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丁玖教授的大作《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丁玖教授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5年。1986年，赴美国攻读博士。1990年，受聘于 南密西西比大学，先后被破格聘用为副教授、教授、终身教授。近些年来，丁玖教授关注大陆的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担任《数学文化》的编委，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美文，并先后出版了三部普及著作，分别是《数学之英文写作》（与汤涛教授合著）、《智者的困惑：混沌与分形漫谈》以及《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此处节选的就是最后一本书的第17章。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选择这节内容是相当应景的。文章末尾我们附上整本书的全部章节标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购买整本书。本文已获丁教授授权发布，在此非常感谢！
一个人的一生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光阴是在校园里度过的，假设他读到大学毕业并且能活到80岁。在中国，如果把幼儿园的小、中、大班三年也加进去，那几乎要占人生的四分之一了。可想而知，我们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活动，有多少的比例与我们的学校老师交织在一起。有理由说，师生之间的关系对受教育者一生的影响，有时说不定甚至大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了。
吴健雄就曾坦言，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她的老师胡适。胡适与吴健雄之间的师生关系堪称楷模。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在吴健雄赴美读书后，胡适有次逛书店时看到一本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4)的书信集，就买下直接寄给了远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她。吴健雄1990年对采访她写作《吴健雄传》的台湾记者江才健动情地说：“这才是师生关系啊！”
师生之间的学问传递，在韩愈的名篇《师说》中有最精辟的诠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按照他的标准，为师者应肩负三重任务：第一是言传身教，第二是传播知识，第三是解释疑难。“教师”曾是一个耀眼之词，但时至今日，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它都有点黯然失色了。在中国，师者的功能似乎仅仅剩下一重：传授知识，但不得要领；而在美国，主要是公立中小学校的教师，知识的载体好像越来越瘦。不过，与中国相对照的是，整体而言美国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基本上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我先从幼儿园的师生关系谈起。说到中国的幼儿园教育，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听过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幼儿园的孩子特别讨厌她的老师，不想去那里被折磨。每次家中送她去幼儿园的路上她都极不愿意，常常满脸苦相，有时泪水涟涟。但一旦到了幼儿园门口见到老师，就像川剧的变脸魔法，马上换了面孔，一脸的笑容取悦老师。说故事者于是叹道：这么小的年纪就已学会了成人的虚伪，以假象示人。并加了一句感言：这就是国内的教育！
电影《变脸》，吴天明导演
美国没有像中国学制长达三年的幼儿园教育。这个国家的初等教育通常简称为“K-12”。数字12一看就懂，指的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那“K”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幼儿园”的英文单词kindergarten之第一个字母，但在绝大多数的州只有一年的学制，是小学一年级前的一年“学前班”(preschool)。所以，K-12指的是高中以下的所有学校教育。在美国，所有的K-12公立学校都是免费教育。与中国的另一不同之处是，美国的学前班也放在当地小学的同一校园里，事实上可以被看成“零年级”，是儿童从完全家庭生活走向学堂读书生涯的过渡期。因而这些年纪最小的五周岁学童，在学校里还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每日的安排包括玩耍、唱歌、游戏、画画及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
