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已屆天命之年的李曉老師，突然以一篇演講爆紅網絡。但在我們這些學生看來，這一點都不稀奇。因為多年以來，他就一直是一個男神般的存在。這篇文章談到的是李老師當年走上學術之路、做博士論文以及留校任教的往事，由他口述，我負責整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學者的勤奮、執著、堅守與情懷。

口述 丨 李曉

整理 丨 王靜文

2016年9月10日，教師節，正好也是我師爺池老師的米壽（八十八歲）壽誕。以此為由頭，李曉老師在電話裡跟我聊起了他當年經歷的一些吉大往事。

一、薪火相傳

“我之所以留校，主要跟池元吉老師有關。”這是他的開場。

1984年下半年，李老師讀大三，時年56歲的池老師，剛從日本回來，以教授身份親自給本科生上課。彼時的日本，泡沫經濟尚未泛起，失落夢魘遠在天邊，整個國家朝氣蓬勃，正向著超越美國的目標發足狂奔，渾身綴滿了資本主義優等生的光環。池老師帶回的新鮮信息，和他在講臺上的言談舉止，對剛剛睜開眼睛、四處張望的大學生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多年後回憶起來，李老師依然印象深刻。“非常儒雅，知識面非常寬廣，但是娓娓道來，很有吸引力。不只是視野、格局、方法論，還有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裡邊，極其震撼”。池老師的薰陶，也激發了他內心潛藏已久的一個念頭——“一定要成為一名像池老師那樣的高校教師”。

期末寫論文，他並未在池老師列的十幾個題目中選擇，而是根據當時《世界經濟導報》上一篇“美國維爾納鋼鐵廠倒閉，勞資雙方達成自救協議”的報道，結合自己對《資本論》第三卷的學習，想另起爐灶寫一篇。很忐忑地詢問池老師，居然得到了高度讚賞，讓他很受鼓舞。

論文最後成稿，題目為《內部的萌芽——以美國維爾納鋼鐵廠職工持股計劃為例》，一筆一劃，寫了近50頁，厚厚一沓。更沒想到的是，池老師做了非常細緻的修改，從文字到觀點，每頁都有批註，滿篇通紅。

幾年之後，這篇文章以《當代資本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為題發表在《世界經濟》上，當時的手稿也被他珍藏在家中，時不時拿出來看看。一個熱血青年的學術之途，由此起步。

大四畢業，李曉老師成為經濟管理學院有史以來第一個保研的學生，但並未如願保送至池老師門下。當時有同班同學想和女朋友一起讀池老師的碩士，他慨然成人之美，成為穆忠魂老師的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後正式留校任教。兩年之後，池老師評上博導，他第一時間考取了池老師的博士生，成為池門的開山弟子。

讀博期間，一有什麼想法，他就跑到池老師家討論，滔滔不絕，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很冒失地影響到池老師的午睡。但池老師從不打斷，每次都是靜靜地聽他說完，然後點起一支菸，說：“你這個觀點，還應該看這幾本書。這個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否更好？還有一些看法，是否需要重新斟酌？”

李老師回憶說，“印象中，池老師從來沒有批評過學生。即使年輕人的觀點激進，但他總是能做一個完美的平衡。他做的那些點評，事後再看，確實是真知灼見。”

那種為人、為師的長者風範，那種自由討論的學術氛圍，讓我這個後生晚輩想來，仍覺如沐春風、心嚮往之。

我讀博時也曾上過池老師的課，後來做課題時還專程去他家裡拜訪過，謀面次數不多，但印象非常深刻。這確實是一個氣質儒雅、態度嚴謹、思路清晰的老爺子，對學術充滿熱忱，對教學充滿熱愛，對學生非常關心。有感而發，我曾寫過一篇《池老師》，發表在吉大校報上。

