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你一定記得美國演員威爾·惠頓在《生活大爆炸》中的本色出演，每次出場時他和Sheldon的相愛相殺都會成為劇集的笑點。可是你也許不知道，這位給我們帶來笑聲的四十五歲演員和作家曾經患有重度抑鬱症。在這次演講中，他分享了自己戰勝抑鬱症的經歷，並且鼓勵人們為停止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而共同努力。本文編譯自Medium原題為My name is Wil Wheaton. I Live With Chronic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I Am Not Ashamed的文章。
威爾·惠頓，美國演員、編劇， 曾參演知名影片《生活大爆炸 》、《都市俠盜》、《製冷科學》、《伴我同行》和《星際迷航》等。
在開始之前我想提醒你們——這個演講涉及到很多觸發性的話題，包括自殘和自殺。我希望你知道這是根據我的個人經驗說的，如果你自己或者認識的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請立刻向擁有執照的專業人士尋求幫助，因為我不是心理醫生。
好，那麼我們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威爾·惠頓，今年45歲。我有一個很棒的妻子、兩個始終令我感到驕傲的孩子，以及一個我視若己出的兒媳婦。我出演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電視劇，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佔有一席之地，我的辦公室裡堆滿了工作上獲得的各種獎盃獎狀。作為一名異性戀、順性別（與跨性別相對）、有一定聲望地位的白人男性，我在美國過著堪稱暢通無阻的生活。
從每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來看，我的人生的確非常非常好。
但是，儘管如此——我每天都在為自尊、自我價值和自己除了演員和作家身份之外的、作為一個“人”的價值而艱難掙扎。那是因為我始終生活在抑鬱和焦慮之中。
我並不為自己站在這房間裡的六百多人和電視終端前的數百萬人面前承認自己在與精神疾病作鬥爭而感到羞恥。沒有關係。我說“作鬥爭”是因為即使病魔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始終不能控制我、不能定義我，我拒絕被它汙名化。
是的，我叫威爾·惠頓，患有慢性抑鬱症。
我花了30多年的時間才說出這句話，作為結果，我感到很痛苦。這是因為雖然美國人在幫助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仍然遠遠不夠，不足讓我們患病的同胞們伸出手來尋求幫助。
今天我想和你們談談如何努力消除美國範圍內精神疾病帶來的恥辱和偏見，並且我想和你們分享自己的故事。
當我還是個七八歲的孩子的時候，我開始出現恐慌症。當時我和身邊的人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恐慌通常發生在我的睡夢中。我身邊的成年人認為我只是在做噩夢。我確實做過噩夢，但恐慌比噩夢糟糕多了。夜復一夜，我從恐懼中驚醒，裹著毯子來姐姐臥室的地板上睡覺，因為我害怕一個人待著。
偶爾這種恐懼會有所緩解，有時一次持續幾個月，在這幾個月裡，我感覺自己像個正常的孩子，但恐慌的症狀總是會復發，每次都比以前更嚴重。
當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的焦慮開始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我為一切事情感到擔憂，大部分時間裡都疲憊不堪、心情煩躁。我幾乎沒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可言。我認為任何想和我親近的人都不值得相信，因為我覺得自己非常愚蠢、一無是處，任何想做我朋友的人的唯一動機就是利用我的名聲。
十三歲的時候，我出演了一部深受世界觀眾喜愛的電影《伴我同行》，當時我很出名，到了什麼程度呢？我無法和朋友們一起逛街，否則會被人群團團圍住。這意味著我的一舉一動都在父母、影迷、媒體和同齡人的監視下。那種我從未擺脫的奇異的焦慮感？我從小就相信那是可恥的。我的父母和家人對它評價很低，認為我應當把那種情感作為秘密隱藏在內心深處，不與任何人分享。
與此同時，我的恐慌症每天都在發作，並且不僅僅是在我睡著的時候。當我試圖向大人尋求幫助時，他們並沒有把它當回事。當我在電視節目或廣告的拍攝現場因為過於擔心犯錯被踢而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導演和製片人向我的父母抱怨我很難合作。當我對自己蹩腳的髮型和歪歪扭扭的牙齒感到害羞，不想為青少年雜誌拍攝照片時，工作人員認為我忘恩負義、自毀前途。當我為那些哪怕到了今天也難以記住的臺詞感到崩潰的時候，導演指責我不夠專業，準備不足。就在那時，我的焦慮症變成了抑鬱症。
我時常感到痛苦不堪，卻沒有任何意義，畢竟我過著兒時夢想般的生活：在《星際迷航》中出鏡，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擁有一切想要的電子遊戲，並且遠近聞名。