美国初等教育的老师，尽管知识水平参差不平，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注重职业道德，充满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对学前班的孩子表现得尤其出色。心智刚刚起步的孩儿，如果经常面对的是严厉的管教、苛刻的要求、冷酷的比较、无端的指责、不等的待遇，其幼小的心灵将难以逃脱历时悠久的伤害。据说陈省身为此只上了一天的小学。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们在未来成长的漫长岁月中，容易受到某些潜意识行为的侵犯。幸运的是，在这个民主原则对孩子实行得最好的国度，五岁儿童眼前的幼儿老师大都是慈眉善眼、热情似火、责任心强的女性。她们的言行担当了师性加母性的双重角色，整天跟孩子们笑眯眯地打成一片，就像中央电视台深受少年爱戴的“鞠萍姐姐”那样。在那里，听不到呵斥声、看不见板脸者、闻不到火药味。当然，体罚更无现身之处，因为那是违法之举，非人之道。
在那里，爱心和责任心不仅体现在教书育人的职业，在几乎所有的行当都到处可见。2007年十二月，我因左眼视网膜脱落，在当地的眼科中心动了手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刀，开始时多少有点紧张，甚至以为会疼。没想到，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的大胡子业余美声歌手希麦涅兹(Jaime Jiménez)医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极其风趣，从头到尾都让我感到，这里不像是森严的手术室，而是美妙的音乐厅。当他用硅油将我部分剥离的视网膜重新贴回，手术成功完成之时，我想我已经爱上了这个无痛的手术，而不想走下手术台了。虽然有人会开车将我送回家中，希麦涅兹博士怕我不懂得怎样去药店配制特殊的眼药水，专门开车带我配药去。这种对从未谋过面的亚裔病人高度的责任心让我感动数日。我记得再向前推移四年之久，当我的父亲重病复发在南京的一所大医院治疗时，一位年轻的医学硕士谎称国产导尿管没有而强迫使用价钱十倍以上的“进口货”，以便从中取利，中饱私囊。他们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可为什么医德竟有天壤之别呢？或许是后者的教授忘了教他一堂“职业道德课”。
《邪不压正》里男主角在协和医院对着肾脏宣誓
《金蝉脱壳》男主角找医生帮忙时背诵医生誓言的镜头
在美国，进了正式的小学，知识依然不是读书的主要目的，健全的心理和快乐的学习构成了十岁前少年的生活主旋律。老师们好像天生与师道尊严无缘，倒是像孩子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论智商如何、家庭背景还是成绩好坏，每个学生都受到成人式的尊重。这里，没有等级差别，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排名之累；这里，有的是老师的耐心朗读，有的是互动的启发问答，有的是同学的踊跃举手。难怪当年我一走进我大女儿的小学课堂教室，看到的都是一张张活泼可爱的面孔，脸上反射出的全是表里如一的灿烂微笑。四周墙壁上挂着五彩缤纷的各国地图、知识图画及常识表格，课桌上有很多学生制作的小手工品及花花绿绿的彩笔画。怪不得我隔代遗传的女儿从小就被熏陶成了爱素描的小画家，用她自己在短文《向你介绍我》中的说法，“一有空就画个不停。”到了大学她还选修了绘画艺术课，研究生阶段还在某化妆品公司的商标设计竞赛中夺标，我的出版社还为我的两本书使用了她的封面设计。这完全归功于小学开始繁殖艺术细胞的土壤。
平心而论，美国教师的数学知识远远少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数学老师，鸡兔同笼的算术题绝对会让大多数的美国小学数学老师交白卷。但是美国的学生就是喜欢他们，而中国的学生见到老师就躲。因为中国的老师水平太高了，很自然地希望学生们水平越高越好，方法之一就是用偏题难题训练他们，美其名曰，“训练有素”。美国老师没有这么深的“初等学问”，“自惭形秽”，自然对学生和蔼客气多了。他们只教算术和代数的最基本知识，这对大多数学生已经足够，甚至绰绰有余。老师们把从简单数学训练中抠下来的大量时间，用于教导学生怎样待人处事、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用于强化学生阅读写作、演讲训练；用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总之，在美国人看来，教师的作用，是为了学生的全方位成长，而不是只把他们塑造成单一的“数学人”。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真需要那么高深的初等数学知识吗？小学的鸡兔同笼算术题算得再快，也快不过中学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组；高中里五花八门的求函数极值代数技巧，巧不过大学初等微积分的“求导数分析单调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先进的知识总是在取代陈旧的做法。如果我们的学生花费太多的时光在旧知识的磨坊间转圈子“打基础”，那就好比有现成的飞机不乘，非要坐远洋海轮去美国留学不可。那还不如回到清朝扎上辫子跟着孔乙己学“回”字的四种写法算了。