李曉老師受池老師影響更深。他留校任教後，始終奮戰在教學第一線上，每年都親自給大三學生講《世界經濟概論》。我記得當年給他做學術助手，每個學期的第一次課，李老師必然西裝革履、精神飽滿，甚至比參加一項重大會議還要隆重。

成為博導之後還願意給本科生上課、而且持續多年的老師，似乎並不多見。現在的高校評價體系，課題、成果是硬指標，教學所佔的權重越來越低。但李老師一直樂此不疲、風雨無阻。或許，因為他始終記得大三那年池老師在講臺上的身影。

“能夠把自己的所學、所思、所得，包括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結合課程，交代給學生。讓學生們感覺到，在吉大讀書這幾年，還行，還能碰上幾個比較喜歡的、對他們思想衝擊比較大的老師。

“如果一個老師，你在課堂上的某句話，讓學生能認真沉澱、甚至對他一生產生影響的話，這就是最大的成就。這種東西不是知識層面的，更多的是做人、做學問，認識世界、對待世界的立場、態度和方法。”

說這些話時，我能想象得到他眼鏡後面亮晶晶的眼神。

在我看來，教師這個職業有兩個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二是“桃李滿天下”。這兩點，池老師做到了，李曉老師也正在做。

所謂山高水遠，薪火相傳，大抵如此。

二、厚積薄發

對每個博士生來說，博士論文都是橫亙在面前的一座大山。能否順利突圍，要看能否找到一個合適的題目。

“如果把題選好了，論文就已經成功了百分之三十，再把文獻綜述做好，就能達到百分之七八十，後面的論證可能只佔二三成。”這是李老師總結的經驗。

在他初讀博士的1991年，走不走市場經濟道路還是當時學界的熱門話題。現在看來，這已經沒有任何討論的價值和必要，但在改革遇挫之後、東方風來之前，學界必須對此給出回應。

池老師目光超前，建議李老師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運行機制問題，看看市場經濟體制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於是開始閱讀文獻。做了將近兩年時間，讀了幾百本書，那兩年，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無盡的摸索”。不知道出路在哪裡，聽不到同伴的聲音，只能靠自己，在浩如煙海的卷帙中爬梳、挑揀、整理、提煉。那種茫然、無助、焦慮、孤獨，簡直“痛苦死了”。

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一是因為這個命題太過浩大，二是一手資料奇缺。

與此同時 ，1993年，世界銀行出版了一本《東亞奇蹟》，東亞地區快速崛起的過程吸引了世界的關注。在中國啟動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在內，它們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起飛過程、產業變遷、關聯效應，可能對中國有更為直接的借鑑意義。

於是，改弦更張，將目標鎖定在東亞地區。又是讀了無數的書，踱了無數的步，在圖書館中泡了無數個日夜，一年之後，列出了一個新的大綱，大概二十二、三章，幾乎涵蓋了東亞研究的全貌，體系非常龐大。

1994年，世界經濟學會在大連開會，池老師第一次帶李曉老師一起出席，並且力推他在大會上發言。“那次我發言的主題是談亞洲的局部經濟圈問題，浦山老先生做的主持”。回想起當日的情景，李老師仍記憶猶新。

他當時已經成為嶄露頭角的學界新星，不少文章已經出現在《世界經濟》等頂級期刊上，而且經常是頭版頭題。他決定利用這次機會，讓同行們就自己的論文大綱提提意見。

特意打印了20份，帶到大連。一天晚上，他邀請了10幾位青年學者到宿舍討論，包括張宇燕、程偉等等這些後來鼎鼎大名的學者，還有一個經濟科學出版社的女編輯，叫陳捷。

那時的年輕人，還沒學會老成持重、八面玲瓏。宇燕老師頭一個發言，上來就是一通炮轟，研究過於寬泛啦、重點不夠突出啦等等，毫不客氣。其他人也都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對大綱進行了批判。最後大家一致認為，如果能把其中“強政府”那章研究明白，論文也就立住了。

