趕上來，腰裡掏出根繩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遠，背過身去使勁喘，嘴裡罵個不停。
金木正要問，後頭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邊，“怎麼回事？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沒說話。警察拿手電一照，地上那人臉色黑紫，嘴巴鼻子裡都冒出血，雪地裡浸黑了一大片。
那倆警察，都穿著綠色的警服，戴著大簷帽。這是光緒皇帝臨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裝，按照西方樣式設計的。
他們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縫著塊藍布片。
這時，馬路對面一陣馬蹄聲，衝來一輛馬車，轉眼到了跟前。
馬車一邊坐著車把式，一邊坐著個瘦瘦的年輕人。兩人都戴著皮氈帽，臉上蒙著口罩。
馬車沒停穩，年輕人就跳了下來。他看也沒看地上那人，就對警察說：“裹起來拉走，別碰他。”
這人說話鼻音很重，廣東口音。
他看了看金木，從口袋裡掏出個口罩來，“金記者？快戴上口罩。”
說完，他走上前，幫金木戴上紗棉做的口罩，“這人病發了，傍晚從病院跑了出來。”
伍連德發明的棉紗口罩，採用普通外科紗布製成，佩戴方法和現在流行的口罩基本相同。
兩名警察從馬車上拉出條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動不動，從毯子底下伸出隻手，在雪裡抓了幾下，不動了。
這個年輕人就是林家瑞，陸軍軍醫學堂的學生，一個月前隨伍連德從天津趕來。
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嘆了口氣，“直接拉墳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殮了。”
他又叫來另一個警察，“一定記得，把他家裡人都送隔離，今晚就送。”
警察把屍體裹好，丟在馬車上。車把式揚鞭吆喝，趕車走了。兩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聲，舉著手電往黑處掃了掃，也走了。
這就是我太爺爺——《白日新聞》記者金木到哈爾濱頭一個晚上遇見的事兒：目睹一個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氈帽，頭上冒出熱氣。他梳了個分頭，沒留辮子。
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腦袋，他和當時很多留日學生一樣，也剪了辮子，留著平頭。
林家瑞又解開口罩，抹了抹鬍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幾口氣，又重新系上。
他接過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對面。兩人穿過空蕩的馬路，往火車站對面的格蘭德旅館（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間早就安排好了。
哈爾濱格蘭德旅館（Grand Hotel），1905年開業，是哈爾濱第一家豪華型旅館，創辦人是俄國人庫拉耶夫，位於南崗松花江街 8號，建國後為鐵路招待所，現在的天竹賓館。
那輛馬車，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點多就在車站等著，沒等到金木，卻聽說防疫區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來。
當時的傅家甸，已經是由軍隊內外看守的封鎖區，與外界斷絕來往，出入都要嚴格檢查。
伍連德又把封鎖區隔離成四個區，每個區由一名朝廷的高級醫官負責，配有助理、醫學生和受過防疫訓練的雜役和警察。
這是伍連德獨創的隔離防疫措施。從那之後的一百年裡，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都在沿用這個方法。
剛到哈爾濱時，伍連德去了趟俄國傳染病院，那裡是集中收容治療鼠疫病人的地方。
他在自傳中說，那是一次令人尷尬的探訪，又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傳染病房裡的醫生竟然沒有戴口罩。在伍連德看來，這是一種盲目的自信。
負責鼠疫治療的俄國醫生畢業於基輔大學，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鼠疫疫苗治療病人。
但是，伍連德有預感，這場鼠疫不同以往，從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間傳播，這次卻能人傳染人。
