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30多个省区几乎都算源远流长，有的省区互相之间的渊源还极深，如湖南湖北、甘肃宁夏、西藏青海、广东广西等，当然其中也包括四川重庆。另外，绝大多数省区的名称体现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建置脉络，除个别省区名称有一些引申或象征，如新疆、云南、辽宁（辽宁的行政区划元明几乎都并入整个东北地区，元代的行省为辽阳行省，明代为辽东都司，清朝分设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和盛京的奉天将军才基本划出辽宁地区，清朝晚期才改为奉天行省，连民国都没变，只不过民国的东北地区一度分出很多省，而辽宁这一名字是全国省名之中除后来分出海南省以外最后一个出现的，定名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类，但很少有像四川这样，其含义由来似乎很令人费解和猜测。
多年以来，“四川”这一名字，给人第一印象往往会顾名思义，“四川”很可能就是因为其境内有四条主要大江或河川而得名，一般是指长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也有说金沙江），以此概括为“四川”。其实，这的确就是引发误解或者分歧的关键，“川”字很容易让人联想是“河川”，更不用说四川境内本身山川众多。但是，“四川”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历史演变沿革本质上还是体现着一种制度上的渊源，按理说应该另有来历。
既然是“省”名，多数人可能也知道，中国历史上行省制度的出现是在蒙古元朝。元朝设立行省也并不是突发奇想凭空创造，其依据来自于之前宋金两朝的行台和路两种制度的融合，本身是一种军事建置。而宋金时代的“路”又根源于唐朝中后期因军阀藩镇征兆而出现的“道”，唐朝的“道”由后来契丹辽朝沿袭，宋金改“道”为“路”，所以，“道路”一词在历史制度上可是非常宏观的概念。
对于四川这一地区来说，唐玄宗李隆基最开始设立了剑南道这一军事辖区，然后有了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是“川”字在行政区划中出现的一个标志。之前历史，“川”字似乎还没有在史书中出现过，一般称呼四川多为“蜀地”。换句话说，尽管“川”字的含义虽然是指的河流，但“四川”这一地名的含义却并不是指境内的河流，一开始就是指所含的辖区。而“四川”这一称呼和行政区划的出现，主要就体现了唐宋时代变革的这一重要转型阶段。
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国，四川境内先后有王氏前蜀和孟氏后蜀两个地方政权。宋朝建立灭掉孟氏的后蜀开始设置西川路，宋代的“路”本身是一种“监察区域”，看起来和唐代的道近似，但主要功能有些不同。这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经历了“黄袍加身”和防备唐末五代军阀藩镇之祸的一种新创造，所以，宋代的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四个级别，路是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不过，在人员设置方面，各“路”体现的功能不同，其官员安排往往各有区别：如军事民政为安抚使；财政有转运使，同时具有监察权；而刑法诉讼则有提刑按察使，等等。宋代“路”的数量各个时期不同，但有不少名称一直保留下来，后来就成为今天的省名，如河北、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等都是北宋初期十五路的名称。同样，四川的得名正是来源宋代设立的路，但四川并不是某一个路，而是境内四个路合称为“四川”。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把唐末五代十国设立的西川路分设峡西路，峡西的区域指长江三峡以西，治所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981)，又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再将川峡路一分为四，即益州路 (后改成都府路)，梓州路 (后改潼川路，梓州为今绵阳市三台县)、利州路 (治今广元市)、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路，这就是四川一名从行政制度上的真正来历。另一方面，对于四川的行政设置为何一再反复变更和分化，也有特殊的原因。
宋朝初年统一四川，大将王全斌入蜀困难重重，以5万宋军强攻拥兵20万的后蜀，总共只花了66天，几乎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但他造成的杀戮很重，一是大杀俘虏，犯了大忌，二是为了控制局面纵容部将杀了有威望的全师雄满门老小，霸占妻女，激起蜀军坚决抵抗，客观上也增加了平蜀的伤亡。虽然整个过程看似十分顺利，但宋朝通过王全斌把前蜀后蜀积累50多年的大量金银财物顺江而下运往中原开封府，收藏起来美其名曰“封桩库银”，意图消灭北汉以后拿来从契丹赎回著名的燕云十六州。
平蜀是关乎统一的正面大事，可具体操作起来，在宋朝初年却相当不得人心。王全斌管束部将不严，造成军纪败坏的问题十分突出，包括民间广为流传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被皇帝强行霸占的风流故事，因为孟昶投降去往开封后，短短七天就离奇病故，死因是一个谜。就在他离开成都的时候，有十余万百姓冒着被宋朝关押问罪的生命危险为这样一个亡国之君送行，沿途行程长达百余里，场面之悲壮堪称奇迹。而另一方面，宋朝官员治蜀的严苛和不得人心还导致原后蜀的大量官员和富户纷纷组团前往开封府投诉，造成蜀中人心浮动，社会极不稳定。因此，虽然宋朝攻下蜀地很快，但后来平息风波和安定蜀地付出的代价却很漫长，这也是赵匡胤后来要解决武将跋扈问题，包括后来宋太宗坚决转变为文人管事的一大历史背景。
