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快訊(記者 陳鵬)“我們很多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為了減少城市治理難題，目前採取的是趕人的粗暴辦法，這是不對的。”在9月15日的第三屆野三坡中國經濟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作出上述闡述，他提出“以深度推進城市化制度改革應對經濟增速下降。”在徐林看來，這些制度化的改革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治理要開放包容，將更多公共資源用於城市居民而不是基礎設施投資。
具有穩定就業和落戶意願的農民工應讓落戶
“最近讓我同事做了一個分析，我們的勞動力數量在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二三百萬，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了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中國過去5年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也在下降。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速是9.3%，但在過去五年這個增速下降到了只有6.8%。”徐林稱，通過我國勞動力的數量、就業率、勞動參與率等一些因素變化所做的預測，未來五年到十年，如果勞動生產率增速與過去5年相比不變，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將會下降到5.8%左右，甚至更低一些。
徐林說，關於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提高產業的附加值來實現，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實現上述變化並不容易。但是中國還有一條出路，就是進一步推進或者改善勞動力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率。這種效率怎麼提高，就是進一步要推進農業勞動生產力或者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城市地區轉移就業和居住。
他進一步解釋稱，中國目前勞動生產率在三次產業中最低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於非農產業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有更多的勞動力配置在非農產業就業，就會進一步提高整體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就是進一步推進深度城市化。
“這裡麵包括兩層意思，第一是現有2.8億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那些已經具有穩定就業和落戶意願的人，應該讓他們落戶，同時讓他們有權利把自己的家屬，特別是留守兒童也帶到城市來。第二，我們現在還有大概8、9千萬的在城市間流動的有城市戶口的人，這些人主要是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去就業的人，他們很多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他們很多人也沒有就業所在地的戶口，這樣的人在北京有很多，他們是很不穩定的一個群體，因為沒有戶口生活很不方便，抱怨很多。所以對我們中國來說，如果我們長期有3億多的就業群體因為沒有就業所在地戶口而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不能享受戶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那這個社會怎麼會穩定呢?我覺得是不穩定甚至是脆弱的。”徐林說到。
大城市採取趕人的粗暴辦法是不對的
“既然深度城鎮化就是要推進進城農民工和在城市間流動就業的那些人，落戶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務，那麼應該做哪些制度化的改革呢?”在徐林看來，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對農村制度的改革、城市治理要開放包容、城市開發模式應該更加集約化等方面。
“我們過去談的是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覺得這是不夠的。因為任何一個在城市就業的人，他對就業所在地所做的經濟和財政貢獻和有戶籍的本地城市居民是完全一樣的，有的貢獻甚至更大。所以他不應該在城市公共服務上受到任何差異性的歧視性待遇。”徐林表示。
關於農村制度的改革，徐林認為，關鍵是要解決兩大難題：第一是，使得農村土地的制度可以在穩定保證糧食安全的足夠數量基礎上，使農村土地特別是耕地的使用能夠更加符合高效的原則，讓種地有利可圖，如果種地不掙錢沒有人會願意去種地了，沒有人種地就不會有糧食安全，所以必須解決這個問題。第二是，使得退出農民隊伍進城的農民工的土地財產權，特別是宅基地財產權可以有退出變現獲利的渠道，或者有長期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這樣可以使進城農民的農村土地財產權有一個穩定的受益制度安排。
談到城市治理要開放包容時，徐林說，我們很多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為了減少城市治理難題，目前採取的是趕人的粗暴辦法，這是不對的。對一個城市而言，不管城市多麼高端，它需要不同層次的城市居民之間的協作，才能確保城市的合理運作，這樣的城市才會有效率和有競爭力的。
“比如說，紐約高不高端?紐約當然很高端，但是紐約也有很多低層次勞動力在為城市服務，為城市高端人才服務。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介紹紐約市政府在改造城市地下空間，把原來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地下室進行改造，改造後的地下室可以出租給低層次低收入勞動力去使用。我覺得中國城市也應該學紐約去做，而不是簡單的把住在所謂有安全隱患的地下室的低端勞動力趕出來。”徐林補充說到。
徐林還表示，需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於城市居民而不是基礎設施投資。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公眾服務，毫無疑問會增加城市政府和財政的壓力。只要把城市公共資源的配置做一些改進優化，減少沒必要的錦上添花的基建投入，一些部門的專項轉移支付投入，就一定會騰出更多的錢用於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
此外，也要採取科學合理的城市開發模式。“中國城市特別是城市新區的開發模式都應該更加集約化。現在很多城市和新區規劃面積非常大，規劃面積比原有城市上百年形成的建成區還大。但是花了大量的錢搞基礎設施，最後開發面積過大形不成密度，聚集不了產業和人口，所以商業也發展不了，產生不了足夠的現金流償還債務。這樣的城市開發模式如果不改進的話，這不僅會增加城市的財務和債務負擔，還會進一步減少城市政府投入更多公共服務資源更好服務居民的意願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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