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後，表面上是標榜‘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實際上，兩岸在‘黑箱’裡面還是有很多交往。”近日，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4：蔣介石在臺灣》一書的新書發佈會上，被稱為 “蔣介石研究權威”的歷史學家楊天石指出，擔任兩岸密使重要角色的，在蔣介石時代主要是曹聚仁，在蔣經國時代主要是沈誠。
楊天石認為，在蔣介石時代的兩岸密使當中，最重要的、參與機密最多、獲得了初步成果的當屬曹聚仁。他在大陸考察，接受周恩來在頤和園的宴請、與毛澤東會晤，並向蔣經國遞交報告、傳達和談條件，並通過蔣經國的親信解答蔣氏父子的疑惑。蔣介石的日記當中對他曾有四次提及。因此，楊天石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4》的《蔣介石日記中的“兩岸密使”》一文當中，對曹聚仁著墨最多。作為對談嘉賓來到現場的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則稱，毛澤東曾經用《東周列國志》中的魯仲連來形容他父親的角色。曹景行還認為，儘管蔣介石對中共心存芥蒂，但是依然在尋求溝通，這表明兩岸之間有一個最起碼的共識，就是不願意分裂。
一方面，關於蔣經國時代起到重大作用的沈誠，現在還沒有任何檔案資料。但是，楊天石本人曾聽過當年接待沈誠的民革中央榮譽副主席賈亦斌的親口敘述，另一方面，他曾與沈誠本人有過一上午加一晚上的談話，對當年的情況比較清楚。楊天石知道，沈誠在曹聚仁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國是建議備忘錄》，對兩岸的統一問題提了一些建議，而且還傳達過一份黨中央給蔣經國的密信，使得兩岸幾乎達成了一個合作統一的方案。可是，如今有關當事人，鄧小平、蔣經國、沈誠、賈亦斌，都已經去世，82歲的楊天石稱自己寫作時已經成為這件事情唯一的知情人，“因此不得不將這段歷史公之於眾”。
曹聚仁：蔣介石誠意不足，斡旋久久無功
曹聚仁本來是一位文史學家和記者。在20多歲時，他便記錄整理出版了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國學概論》，還登上了暨南、復旦等大學的講壇；上世紀30年代初，他又在上海創辦了《濤聲》《芒種》等雜誌，魯迅也是投稿人；到抗戰時，他又持筆從戎，成為戰地記者。曹聚仁與蔣經國的相識始於1938年8月的南昌見面。1941年曹聚仁因避戰亂遷居贛州，蔣經國邀請他主持筆政，曹聚仁由此創辦了《正氣報》，擔任總經理、總編輯，二人合作數年之久，曹氏因此對蔣經國十分了解。蔣經國也曾感嘆稱：“知我者，曹公也！”1950年，曹聚仁移居香港，先後擔任《星島日報》的主筆和新加坡《南洋商報》的駐港特派記者。
曹聚仁的“兩岸密使”身份是移居香港以後開始的。根據楊天石考察，在1955年，曹聚仁就寫了三分密函給蔣經國，邀請他派人到香港，去了解中共對臺灣的和平政策，由於被看作是“統戰”，臺灣當局並未回應。到1956年6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進行《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臺灣問題》的發言，談及“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步驟和條件”，這引來了曹聚仁的注意，他先後拜訪周恩來三次，周恩來還在頤和園宴請他，後來這段經歷被寫進了《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從此以後，曹聚仁成為了國共兩黨的“兩岸秘使”。他在大陸考察，並向蔣經國遞交報告，通過蔣經國的親信王濟慈解答蔣氏父子的疑惑。
楊天石告訴在場的聽眾，毛澤東和曹聚仁的對談當中，對於兩岸談判極為寬大，今天看來令人非常吃驚。他列舉了若干例子：毛澤東稱，只要蔣氏父子能夠抵制美國，就可以同他合作。一方面，毛澤東允許蔣介石在臺灣進行 “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澎湖、金門、馬祖等島嶼可以讓蔣管，可以管很多年。另一方面，蔣介石的總統任期已經滿了兩屆，按照規定，他沒有資格繼續連任，當時總統待選人物有三個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陳誠，一個是蔣介石。毛澤東說，我看還是蔣介石好，他還稱，“我們都是擁蔣派”。與曹聚仁的談話當中，毛澤東甚至指出，如果美國對臺灣的援助會斷絕，“我們全部供應，那有幾個大錢？”
到了1960年代初，毛澤東又把曾經提出過的這些寬大政策加以細化，形成了後來被稱為“一綱四目”的和平統一祖國總體構想。
楊天石在書中記錄下了這樣的故事：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曾經與曹聚仁在日月潭的涵碧樓會面，當時，曹聚仁出示了中共中央的信函，當中還有毛澤東寫給蔣介石的一句“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會晤結束之後，蔣介石擬出了六條協議，只待簽字，但是此後卻無下文。可是，曹景行則指出，由於相關文獻資料不足，今人並不能確切知道此次會面到底有沒有真正發生過，“六條協議”的相關史料也並不太確切。
