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寫作家的恩怨?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懂得仇恨。雨果說過：“文學仇恨是最真切的仇恨。政治仇恨簡直不值一提。”作家擁有滔滔的文筆，更善於用尖酸刻薄的語言表達各種想法。
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壇有許多大作家，寫出《巴黎聖母院》的維克多·雨果(1802-1885)，命名法國文學最高獎“龔古爾文學獎”的龔古爾兄弟(1822-1896、1830-1870)，法國現代小說之父巴爾扎克(1799-1850)，《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1821-1880)，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的莫泊桑(1850-1893)，法國最知名的女作家喬治·桑(1804-1876)，《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馬(1802-1870)，自然主義文學創始人左拉(1840-1902)……群星閃耀，經典雲集。
九月由北京長江新世紀出版的《法國文人相輕史》是一部講述法國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傳記，揭秘了19世紀法國文壇鼎盛時期文人與大作背後的故事。作者遍覽並大量徵引了法國作家的著作、回憶錄、書信、日記等史料，梳理了19世紀法國文人趣史，很多璀璨的世界名著竟是相輕的遺產。這是一本收集十九世紀文豪們互相嫌棄的故事，當花邊八卦看也行，當另類文學史看也可，從文豪間的愛恨情仇看上流社會的鬧劇。
《法國文人相輕史》原著副書名為“從夏多布里昂到普魯斯特”，以貌似八卦、實則嚴肅的態度梳理了法國文人在情場、友誼、流派觀點、利益衝突、政治立場等方面的逸聞——梅里美愛上了司湯達的情人“藍夫人”，龔古爾與左拉因妒生恨，巴爾扎克由於對聖勃夫《情慾》的仇恨寫出了《幽谷百合》，左拉寫信公開抨擊雨果的浪漫主義，龔古爾兄弟公開嘲諷福樓拜，雨果、大仲馬、維尼三大浪漫主義劇作家在巴黎戲劇界掀起了一場大對決，夏多布里昂、繆塞無情地阻撓年輕作家的成長，巴爾扎克容忍不了歐仁·蘇的小說比自己的暢銷，都德安排莫泊桑的戲劇演出結果搞砸了，梅里美與雨果因不同的政治主張展開了激烈探討……安娜·博凱爾、艾蒂安·克恩是兩位法國高等師院文學系高才生，都在大學任教。有滋有味地把我們帶到榮耀和尊嚴的幕後，揭開文人相輕的醜聞。
同一個時期內誕生這麼多偉大的作家雖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相處起來可就沒有那麼太平了。他們彼此之間不但認識，還有一籮筐的恩怨情仇。“這一點非常要命，因為當時文學圈裡的文人們難免抬頭不見低頭見，想躲都躲不開。大多數作家跟人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不會深居簡出，不會蜷縮在象牙塔裡著書立說，然後高傲地把作品公之於眾。作家首先是社會人。”除少數幾個作家，如儒勒·凡爾納居住在外省，司湯達和後來的蘭波隱居於深山幽谷之外，絕大部分作家都生活在巴黎，彼此幾乎都有往來。19世紀初期，他們經常出沒於固定的幾個沙龍。
是人就會有恩怨，這本沒什麼，但他們是作家呀，作家難免恃才傲物，個性十足。加上這些妙筆生花的大文豪總愛把自己的怨念訴諸筆端，寫在日記裡、小說裡、雜文裡甚至報紙上，於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書中作者忍不住調侃：“面對如此惡毒的攻擊，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仇恨?因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些作家們參加同一類派對，出席同一個貴族的酒會，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不少文豪都是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在同一家出版社出書，在同一家報紙寫專欄，為同一個劇場寫劇本，他們之中有些還是天天見面的鄰居，不巧還總是會愛上同一個風韻的貴婦或是美貌的話劇演員，不時因濃烈的愛情和佔有慾相約決鬥。
作家獲得的榮譽和他的敵人數量成正比。“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被人嫉恨的人。”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這樣寫道。文人相輕大半來自嫉妒。原本或許沒那麼嫉妒，畢竟這些作家寫得完全不是一種風格，也沒什麼競爭關係，嫉妒什麼呢?我猜不少是因為周圍人有意無意的挑撥。同為圈中人，當另一位作家出了新作受到評論界熱評，而你還在瓶頸期苦苦思索卻寫不出滿意的東西，共同的朋友都轉身去稱讚這位作家了，你的心裡又是什麼滋味呢?暗自發誓寫出更好的文字以“奪回”關注之外，肯定還要酸不溜丟說一句：我看他寫得也不怎麼樣!
正如作者所說，文人之間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律。荷馬寫出《奧德賽》，就是為了超越《伊里亞特》。所謂的好勝心也好，嫉妒心也罷，甚至還有仇恨，無論什麼形式，這些都是文學創作的源泉。左拉曾說：“如果說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話，那是因為我桀驁不馴，胸中有恨。”正是仇恨激勵著作家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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