中美两国老师的另一不同职能在于，美国的小学老师似乎是多功能的，不像中国的小学老师那么“专业”。国内的中小学教师分工明确，数学教师不会去教自然。但美国的小学数学老师不与其它科目绝缘，数学课一上完，可以“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似地教起常识或历史课了。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也难怪，美国老师的数学专门知识除了基本概念与基本运算外，大概所剩无几，对复杂一点的推导计算往往无从下手。兹举一例，美国的代数老师教怎样解一元一次方程2x-3=5要分好几步走，并且不厌其烦地每步都写下来。
第一步：方程两边加上3，得2x-3+3=5+3；
第二步：简化方程得2x=8；
第三步：两边同除以2，得2x/2=8/2；
第四步：化简得x=4。
先生在黑板上如此演算得一板一眼，于是学生也掌握了这个慢吞吞的程序，一辈子都这样做，而从不像中国老师教会学生的“移项相除法”在脑袋瓜里一步到位。中国的孩子在这种美国老师的班上快要急疯了。但是美国老师的知识面却比中国宽多了。中国的教师是专门家，对本行当的知识掌握透彻，深度骇人；美国的老师是杂学家，虽然本专业的知识有限，他们对其它科目的知识会“如数家珍”，尽管深度也是一般。好在这就够了，够到他们能独当一面，成为多面手。小学课程的讲授，只需要博学，不需要精深。小学生们只需要了解算术运算的基本法则和简单易懂的自然常识，在不同的教室如能见到同样的老师，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总是见到父母（假如没有离婚的话）一样，该有多乐。
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培养中小学的教师的。比如，在我任教的南密大，数学系有专门为未来的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师开设的各种简单数学课。对未来小学教师而言，这些大学生不需要学特别深的高等数学，但是他们在外系要修自然科学及人文历史基础知识的一些课程，拓广知识面。这样到了教书的阶段，他们可以教不同科目的课程。尽管这样的老师对于天才学生几乎是无用的，因为天才主要是“自学成才”而可以“无师自通”，但是本着学校是为一般学生开办（大众教育）的原则，这种密切的师生关系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和心理负担，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美国教师也开始“专业化”起来，换句话说，他们一般只教他们的“看家本领”。数学课的老师不会去教历史或生物，教英文的大概无法去教物理、化学。虽然他们是“专任课老师”，他们的专业知识还是逊色于中国的老师。中国初中、高中数理化老师的业务水平确实很高，除了一些需要“希望工程”的边远地区或穷乡僻壤。因为高考在那里，高标准高要求逼得老师们必须武装到牙齿，否则有可能“误人子弟”。我二十年前一次回国，我的中学同学以为我是堂堂的美国大学数学教授，请我帮她的初中儿子解答一道几何题，对我而言应是小菜一碟。但是它差点让我难堪，因为我必须用他学过的知识解题，因而要绕许多弯子，而这正是为了今后的高考必须“舍近求远，绕道而行”的。那次经历之后，我就不敢“小看”国内的数学教师了。
正因为师生的关系仅是一维的，即一切为了升学或高考，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与他们的学生之间基本上只有知识传输的关系了，其它的在老师甚至家长眼里显得不那么重要，因而一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批改作业及成绩排名等“智育”方面，因它们直接关系到最终的高考成绩和所进大学的等级。心理的辅导、性格的改善、诚实的教育、妒忌的扬弃、助人的培养、合作的精神、领导的才能，这些似乎与进军名牌大学关系不大，但对一生影响巨大的个人素质的追求，却像老干部一样地退居二线了。其结果是，学校官员只抓名校录取率，目光短浅；科目教师只对考试分数负责，不求真懂；男女同学只会应付频繁考试，视野狭窄。由于师生并没有真正打成一片，彼此戒备，内心关闭，学生被动学习，老师冷淡有余。表面上一片“埋头苦读”的校园里，到处隐伏着互不信任的危机，自私自利、唯我独尊、心理失衡、心灵扭曲等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老师们普遍不满学生的消极懈怠及对师长缺乏出自内心的尊敬，而另一方面，学生们也不把他们视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看待。
在美国，师生关系要科学得多、合理得多。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有一点看上去比中国“可怜”，即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即便是合用的教师办公室也没有。那他们在哪里办公呢？在教室里。他们客观上真正做到了和学生打成一片，与他们像中国的军队和人民一样地“水乳交融”。这种关系的确有益于学生的长大成人。同一个屋檐下，中学生们尽情呼吸着民主的空气。教师和家长一样尊重他们对未来的选择，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参加讨论，教师的任务是为这辆求知马车的轱辘保持润滑。填鸭式教育是没有市场的，师道尊严也难以被人理解。由于没有高考的指挥棒，更没有名校情结在作祟，一切都顺其自然。高中毕业后想上哪类学校，想读什么专业，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因为对自己最了解的还是学生自己，一旦知道了个人的志趣爱好，这名学生就会学得积极主动，利用校方提供的一切教学资源，让热爱变成果实。想提前修大学课程的，学校有AP供其选择；想得到高手指导完成一个研究课题的，可以去找周围的大学教授交谈。我校刚退休并和我合写过论文的物理系米德(Laurence Mead) 教授，在他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不知指导过多少当地公立高中的高年级优秀学生，写出了相当不错的研究论文，有的刊登在《数学物理杂志》(Journalof Mathematical Physics)这样的好期刊上。
