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们学贯中西，渴望用笔杆子唤醒一代人，救世于苦难。他们单纯，他们学做学问，他们也学做人，他们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改变不了历史长河既定的方向，他们只求为当下的青年学子带来精神上的振奋，使他们不至于被国仇家恨压弯了腰。
细数民国翻译那代人，且听鄙人慢慢道来。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翻译家，他大概也最爱这个身份——据说，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下：当博尔赫斯的诗歌、小说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无数次被年轻人心怀忐忑地翻开，王永年作为译介者便又一次成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之间的“灵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他翻译的欧·亨利系列小说出版多种版本，备受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则让美国嬉皮一代上路的冲动再次催促了无数中国年轻人。
王永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旧上海长大的他，中学时代就掌握四门外语，王永年16岁上的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他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但作为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他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
对于王永年译笔的特点，有人总结说“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这可能和他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
作为曾在新华社担任译审30多年的新闻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他曾将“通顺”作为一生翻译的标准。平实而不事张扬的翻译风格也成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许多过于追求文字快感的读者。
王先生眼界较高，是传统的职业翻译人的代表。他194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译文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做过短期的编辑，后来一直做翻译。不仅为新华社翻译了大量的新闻稿，对外国文学也有很高见解。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能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而且，《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译的。这与他上世纪80年代做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者有关系。他从拉美的学者、作家那里了解到，博尔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较早地知道了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博尔赫斯全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跳出来说王永年翻译得不好、不够美，但好在博尔赫斯的作品本身并不侍奉“美”这个东西。真正懂得书的人会明白，读博尔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过某一岁，就会明白，王永年笔下的博尔赫斯，是最隽永的。正如卡尔维诺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而作为一个追求准确的翻译者，王永年的译作注定不会以畅销作噱头，他说：“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译完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欧亨利的所有小说作品，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
王先生在一篇谈文学翻译的小文里曾说，‘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这番朴实无华的话，揭示了优秀的文学翻译的精髓，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忠实自然，毫无矫饰或浮夸的成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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