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葉兆言:在文學上,寫作者應該永遠是個革命者

第16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的六個獎項已全部揭曉,“正讀”陸續刊出六位獲獎者的專訪,本期專訪作家葉兆言。

專訪|葉兆言:在文學上,寫作者應該永遠是個革命者

第16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傑出作家 葉兆言

葉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畢業,進工廠當過四年鉗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三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麼頑固》《馳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舊影秦淮》《葉兆言絕妙小品文》《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陳年舊事》等。

授獎詞

葉兆言的寫作,大文彌樸,至言不飾,用意精深,下筆平易。他的散文,言淺可以託深,微小可以喻大,誠懇莊重而趣味橫生;他的小說,敘事力求現代,細節力求實證,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他出版於二〇一七年度的長篇小說《刻骨銘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鄉關何處》等作品,有讀書人的守舊,也有寫作者的創新。尤其是《刻骨銘心》,以每個人在亂世仍傾全力而赴之的愛與痛惜,來燭照今日潰決的人心,更顯個體在鉅變時代裡的渺小和無力。

獲獎感言

大家好,很高興能領獎。

在過去的一年裡,也可以說在過去的許多年,我一直在堅持,儘量堅持天天寫作。去年秋天的一段日子,為了寫一本叫《南京傳》的書,我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這樣高強度的寫作,持續了二十多天。我不得不承認筋疲力盡,大腦絕對缺氧,但是覺得很幸福、很享受、很有成就感。到這把年紀,像我這樣的老傢伙,天天還能這樣,真的會感覺良好。每天干活結束,我會按捺不住向老伴誇口,在孩子們面前賣弄。

《刻骨銘心》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新的一部長篇。它的寫作經歷仍然歷歷在目。當然不是很輕鬆的活,當然會經常寫不下去,有時候,我會很沮喪地對家人說,這可能是自己的最後一部小說,我可能就此不能再寫長篇。實話實說吧,我從來不是個信心十足的傢伙。我很容易氣餒,很容易退讓,很容易這樣很容易那樣。唯一可以慶幸的,我能夠堅持寫作。在寫作《刻骨銘心》的日子裡,有那麼幾天,正好在北京開作家代表大會。我慶幸自己在熱鬧的會議期間,還能堅持每天天不亮的時候,就爬起來寫作。慶幸《刻骨銘心》竟然一點都沒耽誤,因為沒耽誤,因為能遊離於熱鬧之外,我甚至都有些小人得志,會忍不住偷著樂。

因為寫作,我常常感到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激。我覺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你喜歡什麼職業,而你恰恰還能夠從事這個職業。全世界的寫作者,都會因為想寫而不能寫,感到困惑,感到痛苦。我常常是以一種惜福的態度來對待寫作,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你能夠寫,你不停地在寫,你還能繼續寫,想到這些,你就應該知足。因為還能夠寫作,你人生中的一些其他願望,已經不太重要。

我清楚地知道,寫作只對那些願意讀你作品的人,才會有一點點意義。我也知道,今天閱讀我們作品的人,其實已經不多,已經少得可憐。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格外珍惜,要珍惜自己還能寫的這個能力,還能寫的這個機會。寫作者永遠是渺小的,很顯然,在這個世界,並不是偉大的文學離開不了你,是你離開不了這個偉大的文學。

寫作者很脆弱,很寂寞,他們的內心無論多麼強大,還是需要鼓勵和安慰。因此對於讀者,對於那些還能閱讀我們文字的人,我始終充滿感激。

當然,也要特別感謝,感謝給了我這個獎的評委。謝謝你們,真的很感謝。

專訪|葉兆言:在文學上,寫作者應該永遠是個革命者

葉兆言

【訪談】

南都:散文集《鄉關何處》記錄了許多和故鄉有關的舊事。在人人嚮往生活在別處、遠方的今天,你的寫作一直沒有離開南京這座你最熟悉的城市。

葉兆言:這本書是個集子,任何集子都難免一個“湊”字,也就是把差不多意思的文章,歸一個類。我的寫作確實是很難離開南京這座城市,我想自己所以會這樣,不是不想離開,只是因為沒有離開。很多人都會和我一樣,他們生活在一個城市裡,生活久了,不知不覺地也就老了、就習慣了、就認命了。他們不是沒想過要離開,然而也就是想想而已。

如果有機會,如果有可能,我完全願意離開自己的城市。不能離開,有時候是因為宿命,有時候也是因為個人的生活能力。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有時候,只是想,只是想象自己能夠遠行,不可能真正地去做。

南都:多年前,你曾經著《南京人》一書對南京人的不同性別、階層都有詳細的描述。一方面是生機勃勃的現代都市,另一方面這裡俯拾皆歷史,被認為是適合寫作的地方,你如何評價這座城市以及這裡的人?

葉兆言:每座城市的人,當然會有些不一樣。不過說穿了,差別也不會太大。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只是把南京人寫得美好了一些。文學嘛,總是要有些理想,我寫的是理想中的南京人,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和大家說,我的南京的人優秀品質,有許多都是我所希望的,它們未必就全是真相。

南都:但是,從這些抒寫鄉愁的文字裡,總能感受到你對舊時南京深深的眷念。或許中國絕大多數的城市都在面臨相似的問題,即不可抗拒的城市擴張和同質化,你是不是也有感到一個慢慢老去或正在消失的老南京?