但是，自由自在的美国中学生们同时也是守规矩的，在校园里不大容易学坏。每个学校都有严肃的纪律，比如说，刀具或枪支是绝对不容许带入校园的。我记得一位中国的孩子刚来美国读初中时，他的爸爸陪他去附近大学见了一位姓张的中国教授。那位家长因为自己不在美国“陪读”，有点担心儿子在这个花花世界的西方乐土没人管而变坏。张教授自己的儿子在美国已经读到西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了，故他对美国大中小学的教育情形十分了解，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安慰他：你的小孩如果呆在中国倒是容易学坏，在美国却是学不坏的，你只管放心好了。说得这位父亲将信将疑地点点头，放心离去。
两年后，上了高中的儿子有次比同学快得多地做完课堂作业后深感无聊，便拿出一张纸在课桌上画起画来，画的是一颗头颅，但加了一根箭从太阳穴贯穿而过。不幸，这支箭给任课老师看到了，马上上报给年级主任，后者立刻汇报了高中部的校长。这个想象力丰富的中国男孩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校方通知其监护人马上领他回家，两天内不让进校，等到专业心理医生检查后再作决定。孩子的父亲是中国某高校的领导，向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串“谈心屋”好点子，却对美国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闻所未闻。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完全不可理解，绝不相信他在中国一贯品学兼优并给美国学校带来过数学竞赛荣誉的宝贝儿子会有什么心理疾病，甚至可能“杀人放火”。他的信念后来被证明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学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一切按章办事。当一位心理医生通过科学的心理测试，得出该少年“心理正常”的结论后，这位被“冷箭”射伤的男孩方被“恢复学籍”。这件事带给他父亲的最大好处或许是，他终于相信了张教授的那句话。
美国的学校虽然没有配备中国意义上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有指派班长、学习委员或课代表等学生干部，但独立性强的学生们自我管理得有条不紊，整个校园的气氛是平等的、和谐的、温暖的、积极的、活跃的。没有嘀嘀不休的道德说教，没有利害冲突的自寻烦恼，没有考试成绩的相互比较，一切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明了。学生家长不会请客送礼，老师不会训斥学生，大家都要遵纪守法。前面第十三章提到的校方辅导员则对学生的综合表现通过平时的记载了如指掌，他们的关键作用在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时最为体现。辅导员对考生基于事实客观评价的推荐信，是高校录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材料之一。
在美国，大学师生的关系还能保持中小学阶段的那种融洽密切吗？大学毕竟不是中学，它是高等教育的载体，尤其是它的研究生院，是学术的象牙之塔。美国的大学教授至少在一点上比中国的威风些了，即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在中国一般只有正教授才能独享一间办公室，讲师和副教授还要可能等一等。但是，美国教授有了属于个人的办公地点，就会像中国的官员那样高高在上吗？
否。美国的教授是谦卑的，至少是谦虚的，因为学生是他们的主人，而不是反之。不是吗？学生可是交了学费来享受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的，而教授则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大学雇员。“师道尊严”一说在美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中国传统美德更属无稽之谈。教授和学生在人格上完全平等，而不是地主与雇农的关系。每个教授不仅要在教室里好好教书，完成中国人韩愈一千年前分配给他的“授业”任务，还要每周安排五到十小时的办公室答疑时间，继续履行韩公交待他的“解惑”职责。这个每周固定的时间必须写在学期第一周发给学生的教学大纲上，还要加上三个词and by appointment（可预约），即如果哪个学生在业已定好的答疑时间内没空的话，比如说要打工挣学费，那他或她有权和教授安排另一个时间来答疑。