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的话，手术室只是一间屋子，在早期有没有倒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阻碍古人进行手术的是缺乏解剖、止血、麻醉和感染四大难题的解决办法，四者任存其一不解决都非常有可能导致手术的失败甚至造成意外事故，打击人们信心。在翻越这四座大山之前，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外科手术是难度极大且风险极高的。
既然说到了古代，那就不得说说外科史了。我这人喜欢啥事刨根问底儿，要知道古代人并不是比我们傻，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比今天低而已。他们当时的做法，也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针对问题做出的最优解。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是由历史的遗产和“新”事物交织形成的，我们生活的今天，也是后人口中的“历史”。
再说就扯远了，回到问题上来。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伤害，古代打仗、打猎、爬山等等出意外，划个口子骨个折什么的，或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都是在所难免的。有了病就要想办法治，这种和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催生了外科技术。外科技术起初针对的这类病特点是病因或临床表现很简单，谁都能看出个大概怎么回事。但是不治不行呀，伤口流血、感染会死，骨折至少也得落个残废。当时没有微生物的概念更没有抗生素，伤口只能缝一缝，至于感不感染完全听天由命，深伤口还可能感染破伤风。医生根据经验看着像感染的话，为了保命就只能截肢了（虽然截肢也不一定能活，后面还一堆事儿等着呢，患者受一通罪最后还是死了的也屡见不鲜）；骨折的原理虽然简单，任何人的思路都能想到：我给它照原样掰回去不就行了嘛，但实际上即便当时的医生有神之手能把骨折原模原样地复位回去，复位后的固定手段的限制也很难保证骨折断端不会发生再移位，上肢还好，康复期间可以不用承重，下肢骨折落下个跛脚过去很多时候也是在所难免。
其实外科学，在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复兴时期之前，都不能被称作是一门科学，最多算是一门技术，外科医生并没有那么神奇，在当时人们眼中地位和剃头的、杀猪的差不多，由于其手法极其残忍、成功率还并不高，经常发生病人走着进去抬着出来的事情，在人们心中和“神圣”基本不搭边，更不是令人敬仰的职业，很多时候找他们还不如祈祷神明（并非藐视前辈，技术限制他们只能做到这样）。这时期也是宗教、巫医大行其道的时期。草药和炼金术师虽也在努力，但直到今天他们研究成果能治疗的疾病也非常有限。在这期间，你说你得了病想要做像今天这样的手术？抱歉，在一般人看来这无异于医生杀人，好端端的人用刀把肚子、四肢划开，病不至死也给弄死了。
但这期间对外科技术的探索并没有停滞，无数伟大的先驱者们顶着来自舆论和宗教的压力，为了实现“消灭病痛”的伟大理想，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断尝试突破外科学的发展瓶颈。从出土的4000年前的钻孔颅骨，到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的用途各异的手术器械，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些治疗方法和器械的发明者的热情和付出的努力。只可惜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加持，他们的探索最终多以失败收场，大多数也没有流传至今。
距今约4000年前的钻孔颅骨，钻孔的愈合痕迹证明其主人在钻孔后仍存活了一段时间
罗马时期的手术器械，很多虽然距今千年但基本原理和现在别无二致
那么横亘在当时外科医生面前的四座大山究竟都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解剖学的基本理论。
“不懂解剖的外科医生，就像是盲人在木头上雕刻”——Guy de Chauliac, 1363
没有正确的解剖知识是永远也做不好手术的，很容易非但手术做不成反而破坏了原本正常的组织，挑破动脉割断神经什么的，哪样病人都受不了。古罗马自4-5世纪起便禁止进行人体解剖，在这之后的将近一千年中，人们要想学习解剖学，只能靠读古希腊时期的权威著作或者解剖动物，亚里士多德甚至写到男性的牙齿要多于女性的。随着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大地，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人口的大量死亡让人们对宗教及其相关“医学”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也让禁止解剖尸体的禁令产生松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达·芬奇在内的一众先驱人士重启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不过尽管如此，要知道在当时天天和尸体打交道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其中作为现代解剖学诞生起点的事件是1543年佛兰德（现比利时）医生Andreas Vesalius出版了他的著作《人体构造》，用超过600页的鸿篇巨著详细地绘制了当时技术下所能了解到的最详细的人体解剖结构。解剖学研究的重启以及标志性著作的诞生，让外科医生们学习解剖学变得容易且更准确。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达·芬奇绘制的肩关节解剖结构