他寫道：“輪到伍博士檢查時，他伸直手臂儘量抻長雙耳聽診器的管路，只從背部聽診肺部，並揚起頭以避開病人。在病房裡的10分鐘，讓他萬分緊張。”
林家瑞說，伍連德的判斷是對的，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過呼吸傳染。”
圖為當時法國報紙《巴黎小日報》刊登的插畫，介紹中國鼠疫，並明確指出是新型的“肺鼠疫”。
他從棉衣口袋裡掏出幾個布片，遞給金木，說：“這病沒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離的方法。”
布片是紅、黃、藍、白四種顏色的臂章，代表每個隔離區。
傅家甸的百姓，包括醫生、警察、軍人，人人都要戴著所屬區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顏色區域，得特殊許可。
“剛剛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藍區的病人，下午從疫症院跑了出來。”
根據病人的情況，伍連德把傅家甸的防疫醫院分成了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
每天，各區都派出四十多個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發現有人感染，馬上送到對應的防疫醫院。和確診病人接觸過的，都要送去隔離觀察。
佘先生五十多歲，是闖關東來的山東人，光緒年間就來了道外。
他靠賣草藥起家，家裡有老婆，一兒一女。因為讀過書，前幾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頭有臉的學問人。
八天前，他坐大車進了趟城，回來路上就發燒咳嗽，正好撞見急救隊，直接給送去了疑似病院，當天就確診了。之後，再沒見過家人。
傅家甸濱江防疫疑似病院，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按防疫局的規定，確診病人不讓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個是一個。”
可這個佘先生是個老學究，見不著家人，他就鬧，罵西醫，說這不是治病，是關犯人。
金木問，看守應該挺嚴的，怎麼就跑出來了？
林家瑞嘆了口氣，說這事很難辦，“傅家甸就那麼大地方，沒誰不認識誰，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說了點可憐話，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門。”
一出門，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瘋了一樣，從屋簷上掰了根冰溜子，差點沒扎看守的臉上。
冰溜子。
林家瑞說，佘先生沒染病前，就鬧出過一件事兒：他到處找人說，伍博士一來，死的人就會更多。
金木問為什麼。
“報應。他說這是老天的報應。”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發坐下，講了他和伍博士剛到哈爾濱時的一件事。
他們來之前，傅家甸只有兩個北洋醫學堂的醫生和五個助手。
他們來不及處理死去的病人，屍體只能由警察拖去墳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裡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丟屍體。很多人不願警察上門，不相信西醫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屍體會傳染？”
林家瑞搖搖頭：“我們來之前，並沒有確診是鼠疫。”
北洋醫學堂採用的是法式教學，看重臨床觀察，但不太做實驗。
他們根據病人症狀，判斷是肺部感染疾病，但並沒和鼠疫直接聯繫。
整個傅家甸，只有一間日本醫生的實驗室，那名醫生確實想到了鼠疫。他捉了幾百只老鼠做化驗，卻並沒發現鼠疫桿菌。
沒人清楚這場瘟疫究竟是什麼。直到12月27日，伍連德和林家瑞在一間民房裡，悄悄解剖了一個日本女人。
金木一愣：“日本女人？”
林家瑞點頭，說那女人是一箇中國人的老婆，半夜咳血死的。
那天清晨，他和伍連德一聽到消息，就來到死者家裡檢查屍體。他們關上門，讓警察封鎖現場，不許任何人靠近，對房子簡單消毒後，決定就地解剖。
“伍博士解開那女人的和服，就問我，準備好了嗎？說完，一刀劃開屍體的皮膚。”
他切除屍體部分胸軟骨，將注射器針頭插入心房，抽取血液。隨後，切開肺臟、肝臟和脾臟，取出感染部分的組織塊，泡進福爾馬林溶液中。
這是中國醫生的第一例人體解剖——不但大逆不道，就連官方都不允許。而且，一旦感染，兩人肯定活不了。
就因為這件事，人們說伍連德冒犯了神明，惹了天怒。
