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政治智慧，可資借鑑。
作者｜姚白莞 兔透射
1954年，上海知名企業中華鐵工廠帶頭實行公私合營，經過四年改造，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造紙機械製造廠。
中華鐵工廠能抓住變革時機，其前任廠長童伯型先生的政治覺悟是重要原因。但童伯型也並不是一早就覺悟高，這多虧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九歲外孫女的及時點醒：
「外公，你坦白了沒有？」
童伯型當即徹底坦白，從此志願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順帶揭發了經理傅某的罪行。公私合營的大路從此敞開。
這場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專門瞄準無良資本家，不到半年時間，便在全國多數城市勝利謝幕。此後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私營工商業中的偷稅漏稅行為基本杜絕。
● 上海街頭的「五反」標語
新生政權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
工廠裡「鬧土改」
1951年底，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已近一年，龐大的戰爭消耗，使財政出現嚴重困難。為支撐局面，國家一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一面清查干部隊伍貪腐、精簡機構，以求節約費用。後者即通常所說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清查之中，黨內幹部大量供出資本家行賄、投機、偷稅漏稅及引誘自己學壞的情節，引起上層領導的高度警覺。
● 大康藥房店主王康年，以售賣假藥、坑害志願軍的罪名被處決
行賄與受賄哪個更該嚴懲，今天只是一個法律問題，但對於剛建國不久的人民政權，卻是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的一部分。
工商業賄賂幹部，是幹部墮落的直接原因，完全可能是勾結國民黨特務搞破壞，而非單純的經濟犯罪。時任天津市長的黃敬即認為：「工商界···要我們的幹部學壞，用腐化的生活，勾他們往壞道上引走···是最傷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這樣的危機感，加上對資本家「追贓」、「退補」以助戰時財政的設想，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鬥爭。
● 「（五反運動要）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毛澤東
「五反」的鬥爭模式與農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執行階級鬥爭的策略。在農村是發動貧農、團結中農、爭取富農、鬥地主，在城市，根據劉少奇的批示，則是「以店員（工人）為基本群眾，緊密團結中小職員，爭取高級職員，孤立資本家。」
「五反」的骨幹也直接來自土改——抽調鬥爭經驗豐富的土改工作隊員編成「打虎隊」，進駐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單位的工會組織，發動工人開展訴苦運動，「啟發階級覺悟，劃清階級界限，收集資本家的各種違法材料」，為揭批大會做好準備，鼓足氣勢。
不久之後，許多資本家都在辦公桌上發現了一份措辭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參加「勞資見面會」、「勞資洽談公會」。等他們安心步入會場，才發現參加的原來是最後的審判：會場氣氛莊嚴，根本沒有什麼「洽談」的餘地，就等他們老實交代罪行。
● 「勞資洽談會」現場。動員工人揭批資本家的關鍵，在於讓掌握資本家不法行為細節的會計、經理等高級職員跳反。但這些人往往與資本家沾親帶故，需對其強化階級教育，並輔以一定的物質激勵，才能讓其「歸隊」
在鬥爭經驗老道的工作人員佈置下，批鬥會極具儀式感。群眾宣洩怒火、資本家坦白交代時都有專人控制場面，配合發言內容還會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如臺上講偷稅漏稅問題，臺下就齊呼：「反偷稅漏稅！」
對於普通工人，這段時間就像過年。
政府規定：「五反」期間，任何人不得阻撓職員參加工會會議，也不準歇業、解僱和不發、少發工資，更不準威脅、打罵和利誘店員。
上班批鬥老闆，下班拿高工資，工人們心情舒暢，紛紛表示「往日見了老闆心裡發慌，今天老闆見了我們發抖」、「今天才算真翻了身，出世到現在，沒有這麼痛快過」。
節日氛圍下的鬥爭成果堪稱喜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有60多萬的私營企業工人和店員參加運動，檢舉材料多達30萬件，天津工人也不甘落後，半個月挖出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等惡劣罪行的大奸商177名，涉案資金分別高達10億到200億元舊人民幣不等。
當然，偉大的運動從來不止有一個舞臺。
打入家庭內部
文章開頭中華鐵工廠廠長童伯型的例子中，九歲外孫女的那一聲「外公，你坦白了沒有」，其實只是壓垮童廠長頑抗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童家兩個女兒及女婿、弟弟，由於全部都是黨員、團員或積極分子，於是在黨的領導下，連夜召開家庭會議勸童伯型坦白；兩個兒子也從軍隊發來勸降書。就連童的結髮妻子也支持孩子們的意見，讓童陷入家庭內部的重重包圍，深感孤立無援。
類似的情景，在不少資本家家中都曾上演。即便是那些老闆家庭成員覺悟不高的企業，上海「五反」工作組也能做到眼明手快，敏銳察覺其家庭內部的利益糾葛，挑動夫妻、兄弟、父子互相告發。
事實上，打入家庭內部，是各地「五反」的普遍策略。南京「五反」工作組即明確提出要讓資本家不但在工廠接受工人批鬥，回家還將面臨「白天母親勸，兒子唱，夜裡睡在床上老婆有督促坦白」的飽和式打擊，使其沒有任何逃避的港灣。
資本家不坦白，家屬日子也難過。