在所有这些既定的或临时确认的时间段里，教授必须身在办公室恭候大驾。如果学生来了而你不在场，心肠好的可以放你一马，但性急的可能找到系主任那里去了，这是学校各级领导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大学教授普遍教书认真负责，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正如每对师生都明白无误的，无论是最顶级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最普通的教学型学院，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高校，教书是教授的神圣使命，是他们受雇的主要理由，无论薪水来自本州政府还是私有财团。研究型大学教授与教学型大学或学院在教学上的差异，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教学工作量上，即一般而言，实力强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因为要花许多时间从事创造性的研究，通常一学期教一到两门课，弱一点研究型大学可能要教三门，而教学型大学或学院的教授则可能需要教四门甚至更多的课程了。获得各种研究基金资助的那些高水准研究家，他们的经费中可能有一部分用于向校方“买下”每年一门课的时间专攻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美国教授是否研究、教学双肩挑，他们的共性是对待教书态度一丝不苟，备课笔记写得清清楚楚。大多数的教师绝不是走过场式地走进教室，照本宣科地抄黑板，五十分钟后草草收场。而是上课之前认真准备，重新组织课本中的材料写出讲课提纲，突出重点地宣讲思想的来龙去脉，用自己构造的例子阐述基本的概念和方法。总而言之，美国大学教授的共识是，教好书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医生看病或商店售货一个道理。
美国的系主任和院长最关心的不是本系或本院的教授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是哪个学生跑去告状，埋怨某某教授教书吊儿郎当。即使教授无心犯错甚至好心好意，只要学生去找领导叫苦，系主任都要介入调查，解决问题，只要真理在学生一边，就要向他/她道歉。我自己几年前就有一次好心办错事的经历。那一天下午因在本校举行与兄弟院校的美式足球赛，校长通知下午一点钟以后的所有课停上，因这是一件重要的体育盛事。我的课恰好就在一点开始，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未看到临时通知，还是来上课了，于是我就满足了他们，上完了这节课。没想到，第二天，院长一个电话打到我系，系主任马上找到我，说我一个家住很远的学生因听说课要放掉，就没有到校，而我却上了课，她也赶不来，是我的不对，故她发了电邮给院长。系主任为此嘲弄我多此一举。
我近些年来在国内，一方面耳闻教授埋怨他们所教的学生水平“每况日下”，不爱好读书学习，沉溺于网络游戏；另一方面也目睹学生诉说任课的老师教书马马虎虎，心思全放在申请基金写论文、出差跑项目。的确，中国的大学当局把SCI论文像菩萨那样供着，仿佛没有这些文章，大学就只好关门打烊。许多本应好好教书而不必制造论文的高校，用高额奖金号召校内全民比赛写论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领导一声令下，人人都像挤牛奶那样成了“挤论文专业户”。一些顺利挤出SCI论文的人纷纷富裕起来，在大学教授群中实现了邓小平的那句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了论文，就有了一切，基金滚滚而来，对他们的收入而言，这是良性的循环，芝麻开花节节高。
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业上得到了好处没有？照理说，教授的事业发达了，学生应是最大的受惠者。并非完全如此！学校物质大奖励的是研究论文，不是教学成果。这边，大牌教授不必授课，只以论文交差，却收入丰厚，名利双收；那边，基础课教书匠晚上备课改习题，累死累活，却待遇微薄。教学的主力军正是这后一类廉价劳动者，名教授不知去向了。这真是天下最奇怪的“经济学现象”。按照常识，政府花钱办学校，目的是教育交了学费的学生。这两笔钱用于教师工资的部分，其合理分配的依据，应是教学，而不是研究。但是，书教得多、教得好的教授，只能拿回家“基本工资”，论文多、教书少甚或教得差的教授工资卡里，除了人人都有的那份之外，还打进了数目可观的“津贴工资”，另加“论文奖金”，往往比前一类的教授高上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以上。
其实，各大学炮制出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论文，几乎是可以放进废纸篓的一堆纸张，唯一可以唬人的就是“论文的数目”。加上许多论文都是“学生干活，导师署名”，这些教授身上的光环也实在有点过于炫目了。那些认真做学问的西方作者对这些英文著述几乎看也不看，因为甚少创新的思想，不值得引用。引用的不是祖国同胞的文章就是“自引”。近些年来，我看到一些数学教授的论文引用次数大幅提高，不禁刮目相看，却发现自引或学生引用的比例甚高。研究型教授带了许多研究生，每个研究生“不发表便灭亡”，纷纷在导师论文的疆界内再放卫星，当然要引用老板的文章了，因而论文引用率火箭般地上窜。