佘先生找了一群人，到防疫局抗議，要求懲罰伍連德。他們說，瘟疫越來越厲害，都是上天的懲罰。
金木聽完呆了半晌，掏出煙抽，問：“解剖確診了鼠疫？”
林家瑞“嗯”了一聲：“我們帶著顯微鏡，當天就發現了鼠疫桿菌，能感染肺部的鼠疫桿菌。但佘先生說的沒錯，那之後確實死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沒有控制傳染源。”
伍連德請來道臺大人、警務長親自看顯微鏡，讓他們相信，這不是神秘天譴，而是傳染病。
然而，隔離治療卻困難重重。沒人願意被關起來，更沒人願意相信，染了病的親人徹底沒救了。
佘先生逃出來後，跑回家吃了頓麵條，又被警察追了出來。
“今天晚上，他家裡人都得送火車上去。”
“火車？”
火車是接觸者隔離區。
跟道里比，傅家甸窮得厲害，地勢低窪，民宅街道擁擠不堪。
能用來做防疫隔離的地方只有客棧、學校、幾座兵營和兩個戲園子，連大車店都被徵用做了消毒站。
把接觸者隔離在疫症院之外，非常重要。伍連德和鐵路公司磨了好幾天，借到了120節火車車廂，作為接觸者隔離營。
醫生每日診察，連續七天體溫正常，才能解除隔離。在後來的萬國鼠疫大會上，伍連德把這一經驗稱為“最有效的隔離方式”。
隔離接觸者的火車車廂，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快11點時，來了輛馬車，接林家瑞離開，去了防疫局。臨走前，林家瑞說，第二天一早會有人來接金木，去見伍連德。
採訪伍連德是報社給金木的首要任務。要不是出了佘先生的岔子，本該今晚就見到他了。
屍山
第二天是農曆臘月二十八。按照東北的習慣，做完過年的殺豬菜，這天就要蒸饅頭了。
清晨6點，傅家甸上空籠著灰色的霾，沒飄一縷炊煙。馬車穿過空蕩蕩的大道，碾在煤渣路上咯吱響。
金木問趕車的柺子，為什麼不去防疫局。
柺子一顛屁股，把左腿往車上提了提，指指前面路口，說運屍隊剛清完一趟，今天死人多，伍大人去墳場了。
他回頭看了眼金木，咳嗽一聲，掀開口罩吐了口痰：“咱們直接去墳場。”
柺子就是昨晚和林家瑞一起的車把式，是個黑胖子。今天金木才發現他是個瘸子，倆腿一長一短。從小就叫柺子，連真名都忘了。
他從前趕車送人入關，現在是埋葬隊的隊長，早上去旅館接金木前，已經拉了一趟屍體，現在還從頭到腳裹著防疫服。
埋葬隊的防疫服。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馬車拐了個彎，迎面走來一隊人，抬著大木桶，領頭的是兩個穿棉袍的乾瘦老頭，一個戴著口罩，一個沒戴。
每經過一戶人家，就喊一聲，門開個縫，裡頭遞出只碗，他們舀了桶裡的東西，再遞回去。
柺子說，這是領湯藥喝，傅家甸中藥行會專門熬製的，每天都有。
沒等金木問，柺子就哼了一聲：“沒用，圖個心安。”
金木問柺子中醫西醫信哪個。柺子笑了一聲，說其實自己一個月前還不信西醫。
伍連德確認肺鼠疫後，不給開藥，也不捉老鼠，反而讓大家戴口罩。傅家甸的百姓一時炸了窩，罵西醫狗屁不通。
“你說我怎麼又信了呢？其實也不信，我中醫西醫都不懂——但是，我佩服伍大人，他的辦法能救人。”
柺子沉默一會兒，又挪了挪屁股，說：“要不是伍大人，我家就死絕了。”
十天前，柺子家還有四口人，老孃、媳婦和八歲的兒子。那天，老婆去道里一家糕餅店買點心，錢還沒付，賣點心的丟下秤盤子跑了。
糕餅店裡突然炸了窩，原來是店老闆死了。
“當時都叫熱病，還不知道怎麼傳染。我媳婦兒就懵那了，看了半天熱鬧，最後拎了包不要錢的點心回家了。”
柺子媳婦到家就幹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飯，還餵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馬棚裡，不想起來。
柺子娘過去看，一摸腦門，滾燙。柺子就熬薑湯，給她捂上被子發汗。前後沒倆小時，就咳得喘不過氣了。
柺子一看不行，套上馬車要去找大夫。一開門，撞見一群裹著防疫服的人，說糕餅店的老闆是鼠疫死的，接觸的人都得隔離。
“領頭的就是伍大人和林醫生，一上來先給我們戴口罩。”防疫隊給每人量了體溫，要把柺子媳婦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觸隔離間。
柺子不願意，要親自照顧媳婦，柺子娘也鬧。
柺子搖頭，說我當時就弄不清楚，以為是要抓我們蹲號子。“沒打針沒吃藥，先把一家子分開關了，能願意嗎？
當時伍大人就說，要真染了鼠疫，你媳婦就會死。我們能做的，是讓你們家少死人。”
柺子揚起鞭子，使勁抽在馬屁股上，吆喝一聲。
他轉過臉，看著金木，伸出三個手指：“剛過30歲，伍大人能說出這樣的話——我當時馬上認了，想明白了。”
隔離七天後，柺子媳婦和老孃死了，他和兒子活了下來。
他把兒子送到道里的親戚家，自己拉著馬車加入了埋葬隊。當晚，傅家甸就宣佈徹底封鎖。
“伍大人讓咱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其實我是個慫包，但見多了死人，我也不怕了。”
