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講到，文明的戰爭，無非諸神之戰。制度的競爭，其實是“意識形態”的競爭。其背後是神的影子。
在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儒家等級制，而古歐洲和中國是二個截然不同的文明。他們從“底層”規則開始就截然不同了。
古歐洲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政治結構，大致可以用“封建制”來描述。
歐洲的國土，被分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領地。伯爵，子爵，男爵。他們相互之間都是獨立的個體。伯爵並不一定能夠命令男爵。
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封建領主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治理方案，管理自家的領地。人只有為自己爭取利益時，才能最大激勵能動性。
當二個政體彼此之間需要溝通時，此時他們需要藉助於“中間仲裁機構”。
於是就有了法庭，陪審團，法律，契約，律師等等。
歐洲人乎是一開始就有了法律和外交。
但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何解決仲裁爭議。
如果是平民之間的爭執，那麼這件事情好辦。以領主的意見作為最終判斷。
假如一個伯爵和一個侯爵起了爭執，那該怎麼辦？
因為在歐洲這樣“封建制”的制度下，法皇德皇只不過是一個較大的地主。皇並不擁有額外的權利，也無法加以仲裁。
如果伯爵和侯爵出現爭執，在他們之上再沒有“更高”的權力。最終無法解決爭議。
那隻好發動戰爭了。
如果你瞭解過歐洲史，歐洲史就是一部戰爭史。異族打完內族打，法國和德國打，德國內部打。法國內戰更是沒一刻停過。
如果說中國自公元618唐王朝建立以來，唐宋明清都是持續三四百年的大王朝，有著長達200年以上的絕對和平時期。
而在歐洲歷史中，你哪怕想找一段50年的短暫和平都找不到。
人力物力全部都用於造武器，年青的戰士倒下在箭矢之下。這一些的人力物力，本來可以去幹什麼？
可以去開拓疆土，可以去殖民，可以去發展科技！
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發於商代，時間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3000年左右歷史。時間不僅遠少於巴比倫和埃及的6000年，和希臘文明比也短得多。
可是在同樣的文明時間賽跑中，如今中國不僅有了14億人口。而且“國土面積”也遠比其他文明多得多。
為什麼，因為你們在打仗的時候，中華民族在享有著長期的和平。
如果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大逆轉的話，歐洲文明直到此時，還是“全差”。
封建制的歐洲，既沒有實現穩定，也沒有實現效率。錢都花在戰爭上了。
想必如果你生活在古歐洲，一定會發出慨嘆：“為何歐洲不能統一。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現代歐洲
隨後，發生了工業革命。此時歐洲“小國林立”的政體，就顯露優勢了。
小國林立更容易地升級到“市場經濟”。
但是我們一定要強調一點。歐洲的獨立政治實體，是不斷減少的。
當查理曼大帝奠基歐洲時，歐洲大約存在10000個政治實體。可是此後這個數量不斷減少。
以後，雖然歷代君王也封了很多“侯爵”“伯爵”，可我們必需注意到，越到後期，這些爵位就越接近於“宮廷侯爵”“宮廷伯爵”。
也就是說，你只在名義上擁有一個侯爵爵位和侯爵領。但事實上，你每天居住在首都和皇宮附近。
侯爵領對你來說只是一份固定的俸祿。你也完全不能和一位“實地侯爵”的滔天權勢相比。
有一部分的史學家試圖以“數學上統治”來加以解釋。
當八世紀時，整個查理曼大帝的營帳裡，差不多都是文盲。他們是優秀的軍人，勇士，可是他們都不會數數。
統治一塊巨大的領土，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上下傳遞的公文，稅賦和金幣集中調撥到首都。
做這些事情，需要的是“文官”。需要的是大量的知識分子。
而在當時歐洲，根本沒有這樣的識字階層。
所以君王只能將領土細分。因為他管理不了。只能將領土分割成約200平方公里的一塊一塊。這樣一個騎士管一塊土地。
說句題外話，1890年的時候，美國試圖搞一次人口統計。政府計劃每十年搞一次，這對政府運作，公共事務，軍事警衛，都有非常大的價值。
可是底下政府辦事人員彙報，“不行啊，我們忙不過來”。
政府高官覺得很不可思議。就問，“你們現在在幹什麼”。
回答說：“我們在做1880年的統計，5000萬人口，哪怕僅僅是集中到系統裡。到今天也沒輸入完成”。
於是美國政府招標企業家們設計一種機器。這種打孔的機器，至少能統計出最基本的人口數字，男女比例各多少。
這就是國際商用機器（IBM）的由來。
言歸正傳。歐洲的政治實體，一樣是在不斷減少的。
隨著識字率的普及，乘法和代數的研究，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來越強。
每一任君王，都試圖將國土控制在他“能夠控制”的最大範圍。
所以小邦不斷消滅。被吞併的多，而重新分封的少。
如果一個政體，只有在原始社會的時候才能存在。此後不斷被消滅，不斷被淘汰。
那我們就認為它就是應該被淘汰的。
小國林立只有在歐洲混沌初開的時候才能存在。此後只有被消滅，再也不能復興。
那我們就認為他是沒有競爭力的。
歐洲的政治實體本身就在不斷減少，由10000個減少到1860年普法戰爭之前的數百個。然後再減少到今天的約30個。
歐洲，正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竭力成為一個共同體國家。
然後，我們來看下，現代制度之下，歐洲的“效率”與“穩定”如何。
在一戰之前，德國人用的是帝制。
在二戰之後，德國人用的是民主制。“全民公決”。
正如我們之前的文章所說，全民公決和帝制，目的是一樣的，即作為“最終裁決者”。
在穩定方面，民主制也很穩定。他的領導人雖然下臺得比較快，可是下臺後沒有生命危險。
因為市場經濟，民主制創造財富效率高於儒制。
如果世界上只有二種制度的話，那麼民主制好於儒制。
如果不是一個怪胎的崛起，那估計全地球的人，都在唱民主的讚歌了。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從此之後，中國把所有的經濟學歷史經驗，全部都踩在了腳下。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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