第二就是止血的技术。
没有对伤口止血的有效办法，病人也会很快因为手术切开后失血过多而死亡。这方面的突破要首先归功于法国医生Ambroise Paré。他担任军医期间适逢法国与外敌间战事频仍，战场上的大量伤兵让如何有效地处理伤口成为重要议题。当时的主流做法是用滚油和火药对伤口进行烧灼并用绷带包扎，而烧灼并不会减少出血而且绷带还非常容易造成烧灼后的伤口感染。Paré尝试了自己用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调制的药物敷在士兵伤口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让他名声大振。八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详细阐释了火器枪伤的治疗方法，后又被聘为御医。他利用自己的资源在外科学领域做出了无数尝试，并为提高外科医生职业地位做出了不少努力，后被人们誉为“现代外科学之父”。
Ambroise Paré (1510-1590)
Paré在上述贡献之余还设计了50多种义肢的方案，机械结构都是基于真正的解剖结构设计的，只可惜对于当时的制造技术来讲他的设计过于精密了。
第三，是麻醉的技术。
在没有麻醉技术的时代，不仅病人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对外科医生也是很大的考验，他们必须将手术过程提速再提速，不仅丧失了精细手术的可能，无数病人出于恐惧拒绝手术也让手术技术的进步步履维艰。在前面两个困难克服之后，人们开始寻找能有效缓解手术疼痛的药物。早期是使用鸦片等药物来镇痛，但效果不理想；后来直到19世纪30年代，氯仿、乙醚和一氧化二氮（笑气）的发现让人们开始思考这种能让人们感到欢愉的气体能否用在手术麻醉中。1846年10月16日，随着William T.G. Morton医生宣布成功利用硫醚无痛地切除了病人颈部的一颗先天性血管瘤，这种吸入麻醉技术在欧美不胫而走，开启了外科手术的新纪元。至此，外科医生可以不必赶工，而可以“慢工出细活”（当然也不是越慢越好），扭转先前人们对外科医生野蛮粗暴的印象。再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人们就可以彻底拥抱现代外科手术时代的来临了。
Oct.16 1846
最后一个问题是微生物造成的感染。
直到19世纪中叶的欧美，外科手术后甚至是产妇的因感染引发的死亡率都非常高，不免让病人恐慌，医生懊恼。在这方面，Joseph Lister居功至伟，他受到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发酵工业和微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开创性地提出是细菌造成的术后伤口感染的学说，并发明用石炭酸对器械、敷料和外科医生的手进行灭菌处理，采用此法的术后感染率大幅下降，虽然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实践方法尚存缺陷，但外科无菌观念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开始深入人心。为了防止受污染的丝线造成深部的感染，他还发明了无菌的可吸收线。
除了上述四点外，对疾病本身的发病机制认识的提高在外科学的治疗原则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否则外科医生们还是只能处理一些机制非常简单的疾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复杂机制的疾病只能是束手无策，对疾病认识的提高依赖于多个学科共同的研究成果。
Joseph Lister (1827-1912)
Lister甚至尝试过在手术室空气中喷洒石炭酸溶液来降低感染率
至此，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只有限制外科这四大难题都克服后，外科手术才能被人们广泛接受认可。在这之前虽有先驱者的不懈尝试，却终究不能创造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广泛普及。扣一下开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提高了，医学技术手段才能随之进步，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才能让很多外科学领域探索变得可行。让古人看起来觉得像天方夜谭的现代外科手术，成为常规的可靠治疗手段。至于像器官移植这种手术，那更是需要建立在对人体生理学的详尽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古代对器官的功能、疾病在表现之外的发病机制都没有探明的情况下，可能连器官移植这种方法都不会有人想要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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