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攀附奸臣，也不攀附“清官”
為臣之道，忠君愛國，敢於任事。大臣之間，則應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有超過工作關係的任何利益勾連。古代不少官員嚴格遵循著這一原則，保持著尊嚴和氣節。
對權臣奸臣，他們從不主動結交。南北朝時北齊後主高緯寵信奸臣和士開，百官無不屈從其淫威，下跪行禮，爭相攀附。只有清官李幼廉，見到和士開只是雙手抱拳正常作揖。
因為廉官有良好的名望，也成了不少權傾朝野、炙手可熱之人的拉攏對象。清官們的選擇是，不以為然，不為所動。
明英宗時的太監王振，與大臣薛瑄同為山西人，曾為提拔他出力。王振滿以為薛已是自己人，不料薛還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王振很生氣，反覆派人傳話籠絡。薛瑄卻說：“我受命的是公職，怎麼能謝恩私室呢？”
不僅如此，他們還與貪官據理力爭。清乾隆時和珅當道，大臣們敢怒不敢言，軍機大臣王傑卻不攀附討好，還常與之當朝爭論。面紅耳赤下來，和珅往往灰頭土臉。
一次，和珅拉著他的手開玩笑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反諷說：“這手只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本想看笑話的和珅羞愧而去。
在封建社會，不攀附權傾朝野的貪宮，便可能被掃地出門，甚至被陷害。如王傑便被和珅誣告貪腐，虧得皇帝信任、自身兩袖清風才安然無事。而上文中的李幼廉，亦因不攀附和士開被貶到南青州任刺史。
後來祖孝徵當權，向李索要當地特產紫石英，被李婉拒。有人提醒他，這樣做，您考慮過後果嗎？李幼廉大聲留下一段鐵骨錚錚的話：“本人自結髮而冠為官，從來就不會攀附於人。上天把此德賦予我，他祖孝徵能把我怎麼樣！無非就是發配幷州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貞潔之士不僅對驕奢淫逸的貪官“視之蔑如”，從不攀附；對一些名臣也不刻意討好。西漢景帝時，群臣皆拜服於權傾朝野的周亞夫，小小的中尉郅都，卻不以為意，還敢在朝堂上當面指出周的過失。
封建時代即使是一些名臣，搞起“小動作”也玩得很“溜”。對他們的主動拉攏，這些官員們也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明朝大文豪湯顯祖第三、四次進京會試時，偏偏碰上首輔張居正二子、三子也在同場考試。張居正兩次派人拉攏湯顯祖幫忙助考，並給湯許諾了前三的成績。
在一般人看來，既得了名聲，又攀上了大樹，求之不得，沒想到湯顯祖兩次都斷然拒絕，張居正大怒。直到張去世後，湯顯祖才考中進士。
明朝薛瑄考取進士後，聲望極高的當朝首輔楊士奇主動結交。首先想聘其為訓導子弟，薛瑄以祖父母亡故，要回鄉守孝推辭了；守孝期滿，楊士奇舉薦他擔任監察御史，並再次表示希望結識薛瑄，薛瑄卻說，“我的職責是彈糾官員，不能私謁公卿”，再次拒絕；
後來楊士奇上前主動“示好”，薛瑄又以“朝間會見，不合朝儀”為由拒絕。在薛瑄看來，出仕做官是為國家盡忠，與成為誰的“門生故吏”，幫助誰“壯大勢力”並無關係。
還有一些官員的行為看起來頗為較真，但卻是對可能的利益勾連“防範於未然”。
王義方是初唐孝子，飽讀詩書。當時的重臣魏徵看上了王義方，想把內侄女嫁給他，但王“辭不取”。過了幾年，魏徵去世了，王義方才娶了魏徵的內侄女。
他解釋說：“當時不同意娶妻，是因為魏徵是高官，有攀附權貴的嫌疑；如今魏徵已去世，娶妻便不再有利益勾連之嫌，還可報答他的知遇之恩。”
不搞攀附的他，卻為“眾人皆曰可殺”的權臣說話
“君子以直事人。”官員不攀附權貴、不結黨營私，遇事便能以國家利益為重，就事論事，公正地做出判斷。
南宋權臣韓侘胄執政時，權位居於左右相之上，百官大多聽命於他。但當他找到福建莆田廉官餘崇龜，準備提拔他擔任要職時，餘卻不願與韓侘胄為伍，斷然拒絕。餘崇龜還感嘆：“今日言路不得行志，況一登廝役之門則遺臭萬載，歸潔吾身可也。”