柺子抹了抹額頭，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聽說伍大人在天津也有老婆兒子。”
金木嗯了一聲，沒說話，解開口罩，點了根菸，使勁抽兩口丟掉，又繫上口罩。
在北京時，他聽說伍連德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四個月，最大的才五歲。
或許當時太年輕，他對這些事沒什麼感覺。在20年後的筆記中，他卻提到了這件事：
“……伍博士於我的最初影響，是彼時出關赴死之抉擇。”
查閱伍連德自傳，東北防疫一段，幾乎未提到妻兒。事實上，他在東北防疫的最後一個月，小兒子因食物中毒夭折。或許，這是他回顧往事時的刻意迴避。
繼續往前走，金木見到了來傅家甸後的第二具屍體——一箇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著摔倒的姿勢，身上結了一層薄冰。
柺子說，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這症狀，跟得了病的老鼠一個樣。
緊接著，又是一具，身上卷著鋪蓋。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從城裡走到墳場，一路見了十多個死人。
到了墳場，金木傻眼了。這座墳場，沒有墳，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著棺材，死人壓著死人，一路堆過去，幾里地望不到頭。
金木跳下馬車，沿著墳場中間軋出的路往前走，渾身哆嗦個不停。
來東北前，他從報上知道哈爾濱死了幾萬人，但卻從沒想到，會直接面對綿延的屍山。
他踏進雪地裡，走到棺材堆跟前看，不少棺材還敞著口，有的屍體從裡頭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腳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結了一層霜。
還有些沒入殮的屍體直接擱在雪地上，身體凍僵成扭曲的姿勢。
伍連德自傳中說：
“棺內恐怖的內容暴露無遺，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駭人的姿勢伸出來，令人毛骨悚然。有些屍體呈坐姿，此乃冬季極度嚴寒氣候下，一兩個小時內即被凍僵之故。”
撲稜稜一陣響，沒蓋的棺材裡飛出一群烏鴉。金木嚇了一跳，一陣噁心湧上來，差點栽倒。
柺子停下馬車，扶住他，說這是不得已，他一天送兩三趟死人，棺材實在不夠，能蓋上點什麼就給蓋上。
昨天夜裡送來的佘先生，一時找不到東西掩蓋，裹著破毯子就撂下了。
“不只烏鴉，一到天黑成群的野狗就上來了。”柺子指指棺材附近的雪地，一層層交錯的野狗腳印。
據史料記載，當時每天死的人太多，趕製棺材來不及，後來的屍體就直接拉到墳場堆積。地面凍得跟石頭一樣，埋葬隊無處下手，只好把屍體就地排放。
金木到墳場的那天，已經有六個星期沒埋過人了——傅家甸墳場的屍體已經堆了兩千多具，排列長達三里多地。（也有一說，認為有三四千具屍體。凡數據出入的地方，本文依據的是伍連德回憶錄。）
金木的日記中寫道，他似乎聞到了屍體的腐臭——
“腐臭味衝進鼻眼，透入皮膚。”
東北的一月份，零下二十多度，屍體當然不會腐爛。這是恐懼的錯覺。
冰凍屍山的真正恐懼，來自屍體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
旅美作家王哲在《國士無雙伍連德》裡講述此事，將傅家甸墳場稱為“鼠疫桿菌的天然冷藏櫃”，一旦開了春，這墳場可能會毀了哈爾濱，東三省，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
此時，伍連德正遠遠站在墳場盡頭，滿腦子想著：該如何處理這座屍山。
選擇
伍連德是小個子，短頭髮，戴著口罩的臉圓圓的，額頭黑黑的，鼻子上架著金邊圓眼鏡，棉軍衣外面套著件白大褂，下襬蹭上了幾塊黑土的顏色。
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說話時微微揚起下巴。
金木過去打招呼，伍連德朝金木點了下頭，遲疑了一下，繼續跟林家瑞說話。
過了一會兒，林家瑞叫柺子過去，吩咐了幾句。柺子“嗯”了一聲，跳上馬車離開了墳場。
伍連德朝金木走來，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機，伸手去握，伍連德轉身一繞，到了金木後頭，解開了金木口罩上的結，緊了幾下，重新系起來。
他拍了拍金木，說你這麼系口罩會松，不留神就開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沒聽明白。
林家瑞忙解釋，說伍博士讓你把嘴巴鼻子捂緊。伍連德從小講英文和廣東話，官話講得不利索。
