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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孙权曾作国都的武昌。
夷陵之战后，孙权做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把大本营从建业搬到了荆州，具体地点在江夏郡的鄂县，孙权将其改名为武昌。
这个武昌并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今湖北省鄂州市，也在长江边上，位于武汉的下游，两地相距120公里，约合汉代350里。
孙权为什么选择武昌呢？作为孙吴新大本营，武昌显得更为巩固，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其东南方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武昌临近江边的西山景色十分秀美，环城绕廓有洋澜湖和三山湖，让古武昌城显得景色宜人，适于居住。附近的西山还自古出铁，离武昌不远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矿丰富，冶炼业在这里早有一定规模。
武昌城西90里处有樊川，可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相连的有长达百里的梁子湖，湖面很宽，水量足，终年不枯，是操练水军的理想处所。由樊川还可轻松进入长江，其交汇处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樊口，这里已经成为孙吴水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要与强大的魏军争衡，水军是吴军的致胜法宝，孙权一向重视水军建设，大本营迁到武昌后，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
到了孙吴黄武八年（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定国号为吴，定国都为武昌。武昌，成为孙吴政权的第一个正式国都。
其次说说孙权为何又退出了武昌。
孙权在武昌称帝后，没过多长时间又主动退出了武昌，将国都迁回建业，也就是南京，时间是孙吴黄龙元年（229年）9月。
武昌为作孙吴的国都仅仅只有5个月，如此仓促的定都与迁都，让外界十分不解。
其实，主要原因是蜀汉。孙权称帝后，主持蜀汉国政的诸葛亮主动与孙权结好，派人出使武昌，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孙权也积极回应，双方“绝盟好议”，恢复了孙刘联盟。
双方认为，摆在各自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联手灭掉曹魏，对此双方进行了盟誓，并且还想到了曹魏灭亡以后领土如何划分的问题。
当时曹魏占领的北方领土主要有9个州，即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兖州、冀州、并州、凉州以及司隶校尉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这9个州一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
这项“分天下”的方案，具体内容是：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孙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西边为蜀汉，东边归孙吴。
此前孙权命步骘遥领冀州牧，朱然遥领兖州牧，根据双方盟约，冀州和兖州在扫平曹魏后将归蜀汉，孙权下令解除步骘和朱然的这两项兼职。
诸葛亮也迅速作为回应，他上奏后主，把鲁王刘永的封号改为甘陵王，把梁王刘理的封号改为安平王，原因是鲁国、梁国都在未来孙吴的辖区内。
为了表示对盟约的尊重，孙权做出重大举措，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以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的诚意。
最后说说孙权为何频繁“迁都”。
孙氏的大本营最早是吴郡的吴县，也就是苏州，孙策死时，曹操曾以朝廷的名义下诏，限定孙权的活动范围就是吴县周边。
但孙权掌权以后发展速度很快，地盘越来越大，不仅占有江东，还渡江夺取了庐江郡、九江郡等地，又西进荆州，赤壁之战后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夷陵之战使其在荆州的 地盘得以巩固。
孙权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向西移，为方便指挥，孙权的大本营也不断向西迁，先由吴县迁到京口，也就是镇江，再由京口迁到建业。
孙权后来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除蜀汉关系方面的考虑外，也有巩固长江防线的考虑，长江是一道天然防线，但它的缺点是太长了，需要大量人马防守，处处设防又难以做到，所以只能重点防御。
江东是孙氏的根据地，别的地方能丢，这里不能丢，所以江东一直是孙权经营的重点，为此他下大力气搞了一个濡须口要塞，后来又搞了一个东兴要塞，这两处要塞都是护卫建业的。