反观在美国，每所大学对其任何教师的基本要求不仅是教书，而且是“教好书”。在授课这件最普通的工作分配上，不管你是否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也不管你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即便登上了《自然》、《科学》这类最高级别的期刊，你都必须承担足够的教学量。固然，如上所述，如果一位教授的研究得到了像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资助，全年的教学工作量可能会减少一门课，但绝不可能光拿工资不教书，除非这个人属于为数极少的特殊雇佣的“研究教授”。更没有因为写了几篇好论文而捞到巨额奖金，这一在中国一部分高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教室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书原则，和美国任何部门招聘雇员所遵循的“与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种族、性别无关”原则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美国宪法中的第一句话，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中基本体现。
这样一来，美国的大学生可以在一年级的基础课教室一睹院士的风采，更不要说研究生了，因为研究生们跟他们的导师朝夕相处。这些学术大腕的举止看上去与普通人物没有什么差别，年纪轻轻的可能神态更像学生，背个学生书包来教书，就像我1994年8月在荷兰机场见到并小谈片刻的、将于我正在前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大会报告的哈佛教授陶伯斯(Clifford Taubes)，他仅比我大四岁；年过半百的随和得就像一个糟老头。没有人在他们面前低头哈腰、端茶倒水；没有学生在他们面前毕恭毕敬、不敢提问。有这样的名家教鞭在手，传道授业解惑，学生还愁学不到真本事、成不了大气候？
大学教授兢兢业业力求教好书的一个故事，来自我的博士导师李天岩教授的一次课堂测验，而我恰巧成了目击者。那一次，他因为要外出做报告，请我为他监考一门他所教的研究生课考试。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收上来的卷子放好，等他回来后交给了他。但是当他改完考卷下次课上发回学生后，却急匆匆地跑来找我，说班上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留学生声言交了答卷，但发回的卷子没有她的！他问我收卷子时是否遗漏了她的——他完全相信了这位女生的说法。然而，我自信我收齐了所有的卷子，但我也无法证明那名祖国同胞未说真话。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学生声称交了答卷，而教授并未见到。我记得当时的李教授神态非常着急，连说几句“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其实，只要给这个学生一个补考，照样可给成绩。但是，李教授可能认为，无论什么补救办法，都不及不遗失这份考卷更好——假设真的是我的疏忽而遗失的。这件小小的插曲所折射出的是在美国教书所应保持的责任感，而这种负责精神不因是大牌研究教授而递减。
教授与本科生之间的关系与中小学类似，还处在教和学之间的关系。到了研究生院，这个关系开始散发出学术创新的气味了。合作研究这个敏感的关系，搞得不好就容易“祸起萧墙”，甚至导向身败名裂。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的高校对教授的学术品行要求严厉，就拿我校来说，每个教授必须在规定的网站修一门速成学术道德课，并要通过笔试。覆盖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人造的案例，阐述怎样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如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大段复制过去论文、偷取学生新颖思想等等。这些例子多半属于生命科学，因为这个大领域的研究常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做学问中的师生合作关系可能比数理学科更容易扑朔迷离，曲径幽道，步入迷途。
美国教授知道这个厉害，谁也不敢以身试法。好在他们长期浸润于学术规范的道德海洋，在他们的研究生训练阶段就已懂得学术界的游戏规则。诚实是他们奉行的做人原则之一。我读过的一些科学家传记中，记载了传主高风亮节的点滴故事。我最钦佩的费恩曼的高尚情操自然不在话下，一个佳例属于吴健雄的博士导师、费米的弟子塞格瑞(Emilio G. Segrè，1905-1989)。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尊师的吴健雄一篇早期优秀论文挂上后，马上毫不留情地划去了它，因为他认为实验是学生独立做出的，自己连思想都没有贡献。这才是崇高品质折射出的纯洁师生关系。