在東北期間，他向朝廷彙報情況，是特批的政府專線，直接用英文發給外務部。遇到和地方官員溝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譯。
金木問林家瑞，安排什麼時間採訪伍博士。沒等林家瑞接話，伍連德擺擺手，說採訪暫時不用了。
他往四周掃了一眼，皺起眉：“要先處理這些——屍體。金記者，你不如回去吧，這裡很危險。”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說報社不都聯繫好了嗎，半天時間就夠。林家瑞點點頭，又和伍連德商量。
伍連德卻沒再說話，走到路中間，看著墳場大門方向發呆。他在等哈爾濱的各級官員到來，向他們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屍。
之後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採訪的事，伍連德始終沒答應。他甚至沒和伍連德說上幾句話。
倒是哈爾濱的道臺和幾個知縣，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從隔離開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還有幾千口無家無業的流民無處安置。
他們認為，疫情蔓延，無力可擋，哈爾濱凶多吉少。
焚屍的建議，震驚了所有官員。他們剛剛接受了毀傷“身體髮膚”的西醫解剖——畢竟被剖的是個日本人。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屍。
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對祖宗大不敬。更何況，一次要燒幾千具屍體！
提出焚屍建議後的情況，伍連德自傳的記述很簡單：地方的領導者們，一致支持他奏請朝廷允許火化這些鼠疫死者的屍體。
其他文獻記載則詳略不同。綜合各種資料，可以推測，焚屍的建議最初遭到各種質疑。
2012年有部電視劇，叫《浴火危城》，演繹了這場鼠疫的故事。
編劇給伍連德製造了巨大的阻礙：不但當地滿漢民眾反對，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屍，遲遲不給迴音。
無奈之下，伍連德先向俄國醫院求助，說服他們燒掉俄國人的屍體。
然而，朝廷依然堅持焚屍是“大逆不道”，攝政王載灃稱火葬“違反祖制，異想天開，易引發民亂”。
《浴火危城》是根據1910—1911年東北鼠疫改編的災難題材電視劇，鄧迎海執導，溫兆倫飾演伍連德。
危急關頭，伍連德孤注一擲，下令焚屍。
傅家甸百姓聚眾阻止，伍連德當眾發誓，一桶柴油澆在身上，要與屍體一同焚燒。歷史的實情，沒有絲毫浪漫與狗血。
金木的記錄中說，當時，除了一名姓於的道臺認為“活命更要緊”，其餘官員鄉紳都模稜兩可，並未表態。
有人提出全城滅鼠，有人建議開春後挖坑掩埋，還有人提出假設：完全隔離染病的人，封鎖傅家甸——“棄之不顧，或可絕患”。
即便是當時參與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連德的隔離方案和焚屍建議。
查找資料時，我在《1910—1911滿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裡，發現美國外交官員格林發給領事館的一段彙報。
彙報裡說，這個號稱受過歐洲醫學訓練的年輕中國人，和他的專業助手，每天觀察、報告、做實驗，從早上九點半工作到下午四五點，但並沒做什麼實質工作，死亡人數仍然每天上升——“這是在浪費政府人力和經費”。
雖然伍連德是朝廷任命的總醫官，但整個東北防疫隊伍裡，有俄國、日本、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家的專家，還有中國的中醫。
支持、反對、迴避、嘲笑——什麼聲音都有。伍連德沒爭執，帶著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筆便擬寫奏摺。
他說，隔離已經做到位，死亡人數卻與日俱增，屍體不燒，鼠疫就不滅。請奏朝廷，是為了讓傅家甸的官員閉嘴。
寫完電文，他遞給林家瑞，讓他翻譯成中文，一式雙份發到北京。林家瑞接過電文掃了一眼：“三天處理完屍體，辦得到嗎？”
伍連德搖搖頭，說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須做到。
他讓林家瑞準備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經撤空的感染住宅區燒了，一點不能留。
防疫人員焚燒街道，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這時，金木問了伍連德一個問題：“伍博士，你害怕嗎？”
