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街角與游擊的藝術:班克西的塗鴉實踐

眾所周知,因為我們的城市治理方式與理念,塗鴉

這種與城市伴生的藝術從來就沒有在國內真正地發展起來過。

但在國外,這種誕生在街角的藝術已經十分發達且豐富,在城市中游走的市民或遊客,常常會被這些突然出現在眼前的藝術驚豔。

當然,藝術研究者也不會放過這個有趣的題目。今天,我們為大家推薦的文章《城市、街角與遊擊的藝術:班克西的塗鴉實踐》就是研究塗鴉的,發表在我們的MOOK《班門·角》上。

城市、街角与游击的艺术:班克西的涂鸦实践
城市、街角与游击的艺术:班克西的涂鸦实践

作者宋嘉偉老師在文章中展現了頗為“神秘”的倫敦塗鴉藝術家班克西的塗鴉作品。

城市、街角与游击的艺术:班克西的涂鸦实践

下面是這篇文章的摘錄,希望閱讀全文的朋友,歡迎購買我們的MOOK。

城市、街角與遊擊的藝術:

班克西的塗鴉實踐

本文發表於《班門·角》

文:宋嘉偉

2017年9月21日,美國已故塗鴉藝術家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最大規模英國個展“真實的狂潮”(Boom for Real),在倫敦的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er)舉辦。

這個藝術機構位於倫敦市中心(City of London)的絲路(Silk Street)上,外形是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粗野主義建築(Brutalist architecture)風格,由層層疊疊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構成。它是目前歐洲最大的多媒體藝術中心,可以舉辦藝術展、影展、音樂會、舞蹈、戲劇演出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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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肯藝術中心

巴比肯藝術中心此次個展的藝術家頗具傳奇色彩。

巴斯奎特出生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母親是帶有波多黎各血統的黑人,父親則帶有海地血統。他從1977年開始,在紐約上流階層雲集的曼哈頓牆上、紐約地鐵車廂、小酒館的外牆、華盛頓廣場公園的紙板箱上創作了各種各樣的塗鴉作品,其作品叛逆、詩意、神秘、充滿象徵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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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奎特與他的塗鴉

他在1988年因吸食過量海洛因而去世。如今,巴斯奎特和他的塗鴉作品早已被寫入紐約亞文化歷史之中,成為紐約這座“世界首都”包容、多元與開放的一大象徵。

薩滿停下來接受搜查

如同巴斯奎特之於紐約,倫敦這座偉大的城市也出現了一位著名的塗鴉藝術家,此人於9月17日凌晨在巴比肯藝術中心的外牆上創作了兩幅作品。第一幅作品名為《薩滿停下來接受搜查》(“SAMO Stop and Search”),一個怪異的薩滿人物高舉雙手,身邊有條小狗,這幅塗鴉取自巴斯奎特1982年作品《消火栓上的男孩與狗》(“Boy and Dog in a Johnny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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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上的男孩與狗》

創作者在原畫基礎上新加了兩位搜他身的警察,他腳下的地面上有一攤血跡,這可能是被搜身的原因。創作者在其Instagram上配了一句諷刺話語:“巴斯奎特的肖像在接受城市警察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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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滿停下來接受搜查》

第二幅作品則是由巴斯奎特標誌性小皇冠形象所組成的摩天輪,人們在售票窗口排隊買票。Instagram上配的文則是:“巴比肯將要舉辦巴斯奎特的一個重要個展了,這裡非常熱衷於清除他們牆上的塗鴉。”同樣帶有諷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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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幅塗鴉均出自英國著名塗鴉藝術家班克西(Banksy)之手。他常用的創作方式是用噴漆和事先製作好的模板進行快速噴繪,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富含諷刺與幽默氣息。

在第一幅塗鴉作品中,他噴上了自己經常使用的警察形象,通過社交媒介上的文字,批評了權力機構對異端群體的不信任;在第二幅塗鴉作品中,他一方面指出巴斯奎特的作品難逃被商品化的命運,觀眾基於獵奇與娛樂心理買票觀看巴斯奎特的作品;另一方面暗示,巴比肯這個過去通常熱衷於清除牆上塗鴉的藝術中心,現在居然展示塗鴉作品,這真是莫大的反諷。