我努力使生活的客觀事實與自己的生命真實相一致。我確切地知道自己有問題，但並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問題，也無法尋求幫助。
我多希望當年的我知道自己患了一種能夠被治癒的精神疾病，知道自己的這種痛苦感受是不正常的、不必然的。我多希望當年的自己知道，我不應該一直感到難過。
我之所以不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的家人對精神疾病避而不談，而當他們不得不談論它的時候，將它當做一種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令人羞愧的事情，是某種錯誤行為的惡果。這種偏見在我的家庭中根深蒂固，儘管精神疾病的發病率猖獗地潛伏在我的基因裡，具體表現為我的親人們各種成功或不成功的自殺行為、不止一例的雙相情感障礙和無處不在的臨床抑鬱症，並且藥物濫用和酗酒如此之普遍，以至於某個家庭成員沒有酒精成癮問題時反而顯得很引人注意。
現在，我並不責怪當年父母對待我的精神問題的方式。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沒有處理我的精神問題，因為我確信他們對我表現出來的症狀視而不見。他們成長於一個我在過去的十年裡致力於改變的世界中，在那裡，精神疾病被等同於軟弱和羞恥。作為結果，我在生命的前30年裡痛苦不堪。
我並非從未尋求過幫助。我確實有！我只是不知道該問什麼問題，身邊的人也不知道應該給出什麼答案。
媽媽，我知道你會看到或者聽到這些話，並會感到難過。我想讓你知道我愛你，並且我相信你已經盡力了。這不是你的錯，但我仍然要講出自己的故事，這樣某個人的母親就能瞭解到這些你曾經不知道的東西。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22歲的的某一天在自己的房子裡從驚恐中醒來，那種情形非常可怕，即便僅僅是為了演講寫下那些經歷也讓我倍感焦慮，甚至想把這部分內容刪除。那是午夜時分，我開車穿過市區來到父母家，又在姐姐臥室的地板上睡了一覺，至少在那裡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第二天早上，我哭著問媽媽自己怎麼了。她知道我的很多親屬都患有精神疾病，但她不能也不會把這與我的症狀聯繫起來。“你只是意識到了世界的可怕之處。”她這樣回答我。
是的，她沒在開玩笑。每個夜晚，這個世界都令我害怕，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去終結這種恐懼。
我想再次強調，我們不應當責備她。她為我做了能做的最好的一切事情，但是對於精神病的汙名化和它引發的羞恥感是那樣地頑固。
我要重申一遍：媽媽，這不是你的錯，我愛你，並且我相信你盡力了。我只是在試圖幫助別人的母親。
我在痛苦中度過了整個二十幾歲的年華。我開始養成一些強迫性的行為，直到現在才在公共場合談及。不完全列舉如下：我擔心所做的事情會給周圍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當我開車經過橋下時我會屏住呼吸，不然我可能撞車；我在登機的時候會用手輕拍飛機的側面，祈禱它在我飛去別的城市工作時照顧我，因為我覺得如果不這樣做飛機就會墜毀。每次我對在意的人說再見的時候，腦海裡都會浮現出生動的幻想——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談論這些記憶，即使不涉及細節，也是很有挑戰性的。這些回憶很痛苦，但我不因此感到羞愧，因為所有這些想法——值得慶幸的是由於科學的治療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不比每年春天我家附近的樹木發芽開花給我帶來的過敏性鼻竇炎更像是我自己的錯。這是我身體的一部分，這是我大腦構造的一部分，我知道我可以通過醫學手段治癒它，而不是成為它的受害者。
我說出自己的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這樣一來或許某個人的生命就能經歷我年輕時夢寐以求的那種改變。因為我不僅直到二十來歲才知道自己得了抑鬱症，並繼續遭受了十五多年的折磨，因為我為之感到羞愧、尷尬和害怕。
因此，我今天來到這裡，為了告訴所有能聽到這些話的人：如果你覺得自己可能有精神疾病，你沒有理由感到羞恥或尷尬，最重要的是你不必感到害怕。你不需要忍受痛苦。忍受痛苦沒有什麼高尚可言，尋求幫助也並不意味著可恥或軟弱。這些道理似乎淺顯易懂，但對我而言不是這樣的，儘管我算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傢伙。所以我要說：你沒有理由為尋求專業的幫助而感到尷尬，因為你求助的是那樣一群人——他們致力於幫助像我們這樣的人“真正地生活”，而不僅僅在生物意義上“存在”。
我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裡錯過了很多事情，因為我被焦慮擊潰了。
“生存”和“生活”之間的差異，是我接下來的一分鐘裡討論的重點。在我的焦慮症和抑鬱症得到診療之前，我並沒有過上一種真正的“生活”。每當我想和朋友們出去玩，焦慮感總會告訴我交通壓力太大了、找個停車的地方很麻煩。如果這些都不能阻止我出門，那麼熟悉的“如果…怎麼辦”就會立刻出現：“如果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怎麼辦？如果飛機墜毀了怎麼辦？如果我坐在一個讓我抓狂的人旁邊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嘲笑我怎麼辦？如果我迷路了怎麼辦？如果我被搶劫了怎麼辦？如果我被鎖在旅館房門外面怎麼辦？如果我不小心摔倒在冰面上怎麼辦？如果發生地震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當我回顧過去的生命時，我為這樣的事實感到心碎：當我的大腦向我拋出一大堆假設時，它從來沒有問過我：“如果我去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感到很開心，那會怎麼樣？如果我玩得很開心，為自己來了感到慶幸，那會怎麼樣？”
