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一般指西方国家中一部分传播基督教的人士。基本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军队入驻关中。朝廷颁布法令，命令内城之中的居民必须全部迁到外城之中生活，将内城腾空，以供满人生活。汤若望此时便是众多依令搬迁人中的一员，但是，他的教堂以及众多天文仪器和图书资料都在内城之中。
之后，为了使这些东西得以保全，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向朝廷上书，希望能够继续在内城生活。而且，还借此机会向当朝简要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传教事业及历法修订工作，并借机向朝廷表达了归附之心，希望能够为清王朝略尽薄力。
可以说，汤若望表明心志的时机恰到好处。当时的清王朝刚刚进驻中原，为了能够“顺应天道”开创新朝，朝廷急需相关人才。并且，为了使新政权为人接受，必须能够准确地观测天象，创制新历，而此时的汤若望正是朝廷所需的此类人才。
经过多次的验证分析，朝廷肯定了汤若望在历法天文方面的才能。这让统治阶级极为满意，顺治皇帝曾经说过：“众多来自西洋国家的传教士，在我即位之时，朝廷急需天文历法相关人才，远渡重洋来到我国，这岂不是天命使然，让他们来助我大清创制历法嘛！”
之后，朝廷不仅采纳了汤若望的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西洋新法创制历书，还将新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而且，还将其委以其重任，让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他也因此正式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首位在朝中任要职的西方传教士。
汤若望不仅在朝堂之上与清王朝展开一系列合作，而且，他与顺治皇帝的私下交往也十分密切，远不止普通的君臣那般，而且，此等亲密关系还因各种事件而得以不断加深。
顺治皇帝的生母及其未过门的妻子曾经患病，均由汤若望医治之后得以痊愈。汤若望的一系列举动也让他获得了当朝手握实权的皇太后的敬佩。皇太后甚至尊称其为“义父”，而顺治也得跟着尊他一句 “玛法”，即，满语爷爷的意思。
史书曾记载，汤若望此人学识渊博，阅历广泛，在处理君臣关系的时候，非常懂得顾及顺治皇帝年轻而自尊的人格：
“但凡是一些有损皇帝威严或让皇帝难堪的事情，他均不会当面提出，必定会在私下无人之时才会委婉的向年轻的顺治皇帝进言。从而，使批评或劝谏只局限在两个人之间，不至于有损这位年轻帝王的颜面。而且，在措辞之上十分委婉温和，不会过于激烈，他十分懂得因势利导的道理。”
他的此种做法也让顺治愈发信任他，根据有关学者介绍，顺治皇帝曾下令准许汤若望随时出入内宫。而且，他也常常亲至汤若望的宅邸，与他探讨各类问题。曾参观过他书房，游览过府邸之内的花园，与他多次共进便餐。甚至，在顺治皇帝十九岁的寿辰，乃是在汤若望的府邸之中度过的。
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远甚君臣，或同父子。在此之后，顺治皇帝经常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法或宗教等知识，而且，还时常在困惑之时，向他请教治国良策。
有记载，顺治皇帝曾于一六五六年至一六五七年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亲临汤若望的宅邸多达二十四次，两人曾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汤若望也非常尽心尽力的为朝廷出言献策，没有辜负皇家的信任，所见时政之疏漏，必会秘密向皇上陈言。
他曾先后向朝廷递交多达三百多封文书，其中，大多数写的是他个人对于时政的建议和见解，而且，其中许多的建议都被顺治皇帝所采纳。并且，作为一个传教士，汤若望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一直希望顺治皇帝能够信奉天主教，但是始终不能如愿，清统治阶层从始至终无一人入教。
而且，顺治皇帝在一六五七年之后，开始对佛教感兴趣，致力于研习佛教教义，由此，他也在私下生活中开始疏远汤若望。但是，汤若望在朝堂之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顺治皇帝病重之时，曾考虑过封立嗣君事宜，由于，他的儿子们大多年幼，不堪重任，所以，打算让他的弟弟继承皇位。皇太后则认为玄烨是最佳的人选，两人曾就此询问过汤若望的看法。
汤若望认为：“玄烨曾经得过天花，可以胜任。”所以，站在了皇太后一边。听其说完，顺治皇帝便立即决定封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史料对此事记载颇多，曾评价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更因其一言，得以使康熙开创了中国封建朝代最后的一个盛世。
可以说，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甚至，中国今天的农历就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中国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康熙继承大统传教士汤若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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