然而在巴比肯藝術中心的這個展舉辦期間,班克西的這兩幅塗鴉被保留了下來。作為知名塗鴉藝術家,他的塗鴉作品等於為此個展做了最好的戶外廣告,提高了展覽的受關注度。

漫不經心的一瞥

作為青年亞文化的一種類型,塗鴉文化在起源時,就與朋克文化、搖滾音樂這些青年反叛文化關係密切,是一種通過城市噴塗實踐來表達青年邊緣群體對社會與體制不滿的手段。它在20世紀70年代興盛於美國,隨後傳入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國。

倫敦城市的塗鴉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在當時令城市管理者、社區與房地產商感到極為頭疼,他們將其看成是青年邊緣群體對城市空間的蓄意破壞。

為躲避警察,年輕人往往在夜間行動,鬼鬼祟祟,神出鬼沒,穿著連帽衫,頭上包著頭套,嘴上蒙著一塊布,將街頭牆角空間當成自我表達的平臺,與警察上演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然而時過境遷,在今日,塗鴉青年群體與城市管理者之間的關係,由激烈對抗轉向了一種博弈的過程,塗鴉文化逐漸成為倫敦街道中常見的景觀,並被慢慢嵌入到例如巴比肯那樣的藝術展覽、當代藝術交易、倫敦形象宣傳、城市旅遊業、社區復興計劃、週末露天市場等形形色色的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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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肖迪奇(Shoreditch,London)地區一個街角塗鴉,丹·基齊納創作

青年亞文化群體的塗鴉藝術與倫敦城市空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在上文的案例中,塗鴉圍繞巴比肯藝術中心室內與室外兩個空間展開。當代藝術中心的室內空間是一個公共藝術空間,巴斯奎特作為一位功成名就的塗鴉藝術大師,其塗鴉作品成為倫敦市民觀看與欣賞的對象而存在著。這是一種看與被看的傳統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創作於具體時空情境之中的作品,被從原有的城市環境中抽離出去,然後放置在一個異地的封閉空間中,通過抽象的語言或者是文字說明重構作品的語境,在某一特定時間段中供通過媒介獲得展出預告人們前來觀看。

而在室外的街角,班克西的兩件作品更接近塗鴉的本性:塗鴉作品在城市的某一街道空間中,隨天色變亮慢慢浮現在行人的眼前,公眾與其的相遇完全是偶然和隨機的,因此也帶有一種震驚的效果;在觀看方式上,民眾並不會如同美術館那樣花較長時間駐足研究作品,而往往投向漫不經心的一瞥;塗鴉作品很可能面臨當短時間內即被城市管理者抹去的命運;塗鴉作品經常與該空間所在社區的社會與政治議題密切相關,對當權者持一種強烈的批判與質疑態度。

可以想見,一位去往巴比肯藝術中心的藝術愛好者,在兩種迥異的空間中分別看了班克西與巴斯奎特的作品之後,他們的心中將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互文的感覺,青年亞文化在不同的空間、情境與文本之中,湧現出複雜的含義。

城市空間游擊戰

我們把塗鴉看成是城市街區中的一種公共藝術創作,尤其代表青年亞文化群體、弱勢群體的個人表達方式。然而塗鴉藝術的吸引力究竟在什麼地方?它又是如何利用城市街道及其符號進行創作的?它的社會價值具體又落在何處?

塗鴉藝術家的一大魅力就在於善於就地取材,利用街區牆面的特質進行創作。他們面對的不是白板,而是有自己的歷史脈絡、標誌符號與物質痕跡的街道。

例如班克西在北倫敦熱鬧的埃塞克斯路(Essex Road)一家街角藥店的牆面上,創作了一幅塗鴉作品:一位小男孩在升旗,他的旁邊站著另一位小男孩與小女孩,他們將左手放在胸前,表情肅穆,高唱國歌,同向這面旗幟致敬。但這面旗幟並不是國旗,而是英國最大的超市集團樂購(Tesco)的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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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路街角藥店 "升旗的小男孩"

巧妙的是,畫作中的旗杆實際上是一盞路燈及其電線,因此也屬於就地取材。畫作色彩是班克西最常用的黑色噴漆,只有樂購的購物袋是藍白相間的顏色,這個購物袋在整體黑色基調的襯托下顯得格外醒目,迎風飄揚。因此班克西所想要表達的意思也十分明顯:在現代社會,消費主義已經取代(或等同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青少年兒童的心靈帶來影響。