回憶起那天的場景，李老師仍然非常感激，認為這是一次“意義非凡”的討論。在論文出版之後，他在後記裡詳細地記錄了這場討論，並對這些青年學者們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酒店的名字叫仲夏客舍，我到現在還記得。”李曉老師說。

接下來，他按照大家的建議，第三次對提綱進行重構。在將關注點轉移到東亞發展進程中的政府作用之後，他發現了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缺憾：制度經濟學排斥對後發展經濟的研究，而發展經濟學又忽略了對制度問題的研究。

這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從制度視角切入，研究發展問題。

然後，他發現了兩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非民主國家？同樣以獨裁政權推動社會經濟向新興工業化邁進的東亞和拉美，為什麼在80年代之後出現了驚人的裂變？”

由此引出“強政府”的內涵：既包括較高的政府強度，也包括較高的政府質量，而政府質量的衡量標準包括政府理性、政府效率和政府自律。自此，從選題到框架、論證，脈絡基本已經理清。

1995年底，論文寫作完畢，正文36萬字，加上註釋和參考文獻，約40萬字。煌煌鉅著。

再回到仲夏客舍的那次討論。那天最後發言的，是經濟科學出版社的陳捷編輯。她說：“我見了這麼多搞經濟研究的，頭一次看到這種方式，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讓這麼多人批，而且欣然接受，虛心請教。

我相信，以你的態度，一定能把這本書做好。將來這本書我給你出，而且要作為第一本中國人的專著，列入‘發展經濟學文庫’，跟繆爾達爾、羅斯托這些大家並列。”

1996年，這本書如約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新上任的社領導，想啟動一套“中青年經濟學家文庫”叢書系列，《東亞奇蹟與“強政府”——東亞模式的制度分析》被列為首發卷。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但李老師仍然覺得遺憾。在他看來，能夠進入“發展經濟學家文庫”，跟繆爾達爾等先賢相比肩，是他更想要的。

那一年，李曉老師33歲，拔劍四顧，意氣飛揚。

三、焚膏繼晷

李曉老師非常勤奮。我曾聽不止一個人說起過。

讀研時他的生活簡單充實：圖書館、籃球場/排球場、寢室。除了運動，時間基本上都花在讀書寫作上。

三年在讀期間，他在各類報刊雜誌上發表了30多篇學術論文或者譯作。在吉大經濟學院的歷史上，極有可能空前絕後。

因為總是熬夜寫文章，他養成了抽菸的習慣。我進到李老師門下時，他早已經戒菸，只是偶爾在跟大家吃飯時象徵性地點一支。但在當年，他抽得很兇，一天兩包。

回憶起這段時光，他覺得挺對不住同寢的幾個兄弟，“經常是別人都睡下之後，我點起一支菸，開始寫文章”。

讀博期間，他更是把幾乎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做論文上。經濟學院當時在萃文樓四樓辦公，辦公室內有八個文件櫃，下面的四個大家公用，上面的四個都是李曉老師的，滿滿當當，都是書。

聽到這裡，我不禁會心一笑。想起當年他在萃文樓八階給我們上課。別的老師都是把活動黑板搖下來才能寫字，他不用，站起來，直接在第二層上寫——身高優勢實在明顯。

當時南區還是草創之初，配套設施極不健全，連個像樣的食堂都沒有。師母每天備好盒飯，他帶到萃文樓四樓的辦公室。到飯點兒時，放在電水壺的壺口加熱一下，吃完繼續幹活兒。

實際上，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但聽他講起來，似乎雲淡風輕。當一個人把全副精力放在研究上時，對於物質生活往往會不以為意。

在老吉大的部分教職工中，曾流傳著兩則“萃文樓上不滅的燈光”的傳說，都跟李曉老師有關。

當時李老師家在北區，每天在南北區之間通勤。末班車是一輛黃色的豐田小麵包，晚上9點，接上圖書館下班的管理員，準時離開。開車的師傅姓王。一天晚上，大家都上了車，王師傅卻不走，非要再等等。