伍連德停下筆，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這時，他已經摘了口罩，脫下防疫服，身上穿著綠色的軍裝。
他看了看金木，鬢角浸出幾顆汗珠，微微揚起下巴，繃了繃厚厚的嘴唇：“不但怕，還恐懼。”
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數統計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沒那麼大膽子。”
說完，他告訴金木，要是不願回京，就回旅館待著——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員，不需要看熱鬧的記者。
隔離
伍連德的電文奏摺到了外務部，送到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手裡。一個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舉薦伍連德赴東北防疫。
施肇基在回憶錄中寫道——
“乃請政府簡派餘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連德醫師為會長，任會議主席。”
這裡說的“會”，是指各國醫學專家組成的“萬國治疫大會”。
伍連德年紀最輕，資歷最淺，全仗施肇基背後力挺，才全權主持了防治工作。
施肇基（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英文名AlfredSao-ke Sze，字植之，江蘇省蘇州府吳江縣人，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當時為清朝外務部總長。
伍連德請求火葬的電文，算得上生死之託。
治疫已近兩月，整個哈爾濱和長春、瀋陽等地，都按伍連德的隔離方案操作。要是準了火葬，情況還不好轉，就是千古罪人。
施肇基決定向上頭請一道聖旨。大年三十晚上，他連夜去了攝政王府，請求載灃下旨——這位攝政王，就是汪精衛刺殺沒成的那位。
這時候，離伍連德發出電文，已經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傳裡，提到屍體的處理時，說“當時死亡甚多，無棺木為殮，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風氣未開，民間反對甚烈”。
他並未記錄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聖旨，只是簡單地寫道：“中國平民之行火葬與解剖屍體，自此始。”
伍連德等朝廷回信的兩天，金木從一名記者變成了防疫人員——他不想只看熱鬧。
他請防疫醫生給自己做了培訓，學會了基礎的防疫知識。
林家瑞給他安排了個差事：和防疫軍警一同看守停在鐵道上的接觸者隔離車廂。
接觸者隔離車廂，在當時轟動一時。這種謹慎的隔離方法，西方也鮮有先例。
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為車裡管吃管住。
曾有報道題為《貧民之愛坐火車》：
“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鐵路公司借去火車數十輛，專為調驗與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飯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給……”
火車車廂隔離所，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也有人不愛“坐火車”，不斷要求離開，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這天傍晚，金木在隔離車廂四處查看。
在住了八個人的七號隔離車廂，見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兒子。
他和媳婦佘秦氏、11歲的兒子，已經在隔離車廂住了四天。佘先生死掉當晚，三人就被警察送來隔離。
在七號車廂沒待過一晚，佘四德就撬開車廂門，想要逃跑，被看守發現。
他告訴看守，自己必須回家，不但回家，還要回山東老家。
半個月前，他們全家就準備出關，回老家過年，卻在半路給伍連德的防疫隊攔了下來。
和父親一樣，他相信，災難是伍連德帶來的——如果不是他讓人攔住出關的人，後來父親就不會進城買年貨，也就根本不會染病，他們也不會給關起來。
更重要的是，他還有個六歲的小女兒，叫佘小葉。佘老先生逃回家時，她正在鄰居家，不算接觸者，沒隔離。
佘四德兩天不吃不喝，絕食抗議。他要見女兒，要帶父親屍體回老家安葬。
金木到七號車廂門口時，佘四德正跟車廂裡的山東老鄉抱怨：都是這些傷天害理的西醫，害得他家破人亡——“聽說還要燒墳場？我們早晚都給他們害死！”