葉兆言:“不可抗拒的城市擴張和同質化”,本身就不可抗拒,它也未必就完全是壞事。一方面,我是個堅定不移的保守主義者,反對亂拆亂建,同時也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就和鄉愁一樣,弄不好它就是個偽文化。過去並沒有那麼美好,並沒有那麼漂亮。大家看看老照片就知道了,過去的城市破爛不堪,以南京為例,一到冬天,光禿禿的,樹都被老百姓砍回家當柴禾了。破壞環境,沒有公共意識,這幾乎就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壞傳統。現代化永遠不應該輕易否定,應該越來越現代,應該越來越文明,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喜歡文明,我經常懷舊,我的懷舊只是在抗議今天的不夠文明,並不是說過去有多好,中國的過去其實是很不好的,這才是最真實的一個現實。我們要做的是改變這些不好,而不是為了像過去一樣不好,或者說更不好。

南都:鄉愁是中國文學最古老的主題之一,但說起“鄉愁”往往帶有離散意味,是遠離故土的人對自己過去的回溯,你又如何理解“鄉愁”呢?

葉兆言:鄉愁是一種文化病,有文化的人,才有所謂鄉愁。走遍天下,過年回家,這是人生比較好的一種境界。走遍天下,本來就有一種人生的得意在裡面,鄉愁的愁,有時候就是過年回家時的一種談資,鄉愁弄不好就是文化人的裝腔作勢。

不妨想象一下古人吧,在外面做了大官,混闊了,然後心裡有了一點什麼小小的不痛快,於是便有了“蓴鱸之思”,《世說新語》上說張翰,說他因為看見刮秋風了,於是便想到了南方的蓴菜和鱸魚,便說:“人生貴在適志,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因此鄉愁其實是那些在數千裡外做官的人發的牢騷,一般老百姓還真沒那個資格去鄉愁。

當然不是說民工就沒有鄉愁,就不思念故鄉,但是,但是怎麼說呢,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狗窩。故鄉真要是那麼美好,真要那麼純樸,大家也就用不著背井離鄉了。算了,我也說不好這個話題,反正我們用不著因為現實太不好,周圍環境有些惡劣,就把自己的故鄉想得太美好。現實所以不好,與故鄉本來就不好,或許就是因果關係。

南都:在結集散文的同時,你近年來在小說上也著述豐盛。繼《一號命令》《馳向黑夜的女人》之後,又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刻骨銘心》,能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始末嗎?最近幾年,你是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寫新歷史小說上?

專訪|葉兆言:在文學上,寫作者應該永遠是個革命者

《刻骨銘心》葉兆言 著

葉兆言:我幾乎一直都在寫作,一直都處在寫作的狀態中,老牛破車,堅持不懈而已。《刻骨銘心》只是計劃中的一部分,是我一直想寫的一本書。我的心目中,並沒有歷史小說這個概念,歷史和現實,它們就像一對夫妻,就像鳥的兩個翅膀。我沒辦法把它們分裂開來,對於我來說,《刻骨銘心》就是想說一堆讓我覺得“刻骨銘心”的事,它可以是歷史,當然也可以是現實,可以從歷史開始,也可以從現實開始。

南都:《刻骨銘心》是一個大的歷史全景式的小說,但寫法上跟你以往那種娓娓道來的小說寫作還略有不同,第一章出現一個閒筆,寫了兩個毫不相干的故事,一個寫女郎遊娜,一個寫哈薩克斯坦,然後戛然而止,第二章開始則是這本小說本身文本全部的呈現,這樣安排有什麼用意?

葉兆言:契訶夫寫完劇本《海鷗》,一直為這個劇本“冗長的開頭,倉促的結尾”感到擔心。他知道心急的觀眾總想盡快,儘可能輕鬆地知道究竟說了些什麼。說老實話,對自己的新長篇《刻骨銘心》也有同樣擔心。有許多讀者提問,問為什麼要這樣開頭,問這樣要想表達什麼。首先我所思考的,是讀者會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進入小說,從現實開始,還是從歷史開始。介紹說這是一本歷史小說,如果讀者僅僅想看些歷史,不妨從小說第二章開始,對於許多讀者來說,第一章確實“冗長的”,完全可以不去閱讀。問題在於,我為什麼非要執著地保留著這個“冗長的開頭”呢?

可能有一個信念支撐著我,那就是讀者無論怎麼喜歡歷史,恐怕都會與現實有關。歷史小說僅僅是歷史,好像真沒有什麼意思,小說必須要像小說,小說不僅包含了歷史,它更是一門藝術。也就是說 ,閱讀活動,就是在回味歷史的同時,還要能夠品嚐到藝術。因此,我希望在一開始,以展示現實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力。換句說話,我更希望大家是從現實生活的角度,進入我的小說。

南都:“如果我有兩顆釘子的話,第一顆釘子的故事寫的是一個人沒有性的那種痛;第二顆釘子就是強調人失去語言的痛。”從大的結構的角度來看,這部分跟後面的整個小說的主體是如何銜接起來的呢?