那就等唄。結果一直從9點等到9點10分，又從9點10分等到9點20。然後，他才像下了很大決心似的，開車離開。

後來才知道，王師傅看到李曉老師辦公室的燈還沒滅，以為他忘了時間，所以執意要等。但實際情況是，李老師那天有事先走了，走得匆忙，忘了關燈。

第二天聽人說起，趕忙向滿車的人道歉。跟王師傅聊起來，王師傅說：“我在吉大這麼多年，用功的人也見過不少，一天兩天可以，一個月兩個月的也有，但像你這種，十幾個月如一日，天天加班到那麼晚的，我頭一次見。”

他很不理解：“你幹嘛呀，沒有家嗎？”

王師傅是個粗人，對人很兇，不好相與，但獨獨對李老師態度特別好。

第二次，是1995年春節期間。李老師跟師母和孩子在家過完初一，初二就到辦公室加班。隆冬時節，又趕上寒假，校園裡闃寂無人，只有萃文樓裡一燈耿耿，獨映寒夜。

卻正好趕上當時的伍卓群校長做冬季防火檢查，看到經濟學院還有燈亮著，非常生氣，一個電話打到了當時的常務副院長陳殿友那裡：“春節期間三番五次強調防火，你們經濟學院是怎麼回事？！”

陳院長穿著軍大衣、帶著棉帽子，急急火火從北區打車來到南區，Duang的一聲把門撞開。定睛一看，發現是李曉老師在加班，陳院長瞬時轉怒為笑。

當著李老師的面，他給校長回電話，“校長啊，跟您解釋解釋，不是沒人關燈，是我們經濟學院的一個年輕老師，池元吉老師的學生，大年初二來做博士論文了。”

開學之後，伍校長在全校教職工大會特意表揚了李老師，並從此認識了他。直到現在，走到街上還會打招呼，直呼他的名字。當時的黨委書記、後來的校長劉中樹教授，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劉校長和李老師之間有一段識人善任、霽月光風的故事。至今想來，仍讓人感喟不已。

四、霽月光風

1995年底，李曉老師拿到博士學位。

池老師問他，“做完答辯啥感覺？”他脫口而出：“看了這麼多本書，寫了近40萬字的論文，感覺自己非常渺小。”

池老師又點了一支菸，滿意地笑了。

1996年4月，李曉老師被派往日本關西學院大學作為期一年的訪問。期間，趕上經濟學院評聘教授，他也申報了。如果那一年能上，他就是33歲評上正教授，可以把吉大文科最年輕教授的記錄再刷新一歲。

但遺憾的是，落選了。

十幾天以後，他在日本收到了鼓鼓囊囊的一封信，封面落款是“吉林大學校長辦公室 劉中樹”。打開看，是中樹校長的親筆信，足足寫了13頁。

信裡說，這次學校的教授評定工作結束了，我非常關注。我認為你夠格，但沒評上，我非常遺憾。

接下來，中樹校長又講了文科這邊池老師、高清海老師和他自己那一代人的經歷和磨難，包括被下放、50歲出頭才評上教授，等等。

校長說，我知道很多學校想挖你，你想留在日本也很容易，但我還是希望你不要走，回吉大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後叮囑，要保重身體。

李曉老師說，“我當時非常感動。雖然對別的學校挖人沒動過心，也沒有留在日本的心思，對這次落選更沒放在心上。但劉校長的這封信，仍然讓我感慨萬分。”

是啊，一所著名高校的校長，親手寫了一封長信，漂洋過海郵過來，給一名30歲出頭的毛頭小夥子。拳拳關愛、諄諄教誨，躍然於紙上。

在我想來，這種事更適合出現在民國時期的北平，或者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那是一種讓人蕩氣迴腸的古風高義、一種讓人熱血沸騰的惺惺相惜。它出現在1996年的吉林大學，發生在我的導師身上。至今想來，仍不禁聳然動容。

