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創建伊始國力孱弱，面對東突厥二十多萬的控弦猛士兵臨城下，唐太宗李世民無奈以疑兵之計與東突厥於渭水指天盟誓，避免了一場亡國滅種的悲劇。而立國不久的唐王朝四周環境也非常惡劣，北有英勇善戰的回鶻騎兵，西南有頭號強國吐蕃，東北有戰鬥力直線飆升的契丹，東南有世居雲南的區域性強國南詔，唐王朝在這麼些強國環伺極為不利的政治格局中宛如風箱中兩頭受氣的老鼠。
然而，不到十年，大唐王朝如滿血復活般連續左右開弓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等國輪番吊打、花樣虐遍，中原王朝周邊的異域蠻邦在大唐軍隊摁地摩擦的節奏下紛紛上表臣服，大唐在這種崇尚武力的氛圍下，形成了幾乎“年年有仗打，月月有軍情”的常態，以至於初唐詩人楊炯因此發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感慨。甚至四夷莫不尊崇唐皇天可汗。可以說大唐榮耀就是一部以鮮血構築成榮譽，沒有連年的開疆拓土、積極擴張，大唐威名亦不會傳之寰宇，而終唐一朝對外戰爭就高達100多次，內戰更不可勝數。
“槍炮一響黃金萬兩”，打仗說到底拼的是綜合國力，比的是誰有錢誰能死扛到最後。漢武帝北征匈奴耗盡了文景之治留下的鉅額錢糧，而康熙連年征戰，比至雍正朝，國庫卻空空如也。然而，終唐一朝，整個大唐帝國始終行走在戰爭狀態的前沿，但唐朝卻沒有出現國庫虧空的情況，就此而言，的確不得不讓人稱奇。
是什麼原因造就了唐朝對外火力輸出持續兩百多年，而國家卻沒有因此崩潰呢？其實，唐中央政府的確出了不少高招化解了令後世頭疼的軍國體制的弊端。
府兵制減輕了中央負擔。
在通讀唐史時，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唐朝前期軍隊戰鬥力爆表，後期卻明顯弱雞了不少。其實這個問題的出現與唐王朝前後推行的兵制有著很大的關係。唐朝初期軍隊推行的是“府兵制”。
所謂“府兵制”就是秉承“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的理念構置的軍隊，戰時農民自備乾糧、馬匹隨軍征戰，待四海昇平時又下地種田幹起了農活，農閒時節再排兵佈陣、訓練拼刺格殺。
由於兵源自籌戰略物資，農忙時節兼顧生產，且平時軍事訓練紮實到位，大唐依託“府兵制”在不到數年的時間內很快建立起了一支能征善戰而又不傷筋動骨的軍隊。
唐中央正是在“府兵制”完善推行下，帝國戰力猶如海嘯般席捲東亞周邊蠻夷，而大唐財政卻能輕鬆應付。
少數民族僕從軍。
唐朝除了“府兵制”的現役兵制度解決了中央的財政負擔和軍隊戰鬥作風，大唐王朝還有一支極具特色的“番軍”也極大了補充了出征兵士不足和養兵難的問題。
“番軍”就是由唐王朝周邊的少數民族組成的僕從軍隊。這些少數民族組成的“番軍”構成大多為被征服地區的少數民族或者主動臣服大唐的胡人，比如突厥人或者西域胡人等。唐政府收服這些異域編外人員後，政治上授予了番軍頭領高官厚祿，然後唐朝正規軍率領這些番軍對外發動掠奪性的戰爭，攻城略地財寶大大的有。
而高仙芝攻滅石國放任聯軍部隊搶掠財富是大唐眾多軍隊的一個縮影。大唐通過充當起“帶頭大哥”的角色率領胡人番軍發起搶掠的戰爭，有一群質地優良的炮灰打頭陣，想不節省軍費都不行。
均田制提升了大唐中央集權。
均田制，顧名思義就是國家把荒蕪的田產分配給無地農民，農民開墾若干年後產權歸拓荒者所有。這一制度最早發源於北魏，成熟於隋唐。國家大面積推廣施行均田制後，大量的自耕農中間階層不斷增多，中央賦稅也相應水漲船高，自耕農擁有一定經濟實力後，可以憑藉手中的財力以庸代役免除兵役或自出兵勇為國殺敵。
均田制的實施可謂一舉多得，既能增加唐中央賦稅實物的收入又能調動平民以戰功獲取封賞的積極性，同時還能打擊地主豪強平抑封建經濟結構，進而強化中央集權，有了強力的中央後臺做靠山，仗打得再怎麼稀爛都危及不了中央紮實統治。
以戰養戰的經濟模式。
唐朝統治的中原地區盛產銅礦和鐵礦，加之農耕文明冶鐵技術極為發達，邊疆少數民族要想同中原的唐王朝開戰就必須得進購大唐的銅鐵製品，而唐王朝往往以遊牧部落的寶馬等軍需物資為交換條件或從交易中課取重稅，即使化外番邦從大唐進購了大批戰略物資，大唐也能從對手手中拿下了自己的軍資物品，甚至還雁過拔毛狠狠敲了對方一筆。只要雙方選擇開戰，這種以戰養戰的軍備交流就不會停止。
大唐帝國也正是憑藉著內部軍隊和土地稅收的徹底改革，加持番軍僕從的鼎力支持，並配套“以戰養戰”的戰略模式，終唐一朝，藩鎮邊軍才能連年征戰頻出奇招花樣吊打周邊番邦蠻夷，唐王朝在“戰爭經濟”的驅使下步步開疆拓土，打出了空前絕後的盛世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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