所以，孙权回撤建业，一方面是与蜀汉关系的考虑，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需要，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目的，确保自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南门太守
孙权一定要把首都放在荆州伏击的武昌，舍弃原先的根据地建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东吴地理格局与自身政权的属性造成的。去武昌看似危险，实际上对孙权本人是最为有利的。
孙权在正式称帝之前，家族已经在江东地区经营了1-2代人的时间。虽然如此，但他的政权属性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家族本来自于荆楚以南的长沙，获得政治威望是在中原的洛阳。主要的部队早期是长沙附近的，后来则是孙策追随袁术时期在江北-淮南地区招募的。
孙策正是依靠江北人为主的部队，拿下了江东地区，主要是吴郡一带。所以，孙权继承的也是一个江北人出兵-江南人出钱的二元混合政权。江东大族们是被征服者，但也默认了江北部队保护自己安全的事实。孙权则是江北集团的代表人物，必须首先考虑麾下军功集团的利益，还要兼顾江东大族们的事情。如果平衡不好，那么就会失去根基。从赤壁前的摇摆就能看出，江东大族不配合，他的军事集团就没有抵抗下去的希望。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时期，又上演过一回。
另一个因素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格局问题。不要看历史上有很多立足东南的政权，实际上他们都是完全依赖农业产出的非海洋性国家。恰巧南方主要产粮区就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有限平原上，所以沿江防御的重要性远超利用山峦地势的层层阻击。加上隋唐前的南方，开发力度非常有限，大量非编户齐民人口还以原先的部族结构生活在山区。这就让孙权的东吴格外需要计较长江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也由于这一的格局设定，长江水战中控制上游的一方有巨大优势。在有限的江面作战，顺流而下是巨大的气候加成。历史上的很多北方朝代南下，其实都是用这办法来抵消南方人的水战优势。孙权即便是没有能力攻入巴蜀，也需要在自己的主要经济生产区之外，设立一个缓冲防御支点。荆州的意义就是如此。可以说当地对东吴的利害关系，远超蜀汉和曹魏。
结合以上两点来看，就不难理解孙权的用意。他首先需要在荆州设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保护自己的江东领地。为此不惜将自己的总部也搬到前线位置，以便更好的做出决策。否则弱对手发展出成规模的水军，阶段长江东西流向的通信，那么下游的政权将非常吃亏。原先的总部设在建业而不是更繁华的江东核心苏州，就是这样用意。
另外，由于自己和强制迁徙的豪族附庸一起到了新的地方，就削弱了江东大族们对自己的节制能力。像鲁肃、张昭这样的江东本地名人，在建业还可以和地方上遥相呼应。到了西边的武昌，就身份转变为君主带来的职业官吏，没有以前的地方号召力。这对于想要加强个人控制力的孙权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事情。
米南德王问道
苏州、南京、武昌，都曾经是孙吴政权的都城。孙吴政权都城的搬迁，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
我们来看看孙吴政权都城的搬迁史。
建安元年，即196年，汉献帝定都许昌之后，孙策联合了曹操，被封为吴侯，治所就在吴郡，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地区。
建安十三年，即208年 ，随着东吴往北方的扩张，孙权将治所搬迁到了京城，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地区。
208年，孙刘联合跟曹操打了赤壁之战，曹孙刘三方瓜分了原来刘表统治的荆州地区。
建安十六年，即211年，孙权为了巩固对荆州区域的统治，将治所再次南迁到了秣陵，筑起了石头城，并且改名为建业，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
孙吴政权是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个朝代政权，南京从此有了很多别称，比如石头城等。
此后，孙刘之间经过了多次战争。
建安二十年，即220年，关羽樊城大败，在临沮被孙吴将领马忠擒杀。孙吴从此取得了原来刘备集团所占领的荆州区域，将刘备的势力驱逐出了荆州。
同一年，汉朝廷（曹操）封孙权为荆州牧，南昌侯。孙权为了加强新收服区域的统治，迁治所到了鄂，并改名武昌，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汉地区西部的鄂城附近。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曹丕代汉称帝。
记住220年吧，关羽死，曹操死，曹丕代汉，孙权迁都。
229年5月，孙权称帝，建都武昌。因为220年时，治所就在武昌了，所以，孙权称帝时，就建都在了武昌。
229年9月 ，孙权称帝4个月后，就迁都建业。