在宗教信仰气氛浓郁、诚信意识蔚然成风的西方社会，绝大多数的教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塞格瑞这样的人物看齐。他们既敬畏自然，又敬畏基督；他们言行一致，不仅诲人不倦地向自己的弟子传授知识，而且也“身教大于言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一生做人，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他们一般都很朴实无华，尊重他人，少有颐指气使之举，盛气凌人之态。他们懂得“长江后浪推前浪”，鼓励“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和学生共同探讨自然的奥秘，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上，鄙视巧取豪夺、仗势欺人，贪天之功占为己有。很自然地，很难看到导师没贡献就在论文上签名的咄咄怪事。我认识的一些数学大教授，尽管负责任地指导了学生的博士论文，最终也没有在相应的发表论文上署名。
诚然，西方世界绝非净土一片，学术界亦无法一尘不染。但是，大学教授头上高悬着的那把“道德利剑”，寒光闪闪，一剑所刺，绝无手软，更无怜悯。于是，不良师生关系乃至学术腐败，在西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不合常理甚或畸形的师生关系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到处存在。我十年前一次返美，在进关后的机场等待下一班飞机，遇见一位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和我一样要干坐几个小时才能继续飞行，便聊起天来。谈到国内的研究生教育时，她突然向我大倒苦水，怨恨她国内的工程系硕士导师如何霸占她的研究成果，私自装进公文包外出开会报告。更有甚者，她已“逃”出中国，他还不放过她，要给他几个月后去美国开会需要的报告内容。虽然这是一面之词，但从她那义愤填膺的神态，我相信了故事的真实性，谁会无聊到极点无中生有地对一个还不熟悉的人污蔑自己的导师？
这位研究生逃出了老师的学术魔爪，而那些成千上万的在读研究生呢？他们当中有的可能真的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中国，研究生心中最大的不爽，莫如自己辛辛苦苦获得的研究成果，上了坐享其成的导师的腰包，而被导师“天经地义”地攫取。据说有些学校甚至有明文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需要署导师的名字，而且有苦还不能言（怕毕不了业）。我听到许多教授手下有成群的学生，给他们每人几篇外国论文去做推广工作，几个月后，这些学生写出了新的文章，自然挂上了导师的大名，因为他是老板，课题是他给的。更因为自己的现在和将来都要靠老板，没有他的帮助，自己就更会“一穷二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也是不挂不行，尽管心中不愿。这就解释了某些教授这些年来的学术论文每年十几篇，即便有的已当上了日理万机的院长、校长。
有的研究生开始觉醒了，甚至反抗。十几年前就出现过上海名校的博士生导师被他的十来名博士生集体炒鱿鱼，他们的理由是被他当做廉价的劳动力使唤，导师和弟子的关系退化成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但是，更多的则选择沉默寡言，做导师研究团队的忠实团员。师生共同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学术会议也就层出不穷了。以至于坊间流传着大学或研究所财务处的这条新闻：每日上班时财务报销办公室最为拥挤，人头攒动，像过节似的那么热闹。报告新闻者还加了“编者按”：以前的教授、研究员白天忙于研究做学问，现在的白天忙于填表报发票。
然而，由于过得疲倦、过得压抑，过得非我，许多研究生一旦拿到学位，找到栖身之地，离开老板，自食其力之时，他们像一袋土豆似地一下子松散起来，再也提不上独立研究的劲头。那些还想继续发表论文的，无论出自真心喜欢还是经济效应，说不定开始了新一轮他们的导师的老方法：多多益善地招学生。毕竟，中国想读研究生的人数是巨量的，这是一个师生双赢的时代。
所有这些有点奇怪的现象，都和一个源头有关，这就是“面子”，老师的发达需要面子，并带来面子，学生再恨老师却撕不下面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动因和机会，来看看面子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而里子是否真的不值几个钱？
附：《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全书章节标题：
第一章 两个元旦
第二章 岁月回眸
第三章 新的发现
第四章 读书日子
第五章 教学助理
第六章 博士论文
第七章 谋求教职
第八章 论文答辩
第九章 初当教授
第十章 定居南方
第十一章 起跑线上
第十二章 初等教育
第十三章 怎样高考
第十四章 大学本科
第十五章 研究生院
第十六章 教授晋升
第十七章 师生之间
第十八章 面子里子
第十九章 戏说排名
第二十章 教育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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