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洲的众多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迎难而上时，一个东方巨人伸出了热乎乎的手。
中非交往由来已久。古埃及便曾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在公元5-10世纪时，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和东非沿海的商人，早已把中国产的丝绸、瓷器等作为重要的牟利来源。当然，那时候双方仅限于商品流通的往来。
到了明朝时，伟大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就到达了非洲东部，什么肯尼亚、坦桑尼亚都待过。郑和向非洲当地人赠送了瓷器、丝绸、钱币等礼物，还把中国传统医药介绍给非洲。同时，他也从非洲运走了不少珍奇动物。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高大的长颈鹿。中国人把它称为传说中的“麒麟”。
郑和下西洋算是中非交流的一次高潮。随后，两家都开始走上了歧路。
就在郑和回国之后，中国明朝政府实行“海禁”，不许民众和海外交流。非洲的西边，则又来了另一拨远航者，他们人数比郑和少，船比郑和小，却带着枪炮。他们不是来友好交流的，是来抢钱占地盘的。他们就是葡萄牙人。
从此，非洲大陆开始了遭受欧洲殖民者入侵和奴役的数百年苦难历程，中国则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日益被西方文明所赶超。
到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掀起瓜分非洲的狂潮；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也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丧权辱国，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可以说，古老的非洲大陆和悠久的中华文明，同为西方殖民扩张的受害者。相似的命运，也让中非两家起了“同病相怜”的惺惺之情。
清末爱国人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中，就把非洲的命运用来作为警戒，让同胞们不要像非洲的黑哥们一样任人宰割；同时，陈天华又把南非布尔人政权反抗英国的战例拿出来，说布尔人那么一点力量，都能打得大英帝国狼狈不堪，如果中国人人敢于为国奋斗，自然能击退列强入侵，还怕什么亡国灭种的危险呢？
而在抗战爆发时，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把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作为例子，分析国际局势，探讨中国决策。
二战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开始了自强不息的道路。稍后，非洲国家也开始脱离殖民统治，成批独立。
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饱受压迫的非洲人民当做自己的患难兄弟，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他们推翻殖民者，获得解放。
而非洲的民族斗士们呢，他们也觉得远方的中国，能在那么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堂堂美国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实在值得学习。
于是，中国开始了对非洲的援助。
中国援助非洲，当然不是作慈善，而是为了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战略。后来中苏交恶之后，中国与“美帝”“苏修”同时处于敌对，更要争取广大非洲国家的支持，打造自己的外交空间。毛泽东说过：“不仅我们（中国）援助你们（非洲），你们也援助我们。你们在哪里反帝，削弱帝国主义的一份力量，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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