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攀附奸臣，也不攀附“清官”
为臣之道，忠君爱国，敢于任事。大臣之间，则应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有超过工作关系的任何利益勾连。古代不少官员严格遵循着这一原则，保持着尊严和气节。
对权臣奸臣，他们从不主动结交。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宠信奸臣和士开，百官无不屈从其淫威，下跪行礼，争相攀附。只有清官李幼廉，见到和士开只是双手抱拳正常作揖。
因为廉官有良好的名望，也成了不少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之人的拉拢对象。清官们的选择是，不以为然，不为所动。
明英宗时的太监王振，与大臣薛瑄同为山西人，曾为提拔他出力。王振满以为薛已是自己人，不料薛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王振很生气，反复派人传话笼络。薛瑄却说：“我受命的是公职，怎么能谢恩私室呢？”
不仅如此，他们还与贪官据理力争。清乾隆时和珅当道，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军机大臣王杰却不攀附讨好，还常与之当朝争论。面红耳赤下来，和珅往往灰头土脸。
一次，和珅拉着他的手开玩笑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反讽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么好处？”本想看笑话的和珅羞愧而去。
在封建社会，不攀附权倾朝野的贪宫，便可能被扫地出门，甚至被陷害。如王杰便被和珅诬告贪腐，亏得皇帝信任、自身两袖清风才安然无事。而上文中的李幼廉，亦因不攀附和士开被贬到南青州任刺史。
后来祖孝征当权，向李索要当地特产紫石英，被李婉拒。有人提醒他，这样做，您考虑过后果吗？李幼廉大声留下一段铁骨铮铮的话：“本人自结发而冠为官，从来就不会攀附于人。上天把此德赋予我，他祖孝征能把我怎么样！无非就是发配并州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贞洁之士不仅对骄奢淫逸的贪官“视之蔑如”，从不攀附；对一些名臣也不刻意讨好。西汉景帝时，群臣皆拜服于权倾朝野的周亚夫，小小的中尉郅都，却不以为意，还敢在朝堂上当面指出周的过失。
封建时代即使是一些名臣，搞起“小动作”也玩得很“溜”。对他们的主动拉拢，这些官员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明朝大文豪汤显祖第三、四次进京会试时，偏偏碰上首辅张居正二子、三子也在同场考试。张居正两次派人拉拢汤显祖帮忙助考，并给汤许诺了前三的成绩。
在一般人看来，既得了名声，又攀上了大树，求之不得，没想到汤显祖两次都断然拒绝，张居正大怒。直到张去世后，汤显祖才考中进士。
明朝薛瑄考取进士后，声望极高的当朝首辅杨士奇主动结交。首先想聘其为训导子弟，薛瑄以祖父母亡故，要回乡守孝推辞了；守孝期满，杨士奇举荐他担任监察御史，并再次表示希望结识薛瑄，薛瑄却说，“我的职责是弹纠官员，不能私谒公卿”，再次拒绝；
后来杨士奇上前主动“示好”，薛瑄又以“朝间会见，不合朝仪”为由拒绝。在薛瑄看来，出仕做官是为国家尽忠，与成为谁的“门生故吏”，帮助谁“壮大势力”并无关系。
还有一些官员的行为看起来颇为较真，但却是对可能的利益勾连“防范于未然”。
王义方是初唐孝子，饱读诗书。当时的重臣魏征看上了王义方，想把内侄女嫁给他，但王“辞不取”。过了几年，魏征去世了，王义方才娶了魏征的内侄女。
他解释说：“当时不同意娶妻，是因为魏征是高官，有攀附权贵的嫌疑；如今魏征已去世，娶妻便不再有利益勾连之嫌，还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不搞攀附的他，却为“众人皆曰可杀”的权臣说话
“君子以直事人。”官员不攀附权贵、不结党营私，遇事便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就事论事，公正地做出判断。
南宋权臣韩侘胄执政时，权位居于左右相之上，百官大多听命于他。但当他找到福建莆田廉官余崇龟，准备提拔他担任要职时，余却不愿与韩侘胄为伍，断然拒绝。余崇龟还感叹：“今日言路不得行志，况一登厮役之门则遗臭万载，归洁吾身可也。”
