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繫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這裡的“書”已經不是“書契”之“書”，而是指書寫與語言相對應的文字的書，就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文字，或語言化文字。
儘管甲骨文之後，中國的文字開始與語言聯繫起來，開始成為語言的符號化。但是，直至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改革之前，中國的文字又在刻意與語言之間保持著距離，同時文字的字數要低於語言的詞彙量。這就是“書不盡言”。然而，儘管語言的詞彙量要比文字的詞彙量多，但是對於“意”，語言也是難以表達。這裡的“意”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個人意圖、意念之“意”，而是義理、道義之“意”，同“義”。“立象以盡意”，即用八卦符號，用數學符號，去表達義理、道義。
《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接著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以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繫辭》中，提到的是“書、言、象、意”四者間的關係，而王弼關心的則是“象、言、意”三者間的關係。王弼所關注的對象為何比《繫辭》少了一個“書”字？原因可能在於，從《繫辭》的成書時代，春秋戰國時期，至王弼所處的時代，三國時期，文字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主要體現在文字與語言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書、言”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春秋戰國時代，文字與語言之間尚有很大的距離，表現出明顯的不一致、不同步。就《五經》來說，文字化的僅僅是經文本身，而且這些文字都詰屈聱牙，與日常語言差距很大，需要經師再用更通俗的語言去解讀。而經師的解讀則沒有文字化，停留於口頭語言，是口耳相傳。
而到了三國時代，經歷了兩漢之後，《五經》的《傳》也文字化了，實現了經傳合體，且文本定型。這意味著文字本身的形態更語言化了，文字與語言的距離大大縮小，可以基本認為文字與語言是一致的、同步的。在《繫辭》時代，尚且是“書不盡言”，而到了三國時代，由於文字和語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可以基本認為“書可盡言”了，基本實現了“書言”合一，再無區分書、言的必要。
從中國整部文字史來看，其演化軌跡表現為一個從與語言完全分離，到與語言完全同步的躍進式的發展路徑。在整個中國文明史中，總共有四次文字向語言靠攏的大躍進。
第一次中國文字語言化大躍進是甲骨文的出現。
在甲骨文之前，中國的文字形態是數字化的，是數字文字，又包括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易經八卦系統，具體就是易經卦象。另一個系統是書契系統，具體就是刻畫於書契之上的書契文。書契文與八卦卦象本質上都是由數字或數字組合做構成，是數字的符號化。同時八卦符號與書契文之間存在明顯的先後繼承關係，在根本上又屬於同一系統。由於自西漢以來，又一直把易經卦象稱之為“象數”，因此可以將易經卦象和書契文統稱為“象數文字”。
象數文字相對於語言是完全獨立的，與語言毫無關係，尤其是早期的八卦卦象。象數文字被髮明出來是完全用於表達“意”的，即表達道義、義理，根本不會考慮與語言的同步，這就是“立象以盡意”。
但是，秦漢以後的學者們中國卻僅僅注意到八卦卦象，而忽略了書契文。因為，書契文被引入後來的甲骨文，成為甲骨文之內核。同時，書契本身也被其他更便利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而逐漸邊緣化，尤其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之後。這兩方因素導致書契文作為獨立的符號系統逐漸消失了，最終導致人們對其失去歷史記憶。
甲骨文是文字與語言結合的第一次躍進，實際上成為象數文字，尤其是書契文到語言化文字轉變的重要過渡。保留了大量的書契文信息，同時又具備語言文字的初步特徵。
甲骨文不僅直接對書契文進行保留和繼承，成為一些甲骨文字體的主要結構。同時，一些甲骨文字形的結構中，也保留了書契時代的重要信息。通過識別釋讀這些甲骨文所繼承的書契文，以及分析字形中所包含的書契時代的信息，可以重構書契時代的歷史，探尋中國文明的源頭和本質。這些對我們真正理解中國文明，無論理解歷史，還是理解當下，都有重要作用。這也是我此次撰寫重釋甲骨文系列文章的意圖所在。
第二次漢字大躍進，是金文的興起。
甲骨文是中國文字由象數文字向語言文字轉變的初始狀態，與語言的同步性還非常的差，導致甲骨文僅有簡短語句，並無成篇文章，且艱澀難懂。而且，在使用目的上，甲骨文也並非用來服務於實際生活，而是用作獻給神的祭品，是祭祀敬神用的；不是給人看的，而是給神看的。下文會對這一點進行詳細解釋。