蔣介石似乎對曹聚仁的態度並不友好。楊天石稱，從蔣介石日記來看，對擔任兩岸密使時間最長、往來信函最多的曹聚仁，他只記載了四條，且稱之為“曹諜”、“曹奸”、“曹匪”等。實際上，除了這兩次國共合作的時候之外，蔣介石一向堅決反共。那麼，他為什麼利用曹聚仁來做工作？楊天石認為，蔣介石是想通過曹聚仁來了解大陸的動態、獲取情報。例如，大陸“反右”運動期間，大陸內部的知識分子、工商業者有什麼樣的反應。或許蔣介石的誠意不足也正是曹聚仁直到1972年病逝之時，依然久久無功的原因。
沈誠：“如果蔣經國不死，兩岸問題早就解決了”
曹聚仁在臨終之前，一直希望有人來延續他的事業。而這個人很快就出現了：黃埔軍校第17期學生、曾在蔣經國青年軍當中擔任要職的沈誠。後來，他卸甲歸商，在香港開公司。
楊天石曾經聽沈誠談過他受派擔任兩岸密使的故事，蔣經國老部下、民革中央榮譽副主席賈亦斌也對這段往事進行過佐證。根據口述內容，楊天石得知沈誠的使者身份始於1981年，這一年的9月30日，葉劍英提出了“葉9條”，主張兩黨進行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10月，葉劍英請沈誠向蔣經國傳話，稱：“兄弟之間沒有不可以談的，過去恩怨一筆勾銷。”
在與中共中共對臺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會見之後，沈誠寫作了《國是建議備忘錄》並分送給兩岸領導人，北京鄧小平、臺北蔣經國。其中不僅分析了當前兩岸兩黨在意識形態、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還談及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之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國家統一手段必須和平等內容。根據楊天石知道的情況，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曾稱“沈城的見解很好”。再後來，楊尚昆提出了談判的基本原則：雙方談判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沈誠向蔣經國報告以後，臺北同意了“兩黨對等，中央層次”的談判模式。
“兩黨對等”，是黨對黨的對等談判。楊天石認為這很符合蔣經國及臺灣軍政人員的心理狀態。因為臺灣的軍政人員存在一種心理，雖然他們在軍事上被打敗，但依然不願意承認失敗，希望維持體面。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共以勝利者的姿態來接觸失敗者國民黨。
除了認可“兩黨對等”的原則，蔣經國比起蔣介石，態度要積極和開明得多。“蔣經國當然有反共的一面，但是他的思想也有開明的一面。”楊天石指出，他曾經在胡佛檔案館翻閱張嘉璈（銀行家、實業家）日記，發現早在1946年1月，蔣經國就曾經對張嘉璈說，有了共產黨，國民黨就不會腐敗。更驚人的是，他甚至還說，兩個黨都存在，可以競爭，誰得到擁護，誰就執政。
在這種背景之下，沈誠取得了比曹聚仁更大的進步，1987年3月，就在臺北同意談判模式以後，沈誠收到了楊尚昆派人送來的《致蔣經國函》。沈誠帶著這封信函，經由香港飛抵臺北。蔣經國此時剛做了白內障手術，在商討之後不久，經由沈誠傳達，兩岸先後解決了“臺胞旅遊探親”和“老兵返鄉”問題。
根據楊天石書中《我所知道的沈誠兩岸之行》一文，同年9月，沈誠再到臺北，此時蔣經國因為糖尿病引發了腳部潰爛，切除了兩個腳趾。沈誠隨後提出要蔣經國選派赴大陸的代表。蔣經國認為，黨對黨不需要經過政府立法部門，但不可能不經過黨組織。11月，蔣經國告訴沈誠，很快將要舉辦中常會，到時候決定正式去北京的人選。這次談話時，沈誠發現，蔣經國“精神很差”“顯得浮腫”，“口齒也有些欠靈活”。次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
蔣經國去世以後，李登輝繼任，局勢陡轉，沈誠受到了臺灣當局“法務部調查局”的傳喚，並收押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指控罪名有“來臺為匪統戰，意圖顛覆政府”等，在1989年臺灣最高法院終審，判決為無罪。
“歷史有時候有偶然性，這種偶然性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楊天石感嘆。楊尚昆曾經請人給蔣經國捎去一份信，其中表示希望“統一大業能夠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而蔣經國也有強烈的意願，他曾經告訴沈誠，自己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給民族、給國家一個交代。“如果蔣經國不死的話，以他的身份和能力，兩岸問題早就解決了。”可是，蔣經國的去世，讓兩岸談判的希望之火又被熄滅，雖然李登輝上臺的早期也在與大陸進行溝通，可是隨著兩岸關係的惡化，前景又變得難以捉摸。
在曹聚仁、沈誠以外，楊天石看到，還曾有國民黨將領張治中、臺灣“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的胞弟黃逖非等人曾為兩岸關係擔任密使。曹聚仁曾說“義無反顧，決不做個人打算，總希望在生前完成這件不大不小的事”，並且堅守著密使的職責，直至去世。這讓楊天石十分感動。他也想讓更多人知道，“兩岸密使”雖然默默無聞，但他們都曾自覺地把促進兩岸統一看作是義無反顧的事情，為了兩岸統一而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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