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那位老汉拉着一大车炭去宫市上卖，原本想卖个好价钱回家过个好年，却被几个朝廷采购人员强买强卖，“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把那一千多斤的炭给拉走了。
这位老汉经白居易的妙笔，一千多年来出镜率颇高，俨然成了被压迫的底层小人物的最佳代言人。不过，就在这次事件的几年前，也是在这个宫市上，还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相比这一次，那一次的事件更激烈，更复杂，也更有说头儿。
这次事件是韩愈记载的，主人公不是卖炭，而是卖柴，就叫他卖柴翁吧。
那天，卖柴翁用毛驴拉了一大车柴来宫市上卖，刚把车停好，就围上来几个朝廷采购人员，说这车柴我们都要了。卖柴翁还挺高兴，心想今天运气太好了，刚来就有生意，还是个大生意，等会儿得买几斤好酒回去。
卖柴翁正做着美梦呢，就见那几个人围着一车柴看了几圈，从包里掏出几尺绢，随手扔给他，说拿了绢走人，柴我们留下了。卖柴翁一听，傻了，就给几尺绢？我这车柴可值好几丈绢呢！不过人家朝廷采购人员可是天天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哪能跟你算这个物价？几尺绢就不少了，还没跟你收税呢！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位卖柴翁只不过是另一个卖炭翁而已，但是，故事才刚开始呢。
就在卖柴翁准备接受这个“一车柴换几尺绢”的现实时，朝廷采购人员又亮出了终极杀招，说，这车柴太重，我们得借用你的驴车，等用完再还给你。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要求也不算过分，现在买两个西瓜还给送货上门呢，这一大车柴总不能让人家背回去吧？但是，凡事都不能脱离社会背景，这位卖柴翁一听，警惕心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他见过至少是听说过太多这样的事了，什么借用我的驴车，等进了你们的门，这个费那个费就全都来了，恐怕把我的驴和车全都扣下都抵不了我欠你们的费！卖柴翁越想越怕，就把刚收起来的几尺绢又掏了出来，说绢还给你们，柴我不卖了。
朝廷采购人员一看，这还了得？竟然还有人敢公然毁约？这不是严重破坏国家贸易吗？于是就轻蔑地斜了他一眼，赶着驴车就要走。
卖柴翁一看，也急了，哭着叫道：“我这驴车可是全家人的性命啊！柴我白送给你们都行，要是连驴车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冲上去就跟那几个朝廷采购人员打了起来。
故事进行到这里，就从“压迫”的故事，变成了“反抗”的故事，当然从朝廷采购人员的角度来看，这分明就是“妨碍公务”的故事。要知道，“妨碍公务”历来都不是小事，于是，执法机关紧急出动，把“妨碍公务”的卖柴翁抓了起来。
现在要是出了这种事，网上肯定吵翻天了，在唐朝，虽然还没有网络，但打抱不平的心理一点都不缺，于是，朝野上下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中，连皇帝都惊动了。
当时的皇帝是唐德宗，从“德宗”这个庙号来看，这位皇帝是一位非常有德的皇帝。事实上人家也不差，德宗皇帝没有听那几个朝廷采购人员的小报告，而是把那位卖柴翁请来，赏了他十匹绢，表彰他敢于维权，当然，驴和车也一并归还。
故事到这里，算是第三步，体现了最高领导爱民如子、秉公执法的高尚情操，俨然树立起了一个无比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有第四步。
鉴于朝廷采购人员的形象太差，名声太臭，趁着这次热潮还没过去，几个谏官和御史就跟德宗皇帝商量，说朝廷采购人员已经成了人民的公敌，严重影响了皇家的形象，是否该取消了？
然而，“光辉伟大”的德宗皇帝却一口否决了。至于原因，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能想得到，跟武则天用酷吏、朱元璋用锦衣卫、乾隆用和珅，都是一个道理。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德宗晚年，过了几年，德宗就去世了，顺宗即位，这才把朝廷采购人员给取消了（参考嘉庆干掉和珅）。可惜的是，顺宗干了没几个月就退位了，唐宪宗一上台，又把爷爷那一套拾起来了，于是，就发生了卖炭翁的故事。
应该说，这个故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比卖炭翁的故事更有看点，也更有价值。然而，一千多年来，人们对卖炭翁耳熟能详，对卖柴翁却知之甚少，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多少也琢磨出了一点东西，说出来给大家讨论。
在历史上，远的不说，自唐宋以来，好像有一种趋势，你只要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的关心，甚至流几滴哀民泪，马上就能得到普遍的尊重。但对究竟如何改善百姓的困境，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大家也不想知道。所以，写几首哀民诗，远比做几件造福事要流传更广。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老百姓，他们好像更喜欢你陪着他们流几滴泪，而不是让你带着他们改变什么，尤其是来自上层的同情，更能让他们感到欣慰；二是文人，我们的文人写诗一流，但做事不入流，所以他们只能扬长避短，写一首《卖炭翁》抒发一下感情就行了，没必要去流传什么“卖柴翁”，历史上那些代表文人我就不点名了。
明白了这些，对这个现象也就不奇怪了。白居易天天泡小姐没关系，只要写一首苦兮兮的《卖炭翁》，立刻就成了关心底层人民的良心，流传千年；而韩愈天天“文起八代之衰”，写个卖柴翁不去写他如何如何苦，却只关心他“妨碍公务”，不被流传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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