葉兆言:《刻骨銘心》的第一章看似冗長,其實很簡單,它就是說了兩件讓當事者可以“刻骨銘心”的故事: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不僅失去了心愛男人的心愛,還失去了心愛男人的性愛,結果便在衝動之下,採取了一個最極端的處理方式,將那個男人的生殖器給剪了;一個喜歡寫作的男人,突然失去了他的母語,也就是說失去了用文字表達的能力和機會,他於是有了一種前途渺茫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些都足以讓人刻骨銘心。

第二個故事,我想談一談失去母語的可怕。一個靠寫作為生的作家,有一天,他使用的語言文字,被完全廢棄,這就好像一個人突然變成了啞巴。彷彿我們今天的漢字,全部因為行政命令,全部變成拼音符號。不管這種改變正確與否,是否符合世界發展潮流,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上個世紀,很多仁人志士,曾為漢字的完全拼音化,做過很多努力和探索。事實上,我們的方塊漢字確實差一點完全拼音化,因此,我雖然用一種看似平常的語調,在描述這樣一個故事,內心其實非常恐懼,如果失去了母語,就像失去了“性”一樣,註定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我喜歡說自己在《刻骨銘心》中,寫了一堆刻骨銘心的事。這句話本身就是小說,我們都是旁觀者,都是在街頭看熱鬧。毫無疑問,刻骨銘心的應該是當事者,痛在別人心裡,我們能不能感覺這種痛苦,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心情,取決於閱讀態度。我們都是局外人,都在欣賞別人的痛苦,我們可以報以同情,可以憐憫,可以置身事外,然而,這顯然不是我要寫小說的本義。我真心地希望能夠既痛在別人身上,也痛在我們的心裡。就好像我們看魯迅的《阿Q正傳》,不僅覺得阿Q可笑,而且會想到,我們自己也很可笑,我們自己常常就是阿Q。

南都:你是否有思考過自己的作品中外部環境的重要性?比如《沒有玻璃的花房》《一號命令》的“文革”、《1937年的愛情》《刻骨銘心》裡的民國,它們分別對小說有多大的重要性?

葉兆言:這個我說不好,寫作就是儘可能地努力去寫好,說句最基本的話,寫什麼總得像什麼了,這其實是並不太高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像,說明你這活沒做好。

南都:但“過去”似乎是你作品中一個固有的主題?

葉兆言:可能是過去更容易把握,溫故為了知新,寫過去,當然還是為了現在,為了將來。

南都:1980年代末,你以《棗樹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鳴驚人,某種程度上它們算不算你的“代表作”?

葉兆言:我的作品都應該是我的代表作,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芒,那麼你留下的每一個故事,每一段文字,甚至那些錯別字,都應該是你文學生命的一部分。一個真正的作家,其實畢其一生,都在完成一部大的作品,他的一生,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長篇。

南都:這些早期作品中往往有遊戲的一面,這是你當時有意對傳統歷史敘事,或是經典小說語體的顛覆嗎?

葉兆言:遊戲只是一種比喻,寫作者都應該有一種遊戲精神,過去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寫作永遠要有一種顛覆前人的精神,不僅年輕時應該這樣,你只要還在寫,就應該一直這樣下去。所謂傳統,就是一個不斷被顛覆的歷史,唐宋元明皆不問,入我眼裡都好詩,寫作者在文學上,應該永遠是個革命者。

南都:長期以來,你一直被視為先鋒寫作的代表人物,你認為在當下語境裡,“先鋒”話語和姿態在今天還有迴響嗎?

葉兆言:“先鋒”如果被固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先鋒不是專利,不能夠僅僅屬於誰。先鋒是一種精神,代表著一種不妥協,代表著與眾不同,代表著孤獨,代表著失敗,這就是先鋒的全部意義。先鋒就是殉道者,先鋒的成功之日,就是先鋒的滅亡之時。“先鋒”話語和姿態在今天當然還有迴響,只要還有不妥協,有孤獨,有失敗,就一定有先鋒。先鋒的精神,永遠都不會死,先鋒註定了會前仆後繼,只是大家沒有注意到而已。

南都:就你個人而言,閱讀和寫作的關係是什麼?

葉兆言:這兩樣都重要,但是對於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說,想象力可能更重要,沒有想象力的人,當不了好作家。因此,也可以說,閱讀經驗和現實經驗都不重要,有閱讀經驗的人太多了,有現實經驗的人也太多了。有時候,就像有錢買不到幸福一樣,光有閱讀和現實的經驗,你沒有想象力,沒有虛構的能力,你可能就成不了好作家。

南都:在外界看來,你是一位非常高產的作家,你的日常寫作習慣是怎樣的?如何保持對寫作的熱情與旺盛的精力?

葉兆言:也就是天天寫,就是堅持,沒什麼別的可說,堅持堅持再堅持,習慣了就好。其實我寫得很慢,老話說“不怕慢,就怕站”,我不過是沒停下來。


本文內容轉自 正讀

採寫:南方都市報記者朱蓉婷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