如有些地方的工人會強迫老闆娘洗碗洗衣；或不許資本家的老婆孩子在櫃上吃飯；或不準其使用奢侈品、不得抽好煙，把資本家趕到地下室去住，資本家住處則改成工人宿舍等，迫使吃不了苦的家屬勸導資本家趕緊就範。
即便在「坦白會」上，出動資本家家屬動之以情也是常見招數。
廣州最大私營火柴廠的批鬥大會上，工作組曾發動幾個老闆的妻子對著臺上的丈夫大吵大嚷：「你不坦白，將來坐牢，叫全家大小怎麼過？你不想家庭好嗎？你想清楚啦，不用顧慮退贓問題·······如果你不坦白，拉去坐牢，我也不跟你了！」
● 上海資本家爭相繳納「坦白書」。扛不住批鬥會「身心歷練」，自殺、中風、精神崩潰者無地無之
核心家庭成員尚且如此，那些與資本家沾親帶故的店員、職工，經過階級強化教育後，當然更能認識到「親戚歸親戚，階級歸階級」。
廣州仁康藥房經理湛露明，五反期間即承受了親戚的輪番檢舉。先是堂弟、藥房會計湛松堅斥責其「坦白與所犯罪行，不及十分之一」；接著養女又威脅與他斷絕關係：「我不再承認你是我養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徹底坦白認罪，你就是自尋死路了。」
那一時期《南方日報》的相關報道，先後有《吳綺婷與他的不法父親脫離關係》《龐業抗堅決與不法哥哥作鬥爭》《檢舉走私犯——我的母親高亞美》等名篇。大義滅親一時成為時尚。
不過，威逼資本家家屬，手段也不宜過於粗暴。
蘇州開展「五反」初期，上來就對某茶葉加工廠的老闆及家屬施以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殺身亡；南京某澡堂的工人鬥了老闆娘五天五夜還不肯罷休，又將其扒光衣服罰跪在放滿雪的澡盆裡。各地稅局人員毒打偷稅漏稅商人的情況也非常普遍。
這些粗暴鬥爭方式，造成了惡劣影響，受到上級的批評。只有那些富於創意又觀感良好的運動技術，才能獲得表揚和推廣。
「我偷，你們真不偷嗎？」
有一種戰術，被工作組形象稱為「以虎攻虎」、「狗咬狗」，意思是把資本家們關在一起開會，讓其互相揭發。據說只需少量工作人員現場監督，即可收事半功倍之奇效，省事省心。
對此，《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戰役經驗總結報告》一文有精闢總結：上海的資本家雖頗為狡猾，但因損人利己的天性，同行之間、股東之間、幫派之間，「均有不少矛盾」，「只要善於分析情況，觀察行跡，發現弱點···高度運用機動靈活的策略，實行分化」，總能無往不勝。
● 出於穩定市場、改善財政狀況的考慮，並非所有資本家們都受到衝擊，上海的榮毅仁等303個上層資本家獲得「基本守法戶」稱號後，毛澤東批示：何必那麼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但五反運動內部總結顯示，這些人其實「大多須列入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
據新華社1952年的《內部參考》報道：天津十一區在開「狗咬狗」會議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澤東的點名表揚。
他們充分發揚革命時代的鬥爭藝術：一是用減罪許諾換取一部分資本家率先「起義」，讓他們「向頑固的資本家進攻」；二是按行業開班，利用業內矛盾來讓資本家「一撕破臉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
犯了錯誤，拉他人「墊背」來減輕自身的罪責，是再正常不過的心理反應。在這種場合，個別資本家的發言堪稱實誠感人：「咱們奸商也得要點良心呀，我偷，你們真不偷嗎？」
一旦有人率先揭發，揭發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來，直到全體掀翻為止：你不讓我好過，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各類鬥爭藝術競相展演數月之後，到1952年五月初（個別地區延長到10月），全國無論大工廠主還是小店主，已是「人人捱整，個個過關」。五反運動標杆地區上海更「訓練了近萬名幹部·····摸透了資本家的底細」。
自此，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取得圓滿成功，「五反」運動勝利落幕。
● 五反運動宣傳教育劇《糖衣炮彈》節選
當然，勝利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
私營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萎縮及勞資權力的顛倒，帶來管理混亂和紀律鬆散。上海不少工人隨意遲到早退，隨便請假曠工，1952年2、3月期間，工廠缺勤率高達20%—50%。廣州更時有工人隨意透支工資，睡至中午不肯起床，乃至動輒打傷老闆的事件發生。
其主要後果是，正常的生產秩序蕩然無存，企業紛紛關門歇業。據當時私營企業局的報告，北京、天津等二十個大城市的私營工商戶，自「五反」開始到當年7月，申請歇業數達到了開業數的兩倍。
● 自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以來，上海失業工人增加至十三萬，「比1950年初遭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經濟形勢最糟糕時還要多」。當時華北第一商埠天津的稅收也比運動前減少了三、四成，資本家「追贓」、退補不足以抵消經濟下行的稅收損失
從此以後，資產階級變得「灰溜溜，臭烘烘」，對工廠業務也多不聞不問。個別資本家因急於自救，甚至故意多報偷稅漏稅的數額，好讓政府沒收財產，儘快變身無產階級。
人民政府則順應他們的心聲，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期，在1956年順利完成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
胡其柱，工人、資本家與共產黨——1952年五反運動研究，2005
鄭維偉，規訓民族資本家——五反運動再考察，2011
王霞、馬敏，階級關係在私營企業中的建構——基於廣州五反運動的研究，2013
胡其柱，五反運動再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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