客观来看，王全斌最初平蜀失误是主要责任，但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他，整个唐末五代以来的武将陋习积弊已久，他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客观环境，但入蜀以后的劫夺财物，却是身为皇帝的赵匡胤默许的，尤其宋朝平蜀的一大原因，本就冲着蜀中富庶来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洛阳，就允诺大军可以收取城中财物，这是古代帝王激励士气攻坚克难的惯用手段。西蜀历来号称天险，王全斌又是从川北攻剑阁一线下成都，若军队没有顽强的斗志和将士齐心合力，根本不可能想象王全斌可以以少胜多，还在短时间就能攻入成都。因此，赵匡胤为了平蜀，除对王全斌面授机宜外，对出征将土本就公开许诺过：“朕只要西蜀土地，其它什么都不要，你们入川之后除所得军械粮食充公外，金银财物尽数分给出征将士”。
王全斌平蜀的问题爆发后，开封朝廷方面议论纷纷，《宋史》卷255《王全斌传》记载：1、昶馈遗廷让等及犒师，同全斌之至……。由是两路兵相嫉，蜀人亦构，主帅遂不协。2、全斌等先受诏，每制置必须诸将佥议，至是，虽小事不能即决。3、俄诏发蜀兵赴阙，人给钱十千，末行者，加两月廪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军愤怨，人人思乱。4、师雄分兵绵、汉间，断阁道缘江置寨，声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陵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邮传不通者月余，全斌等甚惧。时城中蜀兵尚余二万，全斌虑其应贼，与诸将谋、诱致夹城中尽杀之。5、会有诉全斌及彦进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与诸将同时召还……。诏曰：……。应孟昶宗族、官吏、将卒、士民悉令安存，无或惊扰；而乃违戾约束，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其令御史台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议其罪。”百官定议，王全斌等罪当大辟，请准按律处分。
王全斌的罪责主要还是为皇帝背锅，当然赵匡胤没有从重治罪，仅是免去军权，此后成为富贵闲人一枚，名义上还是有节度观察留后的职务，一干入蜀负有罪责部将如王仁赡、崔彦进都是如此，也算上演了一幕“释兵权”的好戏。王全斌还为后来征伐南唐做了一个奇怪的表率，赵匡胤在平定南唐后授王全斌武宁军节度使时说：“因江左未平，我怕征南诸将不遵守纪律，所以压抑你几年，为我立下典型。现在已经攻克金陵，还给你节度之职。”赐给他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全斌到镇后几个月就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追赠中书令。
如今都承认宋朝的经济堪称古代王朝的巅峰，而宋朝开国的基础主要就依赖于拿下了南唐和西蜀两大富庶地区，所谓当时制定的统一大计顺序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唯有壮大国力才能够对付北方的契丹辽国。当时平定南唐的宋军大将之一曹翰，就私吞金帛数以亿计，对外宣称是搬运庐山东林寺的罗汉像到京师，却暗中调用了百余艘战舰运送金银财物。反观王全斌等人受到处置，显然是另有玄机了。
宋朝不光掠夺了蜀中积聚的财富，本身还剥削当地茶农。巴蜀地区之所以历来富庶，一是产丝绸锦缎，二就是产茶盐，这都是古代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四川爆发过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开国不久就出现民众起义，可是史无前例的。
宋朝前期治蜀的名臣是张咏，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1）进士，起初在湖北崇阳县（位于湖北南部，与湖南、江西交界毗邻），当地官府为了榷茶而盘剥贫民，“民以为苦”。农民不愿耕田植桑，正因榷茶得利较高，但官府盘剥加剧，致使民众纷纷陷入贫困，张咏改变了情况，变为以缣缴税，减轻了百姓负担。张咏正是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入蜀出任益州知州。而王小波、李顺正是茶农出身，他们为青城人，历来对此争议较大。 多数人也顾名思义会认为就是四川著名的青城山，应该就是今天都江堰市。青城县毫无疑问应该是因青城山而名，但并不是指青城前山，而是青城后山。青城县在唐代为蜀州，治所是在崇州市，这一县治位于西北凤栖山下，就是今天崇州十分出名的街子镇，正与青城后山相邻不远。唐代史书《元和郡县志》指明，“青城县，垂拱二年改为蜀州。开元十八年，仍为青城。”“青城与蜀州，是一地而两名也。”而都江堰的原名多数人都知道为灌县，这是因王建前蜀时期改过去灌口为灌州而得名。灌州在宋朝一直管辖青城、导江两县，元朝以后降灌州为灌县，此后名称一直没有变过，这是都江堰的变迁。
张咏初步平定了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又把成都府降级为益州，当地风波一直不息，张余率起义军复起，攻克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至道元年，张余被官兵俘虏。至道三年，西川广武卒刘旰又率众起义。张咏再次出兵击灭，这是宋太宗在位的最后一年（997），蜀中反复起义几乎一直伴随宋太宗后期的六年时间。所以，宋朝前期的四川局势一直不稳，因此导致频繁变更区划。后来蒙古元朝征讨南宋，平蜀也是困难重重，还导致蒙哥大汗死在了钓鱼山下，之后蒙古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宋朝的川峡四路全并成四川行中书省，“四川省”的名字自此问世，明清两代都没变过。
只不过，元明清三个时代的藏羌彝等民族聚居地区一直较为独特，原则上没有隶属四川行省，而是属于羁縻州府或土司辖区，尤其四川的藏区在民国一度还短暂有过一个西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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