我必須告訴你們一個痛苦的事實：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裡錯過了無數精彩的事情，因為我被這無數個“怎麼辦”打敗了。
我的焦慮阻止我去做那些每個人真正地生活著的時候會做的一切事情……一切構成生命本體意義的體驗。所以，我並不是在真正地生活。我只不過是活著。
在整個過程中，我從來沒有停下來問自己這是否是正常的、健康的，甚至覺得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只知道自己對事情很緊張，經常感到憂慮。整個童年裡，媽媽總是說我天生是個憂慮鬼，爸爸說我在所有事情上都過於戲精了。就是這樣。
但事情並不應當是這樣的。直到我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經歷了一場恐慌情緒的大爆發和徹底的精神崩潰後，我的妻子建議我尋求專業幫助。
就像我說的，多年來我一直懷疑自己患有重度抑鬱症，但我不敢承認這一點，直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毫不羞愧、毫無貶損地坦誠相告，她能看到我的痛苦。所以我去看了醫生，當我告訴他我有多害怕時，他說了一句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話：“請讓我幫助你。”
我想大概是在34歲的時候，自己才意識到精神疾病不是軟弱的表現。它只是一種疾病。我的意思是，從“精神疾病”這個名字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因此它不應當令人感到出乎意料。但當我們身體負責感知世界自己的那一部分出現了問題時，我們很少得到客觀、公正的看待。
所以我向醫生尋求幫助。我開始服用低劑量的抗抑鬱藥，然後靜觀療效。
我成功了！
那天我和妻子在小區裡散步，我忽然意識到，這是如此美好的一天——溫暖的微風輕輕吹拂，鳥兒悅耳地鳴叫著，花香鋪面而來，握著妻子的手是那樣令人快樂。
走著走著，我開始哭了起來。她問我：“怎麼了？”
我說：“我剛剛意識到自己並不感覺糟糕，我不僅活著，而且在生活。”
從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自己就像是一直住在一個吵鬧的房間裡，為周遭的種種噪聲而心力交瘁。但在妻子、醫生和科學的幫助下，我在那個房間裡找到了一扇門。
在此前的十多年裡，我幾乎每天都和妻子一起散步，過了這麼久我才意識到鳥兒和繁花的存在，才在握著她的手的時候意識到自己多麼愛她。整整十年——我全部的二十幾歲的年華——已經再也回不去了，在這整整十年裡，因為精神疾病帶來的恥辱，我始終感到不堪一擊、一無是處，惶惶不可終日。
我不信教，但我要為遇到我的妻子安妮·惠頓而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的愛和支持。感謝上帝讓我的妻子看到了我的傷痛，感謝上帝，她不相信“抑鬱等於軟弱”的謊言，或者抑鬱症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感謝上帝，如果不是她鼓勵我尋求專業幫助，我甚至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更不用說過上一種真正的生活了。
我從2012年開始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精神疾病，從那以後，每天網上都有人聯繫我，詢問我是如何在抑鬱和焦慮的折磨下生活的。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問我如何度過情緒糟糕的難關。
此刻，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一定有孩子和曾經的我一樣忍受著恐懼和焦慮的折磨，而父母沒有給他們任何幫助，因為他們認為有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意味著撫養出現了問題。
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
患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可怕之處在於有些時候感覺就像是整個該死的世界像是一條沉重的毯子，有點像你去牙科醫生那兒拍X光片的時候他們放在你胸口上的那種，並且沒經過你的同意就霸佔了你的一切生存空間。
就身體感覺而言，它在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沉重。我感覺它在拉扯我的眼角，壓迫我的胸部中心。當它真的很嚴重的時候，會讓你感覺自己像是在做一個夢，你試著去挪動身體，但是每一步每一個動作都讓你感覺像是在掙扎著穿過一些沉重而又粘滯的東西。在情感體會上，它完全淹沒了我，把我從我的生活動力、我在乎的東西和所有一切給生活帶來快樂的東西中分離開來。
