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鎮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億增長到8.1億人。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迅速，從東部沿海城市、外貿明星城市的崛起，到如今中西部省會城市的高速發展，我國人口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向省會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等一二線大城市集聚。
改革開放40年，是我國城鎮化和大城市快速發展的40年，是中國城市體量不斷壯大的40年，是中國城市經濟繁榮發展的40年。中國城市發展，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成就的集中體現。
在6月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共同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年會上，與會專家用數據回顧中國城鎮化建設的成就指出，在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進程當中，中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鎮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億增長到8.1億人，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57個。
沿海城市崛起
改革開放包括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國的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乾），拉開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
家庭承包制的實行不僅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把農村富餘勞動力從幹活“大呼隆”舊體制下解放出來。農民手中有了餘糧，有了一定的資金，農村又有富餘勞動力，便從發展多種經營、創辦小作坊、小企業起步，開始離開土地到小城鎮務工經商，從而推動了中國鄉鎮企業的興起。
鄉鎮企業尤其是東部沿海省份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佔有相當比重。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1990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504億元，2000年增加到27156億元，10年增加9.8倍，平均每年遞增26.9%。
在這個過程中，東部沿海省份如江蘇、浙江、廣東、山東、福建等地，得益於鄉鎮企業、鄉鎮經濟、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湧現出了一大批經濟強市，蘇州、無錫、溫州、泉州、佛山、煙臺等一大批普通地級市經濟迅速崛起，成為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重要力量。
從1985年起，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全面展開。城市經濟及體制改革以搞活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全面展開，著眼於探索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業體制，實行承包制、租賃制等措施，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
在對內改革的同時，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
1984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經濟特區建立。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著眼，又做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
從區域分佈上看，改革開放以後，南方城市的崛起是一大特點。在計劃經濟時代，北方城市明顯佔據優勢。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城區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中，北方明顯多於南方。
不過改革開放後，南方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南方城市的城區規模、城市發展水平已經明顯超過了北方。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分析，這一時期，北方的重工業城市由於體制機制的固化，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就面臨著一輪較大的衝擊，大量的中小型國企倒閉，出現了一次較大的下崗潮。近幾年，隨著能源經濟的發展緩慢，以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的地區又一次受到較大沖擊。
進入到新世紀後，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南方外貿明星城市發展更快。其中，蘇州成為又一個快速崛起的現象級城市。
上世紀80年代，蘇州成為“蘇南模式”發源地之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90年代又開啟了特殊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模式。新世紀後，蘇州的外向型產業繼續高速增長，城市經濟總量（GDP）一度高居全國第五，遙遙領先於其他普通地級市。
省會城市逆襲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貿明星城市發展快速；不過，到了改革開放第四個十年，這些外向型城市的增速逐漸放緩，相比之下，省會城市的優勢就逐漸體現出來了。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外貿出口已難再現高速增長，對經濟拉動作用減弱。同時，隨著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不斷上升，許多企業轉移到內陸地區或者東南亞，這些外向型城市也進入到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階段，增速逐漸趨緩。
比如，2006年，佛山GDP排名位居全國第11，“世界工廠”東莞位居第15，彼時“九省通衢”武漢僅位列全國第16，長沙位居全國第28。但到2017年，武漢穩居全國第9，長沙位居第13。而佛山已經退居第16，東莞位居第19。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對第一財經分析，東莞會被長沙、鄭州、武漢等省會城市超過很正常。過去東莞“猛”，是因為當時外貿出口增長迅速，對經濟拉動明顯，而現如今區域經濟發展更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對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作為地級市的東莞不可能像長沙、鄭州一樣具備對土地、科技等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
例如，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許多重大投資項目也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一方面，2008年以後，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不斷加快，而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省會城市的中心引領作用十分明顯。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認為，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資源必須要配套，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省會城市的服務業佔比也會比較高，具備了更強的輻射周邊地區的能力。
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我國的人口也逐漸在向省會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等一二線大城市集聚。
例如，在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其去年的常住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2017年，珠三角人口數量比上年增加152.05萬人，增幅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個百分點。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分別比上年淨增45.49萬人和61.99萬人，兩市常住人口增幅佔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徐林日前在第十五屆（2018）中國藍籌地產年會上說，從未來經濟佈局、人口分佈調整來看，中國未來城市人口還是會呈現向沿海和南部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地區更多聚集的趨勢，華北、北部地區有可能會出現人口外移趨勢，因為這些地區自然環境承載條件不佳，特別是水資源條件。
城鎮化進入到“下半場”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40年，中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發展是經濟奇蹟的引擎和動力。2017年，中國有14個城市的GDP總量超過萬億元，其總和佔全國GDP總量的比例達到28.6%。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謝伏瞻在前述“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年會發言中表示，40年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1978~2017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8.1億人，一大批新型城市崛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群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增長極，成為我國參與國外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
目前，傳統的省域經濟和行政區經濟正逐步向城市群經濟過渡，城市的集聚效應日益凸顯。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國土面積集聚了23%的人口，創造了39.4%的國內生產總值，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
改革開放40年，我國城鎮人口增加了6.4億人，增長了近4倍。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至2016年，我國城區常住人口達到或突破100萬大關的有89個城市，比上個世紀90年代初增加了近2倍。其中，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共有4座，介於500萬到1000萬之間的特大城市有8座，300萬到500萬之間的I型大城市共有15座。
徐林認為，從城鎮化的一般規律來看，一個國家城鎮化率在30%~70%之間是城鎮化速度比較快的一個時期，中國現在城鎮化率是在58.5%，還處在較快發展區間。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會達到60%左右，到2030年左右會達到70%左右。
未來城鎮化動力來自何處？徐林認為，未來，這一動力不像過去那樣來自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今後城鎮化動力來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多達16個百分點。另外，即便是戶籍人口城鎮化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戶口在中小城市、小城鎮，而人卻在一二線大城市工作的，目前城鎮間流動人口接近9000萬，所以我國流動人口大約有3.6億~3.7億人。
徐林認為，未來城鎮化必須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讓他們的家屬特別是子女、妻兒能夠一起在城市就業、居住，未來要花更多精力解決農民工落戶問題，解決享受城市基本權利問題。
尤其是，經過40年快速發展之後，城鎮化也步入到“下半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李曉江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年會上表示，今天中國城市的繁榮離不開三大利器，包括：開發區模式；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行政體制上用城市地方政府管理區域。
他認為，目前中國正在經歷三個本質性變化。“人變了、發展動力變了、發展邏輯變了”，因此“下半場”城市發展需要轉向可持續的、公平的方式，而這必須要經過創新。
對此，你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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