而周代商之後所興起的金文，在使用目的和與語言的同步性上都取得了躍進性突破。金文是鑄在鐘鼎等青銅器材上的文字，那時管銅、青銅也叫金，金文因此得名。在使用目的上，金文已經不是單純地用於祭祀，不是用書敬神，也是為了給人看。《禮記·祭統》“銘者，……，以祀其祖先也，……，明示後世，教也”。銘就是指金文文獻。
事實上，金文是漢字在使用目的上由敬神到完全世俗化的一個過渡。在與語言同步性上的躍進，表現在成篇的文章開始出現。最目前出土的最長的金文文獻長達500字，就是著名的《毛公鼎》銘文。
《易經》、《尚書》、《春秋》、《詩經》經文與西周金文文獻風格非常接近，尤其是前三者，這意味著這四經的經文的文字化屬於金文躍進運動的一部分。儘管與語言的同步性較甲骨文提升了一步，但是，同步性依然交差，依然晦澀難懂，佶屈聱牙。而《詩經》的文體高度標準化、整齊化，甚至格律化了，因此它的出現一定是最晚的。
第三次漢字大躍進，是從春秋孔子時代開始直至西漢結束的《傳》的文字化，“春秋文”的出現。
現代所看到的《五經》文本，分《經》、《傳》兩部分，尤其是《周易》和《春秋》。目前所流行的最大誤解是，《經》才是元典性的，而《傳》則是後人的主觀性的解釋。事實上，從根本上來說，《經》和《傳》都是經，其差別只是在於文字化時間的早晚。
以《周易》為例，卦爻辭風格與金文文獻很接近，其出現一定是在西周，屬於金文躍進運動的一部分。所謂文王演周易，其真實內涵可能主要在於易經卦辭的文字化，這正是在西周發生的，後人將其歸功於西周的開創者文王。西周之前，易經唯一的文字是作為卦象的象數文字，而沒有語言文字。無論是卦爻辭，還是對卦爻辭的解讀，都是口耳相傳。那時並無經傳之分。
而《易傳》的文字與語言的同步性則再次飛躍，更通俗，更易懂，很多語句現代人也是一看就懂。好無疑問，《易傳》的文字形態與卦爻辭的文字形態有很大不同。卦爻辭的文字屬於金文。由於《傳》的文字化是從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開始的，我們不妨把《傳》的文字形態叫“春秋文”。
第四次漢字大躍進，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文的出現，至此，漢字徹底與語言同步，成為完全的語言化文字。
《易傳》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這說明在《易傳》文本化時代，儘管“春秋文”已經出現，但人們心目中的書，還更多地是指金文文獻，與語言高度不同步，因此“不盡言”。
王弼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與《易傳》相比，少了“書”。因為此時，金文已經不再流行，甚至已被人們徹底遺忘。後人是憑藉不斷出土的鐘鼎，才得以逐漸重新認識金文。“春秋文”成為文字的流行形態，語言與文字間的差距已經可以忽略了，已經“書”、“言”合一了。
但是，無論是《易傳》的“書、言、象、意”，還是王弼的“言、象、意”，都把“象”和“意”單獨列出來了，而且都認為最重要的是“意”，而最能直接和更好地表達“意”的則是“象”。
“象”就是象數文字。但是，由於對文字起源史的徹底遺忘和無知，無論是《易傳》，還是王弼，都人為忽視和割裂了象數文字與自甲骨文而起的語言化文字之間的聯繫，把象數文字看成與語言化文字根本不同的東西。他們看法也構成了此後中國傳統的主流觀點，直至現在。
這導致現代的人一直把甲骨文當成漢字之源頭，而無視其象數文字基礎，無視象數文字本身。這就人為地割斷了中國的文字史，割斷了中國文明本身的歷史，讓我們即無法準確認知和理解漢字本身，也無法準確認知和理解中國文明本身。
荀子說“文以明道”，後來的周敦頤也說“文以載道”。這貌似出現了一個新關係，“文、道”關係。這裡的文，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字了，而是由文字所組成的文章。到荀子時代所在的戰國末期，由於“春秋文”的推廣普及，大量長篇大論的文章開始出現。這個時期也恰恰是“諸子百家”的思想活躍時期。“道”就是“道義”，就是“義”、“意”。
因此，“文、道”關係，實質上就是“文、意”關係，是對《繫辭》“書、言、象、意”關係，王弼“言、象、意”關係的一個簡化。荀子之“文”實質上對應於《繫辭》的“書、言”和王弼的“言”，“道”對應於“意”。因此，荀子忽略了“象”，而在“文、書、言於道、意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繫。
無論是《繫辭》，還是王弼的論調，都是針對解讀周易而發，也正是在易學這個專業領域內，象數文字（卦象）被完美地保留下來。而在日常生活中，象數文字是不存在的，而只有語言化文字，即文和文章。儘管忽略了象，以“意”為核心的傳統依然被繼承下來。
因此，文以載道的思想源頭並非是荀子，而是易經，也是中國文明本身。在易經的起源時代，在中國的一開始，“文以載道”的思想就存在了。在那時，並無語言化文字，而只有象數文字（卦象），被用於被表達“意”。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文、道”關係貫穿於整個中國文明史。（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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