當負面情緒的鐵毯碾壓著我們的時候，我們必須提醒自己，抑鬱情緒為了讓自己佔據主導地位、攻無不克，會向我們撒謊，比如：我各個方面都很差經。沒有人喜歡我。我不配感到快樂。這一切永遠不會結束，等等等等。運用理性去判斷，我們會知道這是一堆屁話，並且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回顧那些做自己真正擅長的事情、真正感到快樂或者過去成功戰勝負面情緒的時刻來打敗抑鬱，但在那種情況下，等待抑鬱症高抬貴手、讓我們能夠通過理性思維向感性自我傳達這些激勵人心的事實，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是抑鬱症的特點：我們不能強迫它消失。正如我所說，如果我能“停止悲傷”，我早就去做了！（而且，抑鬱不僅僅是感到悲傷，對吧？它是多種情緒的綜合體，並且它的外在表現很容易被簡化為“我感到悲傷”。）
所以我們治癒自己的另一個步驟是對自己溫柔。抑鬱正已經在折磨我們了，我們也不需要擺脫它。允許自己承認感覺很糟糕（或者其他的任何感受），然後做一件你可能不想做的小事，我保證會有所幫助。比方說：
洗澡。
吃一頓營養均衡的飯。
到外面散散步（即使是走到街角再折回來）。
和狗狗一起做些事情——扔東西讓它去撿，和它玩拔河，揉揉它的肚子。和我的狗狗一起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在沙發上互相依偎幾分鐘，也能很大程度上幫助我。
做5分鐘的瑜伽伸展運動。
聆聽一場引導冥想並且儘可能地跟上它的節奏。
最後，請相信我，你所感受到的這種糟糕、恐怖、勢不可擋、令人畏懼的情緒並不是永久性的。一切都會變得更好。在這場戰鬥中你並不孤單，你會好起來的。
任何地方的人，特別是在這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裡，都不應當因為負擔不起治療費用而獨自在陰影中備受折磨。我們國家完全可以將衛生保健——尤其是精神衛生，作為國家財政優先支持的對象。
此時此刻，十幾歲的孩子們正在謀劃著如何自殘，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尋求幫助；此時此刻，太多的人們掙扎著度過一天又一天，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我們很多人無法離開的治療。與此同時，有人正在通過電話預約心理醫生面診；有的父母已經知道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正在幫助自己的孩子變得更好；有些曾經像我一樣害怕抗抑鬱藥物會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的人們第一次聽到了鳥兒悅耳的歌聲，因為他們終於走出了黑暗的房間。
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裡，我被困在那間黑暗而又吵鬧的屋子裡，我知道呆在裡面會讓人絕望和窒息，所以我盡我所能幫助別人找到出路。我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來做到這一點，利用自己的名聲和成功經歷來為別人樹立榜樣，正如曾經珍妮·羅森也為我以身作則。
但今天我想請求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結束對精神病的汙名化，即使你不像我一樣負有盛名也能做到。這樣，患有抑鬱症的人就可以過上真正的生活，而不僅僅是活著。
我們可以記住並且互相提醒精神疾病是沒有終點的。這是一段旅程，有時我們可以看到通往視野盡頭的陽關大道，而有時我們甚至看不到前方五英尺的路，因為霧太濃了。但這條路一直都在，如果無法通過自己找到它，我們的伴侶、親人和醫生都會幫助我們去尋找，只要我們不曾言敗。
最後，像我這樣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應當不害怕談論它，因為我們的親人、朋友和鄰居充分了解和信任我們。我想在這裡告訴你們，在這場戰鬥中你們並不孤單，但要證明這一點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需要多多分享我們的經歷，這樣像我們這樣遭受痛苦的人就不會感到怪異、心碎、羞愧或害怕尋求治療，這樣當父母看到孩子表現出的症狀時，他們就不會覺得自己當父母的過於失敗了。
人們總是說我敢於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儘管我很感激這種說法，但我未必同意。衝進火場的消防員很勇敢，為照顧孩子而身兼數職的單親父母很勇敢，尋求精神疾病幫助的人很勇敢，而我，只是一個想要和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好運的作家和演員，並且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更坦然地談論精神疾病和心理問題，直到有一天站出來說這句話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我叫威爾·惠頓，患有慢性抑鬱症，並不為此感到羞恥。
感謝你們的傾聽，也祝願你們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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