264年，吴主孙皓继位，残害了很多东吴宗族和旧臣。
265年，孙皓由于内心不安，加上一些术士的蛊惑，再次迁都武昌。
266年，即孙皓迁都武昌的第二年，有人在建业想拥立孙皓的弟弟孙谦为帝。孙皓虽然平定了这次内乱，但是这次事件，让他觉得建业才是孙吴的根基，又将都城迁回了建业。
266年是孙吴最后一次迁都，直到280年，孙吴被西晋所灭。
由此可见，孙吴政权治所（都城）的搬迁，多跟孙吴的势力扩张和东汉朝廷（曹操）的册封有关。
而孙吴政权称帝之后，除了1年多的时间都城在武昌外，其他时间都定都建业，即现在的江苏南京 ，孙吴政权由此也有了江东政权的称呼。
奕天读历史
古代建都往往考虑水路是否便捷、是否是统治的中心地带。
东吴最早的统治中心在苏州，后来先后迁到镇江、南京 ，为了夺取荆州，孙权又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了陆口、公安，成功夺取荆州大部分后，陆口的地位已经不足以统辖荆州，而公安又因为地处荆州腹地，统辖荆州虽然合适，但却无法统辖扬州，毕竟扬州一旦遭遇曹魏的袭击，以公安离建业的距离看，是无法及时救援的。
但如果继续以南京、苏州为中心，那么荆州如果遭遇魏蜀的进攻，也不利于救援。所以，出于兼顾荆扬二州的考虑，位于中间地段的武昌就成了最合适的都城。不仅如此，武昌西边是樊溪，可以训练水师，而长江一带又有樊山，利于吴军防守。
吴蜀虽然联合，但这是出于对抗曹魏的考虑，并不是吴蜀的感情有多深厚，事实上，东吴在防备曹魏的同时，也始终在防着蜀汉对荆州的觊觎。毕竟刘备伐吴时，孙权就是坐镇武昌指挥，击败了刘备的。
更重要的是，武昌这个地方盛产铜铁，是铸造兵器的佳地。史载：“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字。 ”
直到蜀汉中后期，随着吴蜀同盟关系的稳固，荆州遭遇魏蜀联合夹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孙权才放下了对蜀汉的戒心，由孙登镇守武昌，自己重新回到了建业。
秦皇汉武
关羽丢失荆州后，孙权其实就有了迁治所于武昌(现在湖北鄂州市)，原因呢，有多种多样。有人说孙权迁治所到武昌，是为了对抗刘备的反扑做准备，近一些更好应对，这个理由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理由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孙权执掌江东政权后，是不出征，只治理境内事务，让江东人民认可孙权这个掌门人，所以才有赤壁之战江东人全力反抗对战的。刘备占据长沙四郡和江陵后，以刘表宗亲的身份，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荆州牧，而且荆州牧还当了几年，荆州人民也比较认可刘备，因为名正言顺嘛，所以孙权干掉了关羽，孙权是没有道义上的支持的，虽然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孙权讨伐关羽，但是底下的人民的心没有在孙权这里的，在他们眼里孙权就是巧取豪夺的，是不会服从孙权统治的，所以孙权就要自己坐镇荆州，自己本人亲自镇压那些不服的人。而且我们看荆州经过这么一打，局势不稳，如果曹仁突然袭击江陵各地，那陆逊就白忙活了，必须尽快稳定荆州局势，应对刘备随时反扑，力扛荆州北部威胁，所以孙权只有自己亲自坐镇荆州，就要迁治所于荆州，才能合适。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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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复杂，建业城从东吴到东晋，都不能算个城市。
首先规模小，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建实录》卷2）。也就是周长才八、九公里。同时期的洛阳城边长就差不多八、九公里了。规模相差太大，完全跟都城形象相差太远。这种地方能称帝吗？孙权肯定不愿意了。
其次早期的建业城并没有城墙，仅有竹篱笆，后来夯土筑墙，而城门也还是用竹篱编成。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
建业竹篱笆墙有史料记载的证明。《景定建康志》中载,建业“在淮水北五里，城设竹篱”,《金陵古今图考》中则说：东吴时期,“时都城皆设篱，曰古篱门!”
但这样的城墙在军事防御上自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280年在西晋军队兵临建业城下时,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未作任何抵抗就主动出降了。你说这也的城墙孙权住的能安心吗？
好比你住家买辆丰田车使用没有问题，但是你结婚头车不是劳斯莱斯，也必须是宝马奔驰。
称帝人生只有一次啊！怎么也得选个威武一点的地方，起码有个夯土城墙的吧。搞个竹篱笆的城市称帝?跟猴子称大王有何区别？人是好面子的，何况是一个皇帝？
从后期孙皓想迁都回武昌来看，建业从来不是孙权及其后代心目中都城的选择，而是手底下的人建议。准确来说是张纮为代表的江北人士的强烈要求。
所以迁都建业不是孙权本意，孙权更愿意选择更气派更安全的地方作为都城。但是孙权是受江北派胁迫不得已才选择建业。
铯媒体
是武昌隔壁的鄂州。两者关系太好了，后来互换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