這時，送飯的馬車來了，看守打開隔離車廂的門。佘四德要往下跳，看守拿起槍晃了晃，讓他回去。
他罵了一聲娘，說這不就是監獄？有種打死我！
看守沒搭腔，接過車把式遞來的食盒，往車廂裡送。馬車上突然鑽出個小女孩，手裡提著一包點心。
這女孩是佘小葉，她在鄰居家住了幾天，非要見爹孃，就跟著送飯的馬車跑來了，還給佘四德帶了點心。
佘四德一見閨女，哇地一聲哭出來，又要往下跳。看守大叫一聲“佘四德”，揚起槍托頂在他腰上。佘四德使勁跺腳，扒著車門叫女兒名字。
車底下的幾個人都看著佘四德，一不留神，佘小葉跳上了車廂，正往裡爬。
車把式大喊一聲“哎喲媽呀”，這孩子已經站進了車廂裡面——她沒戴口罩。
金木丟下相機，跳上了車廂，抱起佘小葉，把她的臉捂在自己懷裡。
佘四德伸手要奪，一把抓在金木領口，金木彎腰往下一撤身子，口罩卻給扯下半截。
金木趕緊騰出隻手，拉起口罩，包住臉，擠開佘四德，跳下了車。
佘小葉嚇懵了，瞪大眼睛看著金木，嘴角一撇，要哭出來。金木放下她，跟柺子要了個新口罩，給她戴好。一群人這才反應過來，都傻了眼。
看守問，咋辦，要不要找大夫來？——金先生，你沒事吧？
金木勒緊自己的口罩，說沒事，戴著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葉，半張臉蒙在口罩裡，兩眼吧嗒吧嗒掉眼淚，一聲也不吭。
過會兒，她擦擦眼淚，睜大眼睛，抬頭看著金木，說：“給我爸爸吃。”說完，把攥在手裡的點心遞給金木。
金木接過來，把捏皺巴的油紙包整了整，交給看守，遞進車廂給了佘四德。
佘四德接過點心，瞪著金木，大喊：“放開她。”看守怕他又要出來，推上了車廂拉門。
車門關上前，佘四德使勁扒著門罵。金木看了他一眼，沒吭聲。
他抱起佘小葉，一字一句告訴她：出門一定要戴口罩，火車不能隨便上，再過三天，爸爸、媽媽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離區的醫生要求，佘小葉必須馬上隔離。
她沒戴口罩進了隔離車廂，雖然車廂裡的人目前都沒有明顯感染症狀，但不確定是否有潛伏未發的感染者。
當晚，佘小葉住進了隔壁的一節車廂——按隔離規則，不是同一批接觸者，不能隔離在一起。
晚上，伍連德來到格蘭德旅館。金木以為終於能有機會採訪了，伍連德卻帶來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醫生。
他要確認，金木是否需要隔離。
量體溫，心肺呼吸檢查，沒有感染跡象。
伍連德問金木，進入車廂的半分鐘裡，具體都發生了什麼：“任何細微的事情都不要放過。”
金木遲疑了一分鐘，說：“我看見那孩子上了車，跟著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來。”
林家瑞記下後，金木又補充了一句：“沒碰到其他人。”
沒有資料能解釋，金木為何隱瞞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細節。
從後來金木的遭遇來看，我懷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讓他不想被隔離。
人在恐懼的時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當時的金木也有可能對伍連德不太滿意。
他對當天事情的簡述寫道——
“危急關頭，必有情急之舉，伍博士卻指責我理性不足。醫生果真鐵石心腸。”
那天晚上，伍連德反覆問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樣的回答後，依然不放心，讓林家瑞帶他去了第三區防疫處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員的標準，從裡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處理。
第三區防疫執行處的消毒浴室，專供防疫人員消毒清潔。圖片來自《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
金木不知道的是，當時的伍連德最焦灼。來東北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區巡視，就是在實驗室研究。
這天從格蘭德旅館離開後，伍連德卻去了於道臺那裡，兩人喝起了酒。
過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節，朝廷的回信卻遲遲不來。
兩人喝到11點多，話都說完了。外頭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
伍連德頓時酒醒，此時的傅家甸，跑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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