另一幅同樣批判消費主義的班克西畫作,名為《不跌落不停止購物》(Shop till you drop)。它出現在倫敦上流街區梅費爾(Mayfair)的布魯頓巷(Bruton Lane)一座大樓的牆面上。畫中一位女性左手抓著一輛購物車,從高空中落下,她的頭髮、裙子和購物車中的商品都向上漂浮著。我們稍加仔細看,可以發現班克西畫了她和購物車的影子,這使得這個作品顯得更加真實。如果站在遠處看這幅畫,又會發現班克西巧妙利用了這幢大樓外立面上垂直的線條,這種類似日本動漫作品的氛圍烘托方法強化了作品的緊張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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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跌落不停止購物》

另外還有一些塗鴉作品從少年兒童角度發起對成人所規定的空間的叛逆。例如在北倫敦托特納姆(Tottenham)區一面牆壁上,兩位兒童將一塊“不許玩球”(NO BALL GAME)的標牌當做球來玩;在一個戶外停車場裡,牆壁上標著“PARKING”(停車)一詞紅色大字,其中後面的“ING”幾個字被白色顏料塗抹起來,使得“PARKING”從遠處看上去像是“PARK”(公園),班克西巧妙地在“PARK”大字下面畫了一個小女孩吊鞦韆的圖。停車場於是成為了兒童的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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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PARKING標誌上的塗鴉

當然也少不了對權力的懷疑。班克西在切爾滕納姆(Cheltenham)的一面牆上,畫了一個名為《監聽電話亭》(Spy Booth)的作品,牆上幾個便衣男子圍著一個真實存在的電話亭進行“竊聽”活動。需要注意到的是,該畫作離英國政府的監聽總部(GCHQ)只有三英里的距離。班克西以此畫作批判權力部門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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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聽電話亭》

除街頭巷尾外,班克西還會悄悄打入城市空間內部,他主要是潛入各大美術館,進行“放物”(shop dropping)實踐。他將自己畫的畫悄悄放在名畫旁邊。一般而言,新畫作是對名畫的改寫。

例如他曾在米勒那幅著名的《拾穗者》邊上掛了一幅自己的《拾穗者》,他對原畫做了改動:原畫裡第三位彎腰拾穗的女子身形被挖空,現在她正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夾著煙,坐在畫框右下角休息。不難注意到的是,這還是一位黑人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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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西的抽菸休息的“拾穗者”

以班克西為代表的塗鴉藝術家的化作風格,揶揄與質疑著傳統審美標準,經常在經典與商業文化符號的基礎之上進行再創作,具有十分典型的後現代主義藝術特徵。而在與城市空間的關係上看,他們對街道與美術館牆壁的使用,對城市空間功能的轉化與反諷,令我們想到了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託(Michel de Certeau)在其《日常生活實踐》一書中提出的“城市空間游擊戰”的觀點。根據他的這一理論,儘管城市與街區由強權者所治理,其功能由主管者所規定,但是弱勢者可以通過各種各樣隱秘的戰術與手段來抵抗、轉化、改變乃至消解管理者初始的意圖。

他們的這種反抗不具有激烈性,多屬於無傷大雅的小打小鬧,因此德·塞託將其看成是一種“游擊戰”。然而正是通過這些不斷的“小打小鬧”、“旁敲側擊”,城市空間的意義不再牢牢掌握在強權者與中產階級手中,街道與社區成為一個開放的意義爭奪與解釋的場域。街頭藝術在此意義上也成為一種“弱者的武器”與另類媒介,塗鴉藝術家以城市街道為舞臺,表達著自己對於環保、權力、性別與種族歧視、消費主義等社會政治議題的看法,發表屬於他們自身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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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蘭蒂亞檢查站(Qalandia Checkpoint)隔離牆上的塗鴉,右側是班克西的“持氣球的女孩”,左側為塗鴉藝術家Monsieur Cana後加的塗鴉,這隻鳥用嘴叼給小女孩兩個新氣球,所配文字寫道:“小妹妹,你還要更多嗎?”

(本文為摘錄,全文請見MOOK《班門·線》,可以點擊文末“閱讀全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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