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革命黨中的著名人士，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的法制院院長，是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的起草者。1913年3月他剛剛領導國民黨取得第一屆國會選舉的勝利，作為國民黨代理事長，北上組織責任內閣，出任內閣總理，是這個內閣制倡導者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
孰料，壯志未酬身先死。
1913年3月20日，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32歲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在北上京都的火車即將鳴笛而去的剎那，喋血於幾聲沉悶的槍聲。
兇手很快落網，一個22歲的流氓兵痞承認子彈是從他的槍膛中射出的。偵查、抓捕、取證、審訊，尚未進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突然傳出兇手暴斃獄中的訊息，一個毒殺兇手的饅頭，將一個舉國矚目的政治大案劃上了句號。從此，關於宋教仁案幕後的元兇就成了一個謎，有人說，袁世凱擔心宋教仁出任總理損害他對國會的控制，所以密謀暗殺。也有人說，孫中山不滿宋教仁對國民黨的領導，讓自己這個理事長位高權輕，派人暗殺了他。
歷史真相難以確知。可以確認的是，宋教仁死於政治暗殺，死於政敵。這對醉心於憲法的宋教仁而言，實在是歷史的諷刺。
宋教仁臨終之前，給遠在北京的袁世凱留下了遺囑，希望他保障民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地位。宋教仁以杜鵑啼血的口吻說，如果袁世凱能夠這樣做，他一定會含笑於九泉，正所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張涵予版宋教仁
孫中山在宋教仁死後，親自撰寫了一副輓聯：“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留學，公真第一人！”
可見，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後之評價，都離不開“憲法”兩字。然而，宋教仁和他熱衷的辛亥革命，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憲政。皇帝倒臺之後的政治家，對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熱情不高，他們熱衷的是槍桿子，是三十六計。當政治人物之間出現分歧，指導他們擱置爭議的不是憲法，而是“刺客列傳”。暗殺，在民國時代，是除掉政敵或者疑似政敵的重要手段，袁世凱想用，黃興想用，陳其美想用，孫中山也想用。一連串的政治暗殺再次說明：在一個憲法不曾至高無上的國家，在憲法不能為權力鬥爭劃清邊界的國家，政客之間的爭鬥，極易變成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
田亮版宋教仁
重溫歷史，在那個口口聲聲要共和的偉大時代，“暗殺”這兩個字，不僅令當代人羞愧，也令後來者尷尬。放眼全球，政敵並不總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從事政治鬥爭。早在宋教仁被刺一百年前，美國人在一場骯髒的政治鬥爭中，雖然貶損了政治的顏面，卻確立了彪炳史冊的違憲審查制度，讓憲政散發出奪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時節，聯邦黨人輸掉了總統和議會兩大選舉，失去了建國以來的執政地位，失落的聯邦黨領袖，總統亞當斯和他的搭檔國務卿馬歇爾，決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黨人士佔據重要位置，給共和黨領袖傑弗遜領導的下一屆政府摻沙子。
美國白宮
恰巧，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遞交了辭呈，亞當斯總統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任上的馬歇爾。下野之前倒數第三天，亞當斯總統促使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一部法律，根據這部法律，總統可以任命四十二名下一屆總統無法替換的治安法官。
3月3日午夜之前，亞當斯總統和馬歇爾在匆忙之中，完成了參議院同意、總統簽署、國務卿蓋章生效的全部程序，任命了四十二名治安法官。因為太匆忙了，包括馬伯裡在內的十七個倒黴蛋的任命狀沒有及時發送出去。
亞當斯總統
第二天一早，新總統傑弗遜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檔——新國務卿麥迪遜將十七個倒黴蛋的任命狀像蛛絲一樣輕輕抹去。
馬伯裡惱了，他以麥迪遜違反《司法法》為名起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強迫麥迪遜交出任命狀。人們以為馬伯裡勝券在握，畢竟，新的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是他們聯邦黨人，和他是一個陣營的戰友。
然而，這個在聯邦黨人丟掉政權後高貴地“潛伏”下來的馬歇爾，沒有利用老總統給他的司法權，和自己的“戰友”馬伯裡一起痛擊共和黨人，他用我們歎為觀止的法律技巧和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駁回了馬伯裡的訴訟請求，他說，馬伯裡所依據的《司法法》違反了憲法，是無效的。
美國最高法院
這就是美國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馬伯裡訴麥迪遜案，刀光劍影的政治鬥爭沒有了，偉大的違憲審查制度誕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場狹隘的黨同伐異的鬧劇，而是一座憲法至上的“豐碑”，“碑文”上寫著：法院是憲法的守護神。
我們再看看宋教仁案，殘酷的政治鬥爭，非但沒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樣迎來憲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來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納入法治軌道、按照憲政原則予以解決的政治鬥爭，最終變成了血流成河的槍炮戰爭。大炮一響，袁世凱立即宣佈國民黨非法，解散國會。時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內閣制流產了，他短暫的政治生命中最為珍視的憲法，也像曇花，還沒怒放，就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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