餘崇龜寧願做地方官，歷任江州知州，又調任樞密院。不久，韓侘胄被罷黜。大臣史彌遠啟奏皇帝：“權臣(韓)專政時，眾官員紛紛趨炎附勢，只有餘崇龜一人剛正中立，不投靠他。”餘崇龜隨即被封為監察御史。
對韓侘胄的功過，至今眾說紛紜。儘管餘崇龜不願與之為伍，但對其個別有益的施政措施，也積極響應。如當韓請求寧宗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去秦檜死後爵位改諡“謬醜”時，餘崇龜也上疏皇帝表示支持，請求早日賜封岳飛。
南宋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朝廷兵敗求和，金人要取韓侘胄頭顱。大臣們都主張答應，向來對韓瞧不上眼的餘崇龜卻極力反對。他的理由並非為了韓個人：“韓侘胄貪功冒進，確實有罪。但把他的腦袋裝在盒子裡送到金國去，卻是有辱國格之事。”但餘崇龜的建議未被採納。
不攀附任何人，不受拉攏，每逢大事，首先考慮國家的利益和對朝廷的影響，作出獨立判斷。這就是不附權貴的品格。
大家熟悉的蘇軾也是如此。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呂惠卿、章惇、蔡京等個人品質有問題的官員攀附他結成一黨，蘇軾寫了《上神宗萬言書》對新法表示反對。
而王安石新黨倒臺，保守派的司馬光執政，被人視做“舊黨旗幟”的蘇軾，卻拒絕攀附司馬光，還反對“盡廢新法”，主張去其糟粕擇善留用。因此又遭排擠，被趕出朝廷，蘇軾卻初心不改。
說話做事秉持公心，是對為官者的要求。對於主動前來攀附自己的人，也應嚴辭警告，堅決制止。
清康熙時的大臣陳廷敬任吏部尚書之後，手中權力日增。一次，有一名布政使想拿一千兩銀子給陳廷敬祝壽，並見他一面，藉機攀上大樹。他在陳公寓蹲守多日，一直找不到機會。
有一天，他摸黑進入陳家，跪在地上請求陳廷敬收禮，沒想到陳頓時憤然大怒，高聲呵斥，沒過幾天，這名布政使就因違法被罷免。陳廷敬此舉傳開後，社會上攀附權貴的現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心底無私天地寬
“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公元1464年農曆六月十五，曾任明禮部侍郎的薛瑄寫完這首詩，離開了人世。
此前，他因不依附王振，反被誣陷下獄。被釋放後，薛瑄在河汾地區講學，四方慕名求學者成百上千。
誠然，仕途坎坷，顛沛半生，被誣陷和誤解，是不少不附權貴官員的宿命。然而，與攀附者整天提心吊膽，最終或“樹倒猢猻散”、或陷入無休止的黨爭、傾軋，一不小心就被連坐、丟掉性命相比，由於不附權貴者清廉自守，一心向著朝廷和百姓，宦海沉浮之後，他們常能活出一份寧靜和自由，得以善終。這正是“心底無私天地寬”。
吳表臣曾因拒絕秦檜以宰相等“高官厚祿”收買，拒不攀附秦檜而名動京師。宋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他辭官回到老家永嘉，過著布衣疏食的清平日子，與當地百姓融洽相處、親密無間。
即使被誣陷，他們也多能以其清白和名望安全脫罪。薛瑄被釋放，即是王振做賊心虛，擔心引起民憤，加上群臣求情之故。王傑被誣告貪腐後乾隆派人調查，反而查出個大清官，皇上賞銀三千兩為其修家宅，勉勵嘉獎。
唐代的王義方則用一生踐行了“不附權貴”。晚年他隱居昌樂不出，教授生徒以終。儘管他官位不顯，一生最高只任御史臺侍御史，屬六品之監察官，卻以從政為人之德名世，在新舊《唐書》、《資治通鑑》中均有傳記。
他們還將這種忠直獨立的品格傳承下去。餘崇龜教子有方，其子敦行博學，秉承父訓。歷官潮陽知縣，深得百姓愛戴。
正如薛瑄晚年發展理學，成就卓著一樣，湯顯祖後來也棄官回鄉，潛心戲劇、詩詞創作，最終成為文學大家。而蘇軾不附權貴、屢經宦海沉浮後，仍能保持獨立人格，樂觀曠達，並做出文學、歷史、書法、飲食等多方面貢獻，更是“千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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