1997年4月，李曉老師結束交流回到吉大。一個月後，中樹校長通過池老師讓他到家裡坐坐。那是他頭一次到校長家。

中樹校長先是講起了匡亞明校長的往事。匡校長當年慧眼識英才，破格提拔了高清海、池元吉等一批青年教師，現在已經開枝散葉，成為吉大的中流砥柱。

說到這兒，中樹校長突然說：你能回來，我非常高興。我已經決定，直接提名聘你為教授。

一個月後，正式發榜公佈——李曉老師在34歲上，成為吉大經濟學院的正教授。

兩年後的1999年。有一天，黨委組織部駱部長突然找到李老師。駱部長拿出一份蓋著紅章的文件，說：“我代表吉大校黨委向你宣佈一件事，經討論通過，任命你為研究生院業務處副處長（主持工作）。”

他感覺很突然，回過神來，第一反應是回絕——“我不適合做。”

駱部長以為他在開玩笑，強調說：“這是中樹校長親自提名，黨委會討論通過的。大家都認為你研究能力強，人際關係好，事務性工作也很出色。”

他很堅決地說，“我想發揮比較優勢，在學術上繼續努力。謝謝學校，但我真的不願這麼早陷入事務性工作。”

駱部長非常為難，但李老師堅辭不就。後來也就擱下了。

約一年後，他又接到池老師的電話，“你到我家來一趟，學校裡有事想通過我跟你談談。”

到那兒才知道，中樹校長可能覺得上次沒有溝通好，所以想通過池老師做李曉老師的工作，動員他出任吉大出版社的社長。

池老師說，“我已經轉達完意見了，你怎麼想？”

李老師還是堅決推辭。中樹校長後來也就放棄了。

回想往事，李曉老師感慨說，“現在想起來，老吉大的學風其實是非常好的。我想，可能像我這樣的人並不多，但絕不止我一個。”

又強調一遍，“可能像我這樣的人不多，但絕不止我一個。”

幾年之後，李曉老師乘飛機去北京出差，趕上天降大雨，被堵在長春老機場的候機室，正好同中樹校長不期而遇。

中樹校長把他拉到身邊，第一次就這事當面跟他聊。“李曉啊，我真的覺得你是個人才，多次想起用你。你們這些年輕人，誰行誰不行，我是非常有譜的。文科這些人裡邊，我認為你有前途。學問、能力、為人，都沒問題。”

老校長語重心長，“你得理解我啊，當時你不是系主任、副院長，我已經越了幾級提拔你，也只能做到這兒了。你是不是嫌安排得小啊？”

李老師特別激動。“校長，第一，我非常感謝您的知遇之恩。這種恩情我一輩子不會忘。第二，那時候我真的沒想做什麼官。我相信事務性的工作也能做好，但會耗費大量的精力，感覺還是做學問更適合。”

中樹校長雙手握住他的手，“你要能這麼想，我非常欣慰。不做就不做吧。”

去年，在北京一個非常私下的場合，李老師又碰到了校長夫婦。老校長又問起當年事。

“後悔不？”

“校長，我依然不後悔。就是感覺有點對不起您，沒按您的心願去做。”

李老師在電話裡感慨道，“在吉大能遇到這種校長，知人識人，對一個普通教師如此重視，不遺餘力地提拔，讓人覺得心裡非常溫暖。”

我剛入學那陣兒，中樹校長還在任。吉大當時已經過了80年代的巔峰期，排名正在滑往10名開外。但回頭想想，那個時候學校的風氣還很正、師生們的心思還很單純、很多學科還有全國性的影響力，老校長功不可沒。

我清楚記得，初見中樹校長，是在1997年9月。他到文苑八舍看望新生，在一樓大廳作完“今日你以吉大為榮，明日吉大以你為榮”的寄語之後，伸手一指身旁那位身材高大的年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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