余崇龟宁愿做地方官，历任江州知州，又调任枢密院。不久，韩侘胄被罢黜。大臣史弥远启奏皇帝：“权臣(韩)专政时，众官员纷纷趋炎附势，只有余崇龟一人刚正中立，不投靠他。”余崇龟随即被封为监察御史。
对韩侘胄的功过，至今众说纷纭。尽管余崇龟不愿与之为伍，但对其个别有益的施政措施，也积极响应。如当韩请求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爵位改谥“谬丑”时，余崇龟也上疏皇帝表示支持，请求早日赐封岳飞。
南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朝廷兵败求和，金人要取韩侘胄头颅。大臣们都主张答应，向来对韩瞧不上眼的余崇龟却极力反对。他的理由并非为了韩个人：“韩侘胄贪功冒进，确实有罪。但把他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到金国去，却是有辱国格之事。”但余崇龟的建议未被采纳。
不攀附任何人，不受拉拢，每逢大事，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对朝廷的影响，作出独立判断。这就是不附权贵的品格。
大家熟悉的苏轼也是如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吕惠卿、章惇、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攀附他结成一党，苏轼写了《上神宗万言书》对新法表示反对。
而王安石新党倒台，保守派的司马光执政，被人视做“旧党旗帜”的苏轼，却拒绝攀附司马光，还反对“尽废新法”，主张去其糟粕择善留用。因此又遭排挤，被赶出朝廷，苏轼却初心不改。
说话做事秉持公心，是对为官者的要求。对于主动前来攀附自己的人，也应严辞警告，坚决制止。
清康熙时的大臣陈廷敬任吏部尚书之后，手中权力日增。一次，有一名布政使想拿一千两银子给陈廷敬祝寿，并见他一面，借机攀上大树。他在陈公寓蹲守多日，一直找不到机会。
有一天，他摸黑进入陈家，跪在地上请求陈廷敬收礼，没想到陈顿时愤然大怒，高声呵斥，没过几天，这名布政使就因违法被罢免。陈廷敬此举传开后，社会上攀附权贵的现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心底无私天地宽
“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公元1464年农历六月十五，曾任明礼部侍郎的薛瑄写完这首诗，离开了人世。
此前，他因不依附王振，反被诬陷下狱。被释放后，薛瑄在河汾地区讲学，四方慕名求学者成百上千。
诚然，仕途坎坷，颠沛半生，被诬陷和误解，是不少不附权贵官员的宿命。然而，与攀附者整天提心吊胆，最终或“树倒猢狲散”、或陷入无休止的党争、倾轧，一不小心就被连坐、丢掉性命相比，由于不附权贵者清廉自守，一心向着朝廷和百姓，宦海沉浮之后，他们常能活出一份宁静和自由，得以善终。这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吴表臣曾因拒绝秦桧以宰相等“高官厚禄”收买，拒不攀附秦桧而名动京师。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他辞官回到老家永嘉，过着布衣疏食的清平日子，与当地百姓融洽相处、亲密无间。
即使被诬陷，他们也多能以其清白和名望安全脱罪。薛瑄被释放，即是王振做贼心虚，担心引起民愤，加上群臣求情之故。王杰被诬告贪腐后乾隆派人调查，反而查出个大清官，皇上赏银三千两为其修家宅，勉励嘉奖。
唐代的王义方则用一生践行了“不附权贵”。晚年他隐居昌乐不出，教授生徒以终。尽管他官位不显，一生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属六品之监察官，却以从政为人之德名世，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均有传记。
他们还将这种忠直独立的品格传承下去。余崇龟教子有方，其子敦行博学，秉承父训。历官潮阳知县，深得百姓爱戴。
正如薛瑄晚年发展理学，成就卓著一样，汤显祖后来也弃官回乡，潜心戏剧、诗词创作，最终成为文学大家。而苏轼不附权贵、屡经宦海沉浮后，仍能保持独立人格，乐观旷达，并做出文学、历史、书法、饮食等多方面贡献，更是“千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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