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中期的唐帝國，飽受藩鎮之亂，已是千瘡百孔，國力大為削弱。
西渡大唐
當大唐盛世的榮光不再，而從印度傳來的佛教在中國大地上依然茁壯生長著。“安史之亂”後的大唐仍是佛的國度，佛教文化的發達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即便唐帝國的實力已然衰弱，相對於東方的日本，大唐還是一個龐然大物，他們每隔幾年都要派出遣唐使來中國學習。
公元838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隨遣唐使團隊進入大唐求法，這一年他已四十六歲了。他在日本苦修多年後，雖然功力大進，卻猶感不足，遂到唐朝求取佛法。
圓仁在中國求法期間，遭遇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佛教大動盪，就是後世所稱的“會昌法難”。
圓仁與他的弟子
公元840年，唐武帝登基，這個人喜歡道教，不愛佛教，他決定打擊佛教的生存空間。雖武宗厭佛，還不至於對佛教下毒手。佛教自東漢明帝傳入中國以來，又經崇佛的歷代皇帝經營，尤其是唐太宗和武則天的大力支持，可謂歷史悠久，根基深厚，不是那麼容易搞定的。根本原因還是社會矛盾使然。
唐武宗所處的時代，佛教不僅僅只是發達，而是已發展到了與政府爭食的地步。因為寺院一般擁有特權，不用繳稅，僧人不用服役，寺院資產在全國經濟的比重急劇上升，影響到中央的收入。
唐武宗
當時唐帝國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財政收入銳減，還要鎮壓地方割據勢力，到處需要錢。而寺廟佔有著大量的土地，還佔有著大量的人口，對兵源也有衝擊。
武宗決定對佛教下手，公元841年，武宗將年號改為會昌，因此這場由他發動打擊佛教的政治運動，史稱“會昌法難”。
這對於中國佛教來說是一場空前的災難。
嵩山法王寺標誌性建築 隋代的舍利塔
從會昌二年，即公元前842年開始，唐武宗循序漸進地發佈詔令，限制佛教發展，到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四月正式下詔毀佛，開始大規模整治佛教。毀佛詔書下達後，當時要求國都長安只保留4座寺廟，每寺僅保留10位僧人，東都洛陽只留2座寺院，節度使的治州所在地僅象徵性保留1座寺院，而刺史治所寺院不得保存，全部摧毀，和尚和尼姑要全部還俗，不從者就要當場殺死。
至於在中國遊學的外國僧人也要求還俗。845年五月，當時正在長安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只得逃離京城，準備前往鄭州。
法王寺
經過嵩山時，他知道山上的法王寺存有佛祖舍利。那是公元602年，信佛的隋文帝在法王寺敕建舍利塔，賜名舍利寺，並將三顆佛牙舍利放置其中。作為僧人，他從長安而來，知道皇帝已在一月前下達毀佛詔書，他為佛舍利擔心，於是前往法王寺，與方丈會面，談及朝廷的態度，估計不久大難將至矣，於是和寺眾一起想法設法要將佛舍利保護起來。由於那座隋代的舍利塔目標太大，他們決定將舍利移至一座小花塔之內，這樣不會引人注意，封進地宮後，法王寺佛祖舍利從此再也不見蹤跡。
直到公元2000年4月，由於有不法分子開始盯上了法王寺的古塔地宮，政府立即開展搶救性發掘。
就是這座不起眼的僧塔出土了舍利
地宮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尤其是佛舍利也出土了。當時這三顆舍利是放在一座小小的玉棺裡，此棺實際上是個人首鳥身玉石盒。經專家鑑定，這個盒子叫迦陵頻伽盒。迦陵頻伽據說是喜馬拉雅山上的一種神鳥，嘴上有七個音孔，能發出不同的單音，隨季節變化，可以吹奏不同的曲調，美妙動聽。這種鳥在臨近死亡時會進入狂喜狀態，瘋狂跳舞，並吹奏各種樂曲，彷彿要進入極樂世界了。那麼將舍利放入到這樣的玉盒裡，用意自然很明確了。
迦陵頻伽盒
跟隨出土的還有一塊重要的石碑，石碑上寫道：漢西來釋迦，東肇佛壇，嵩之南麓，法王寺立矣。隋仁壽間，帝敕建浮屠，遣使安佛真身舍利於內。殊因移匿地宮函密之，蓋護寶非不恭也。法門聖物，世遠疑失，誠恐鐫石以記，祈聖門永輝。
落款是 圓仁 天如 大唐會昌五年
碑文無疑說明了轉移佛祖舍利的經過，而當圓仁的名字出現大家眼前時，考古學者們都震驚了。
原來當年會昌法難後，圓仁不久就回到日本，成為日本著名高僧，並擔任延歷寺第三位天台宗座主。因他在大唐呆了近十年，他又著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記載了他在大唐求法的經歷，此書與玄奘《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行記》並稱東方三大旅行遊記，成為研究中國9世紀中期社會的重要史料。他死後還被天皇尊稱為"慈覺大師"，他是日本歷史上可以與中國的玄奘、鑑真齊名的高僧，所以大家才會感到吃驚。
圓仁大師坐像
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僧姓名出現在嵩山法王寺的碑文上，分明證實了當年在會昌法難中，中日兩國高僧聯手，面對朝廷的壓力，甘冒生命危險，保護佛祖舍利，這是多麼震撼人心的佛教大事件呀！落款中的另一位僧人天如肯定是當時法王寺的高僧，說不定就是方丈。這塊石碑無疑見證了一千多年前那段無比滄桑的護寶曆史……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史》《嵩山明珠：大法王寺》《日高僧圓仁與大法王寺佛舍利的千年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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