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央電視臺退休三年，敬一丹寫了三本書。
《那年那信》是敬一丹退休之後寫的第三本書，收入了敬一丹的家庭的1700封歷史書信。全書共30個篇章，從1950年的情書，到2018年的“微信控”，不同年代的氣息滲透其中。
“我為什麼要寫《那年那信》這本書？記憶是一個人的本能，記錄是媒體人的自覺，而紀念體現了代際的傳承。懷舊，是一種態度，不願忘卻，珍視。現在有很多方式，但是白紙黑字有獨特的力量，能觸摸的感覺。每個人對於書信這種特殊的文本，都是有特殊感覺的，家書提供的東西是樸素而平的，但從中也可以看到跌宕起伏的歷史。我希望曾經讓我流淚的記憶都不要衝淡。這些記憶裡裹挾的力量，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文明。”敬一丹說。
三年前，敬一丹剛退休的那會，我當時在騰訊文化中心工作，派了記者，跟蹤拍攝了她退休的幾天。
有半年時間，敬一丹一直在忙碌當中。白天，她忙央視的工作和各種社會活動。晚上回到家，夜深人靜的時刻，她坐到書桌前，翻閱幾十年的工作資料，攤開稿子，開始寫她的書。
一本書是寫電視生涯的《我遇見你》，敬一丹用這本書對自己工作了一輩子的電視告別；一本是和大學同班同學一起合寫的《我末代工農兵學員》，即是友情的見證，集體回望自己的青春；最後這一本是《那年那信》，收入了三代人的書信，是對家族史的挖掘和發現。
覺得寫書有意思，是在敬一丹退休前後的那段日子。資深出版人金麗紅是敬一丹的好朋友，她是敬一丹寫作的動力之一。“在寫書的過程中，我是在和自己的內心對話，感情在說話，用文字寫作，和電視上說話很不一樣，讀者讀的時候可能也會感覺不同。”
最準備寫《我遇見你》的時候，敬一丹只是想給自己的業務做個梳理，但能不能寫成一本書，還是不大有把握。“我當時想，電視已經不像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那麼引人注目，年輕人不看電視了，會看電視人的書嗎？老金鼓勵我說，電視環境本身的變化也是令人關注的，一個電視人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的記憶、思索，可能喚起別人的共鳴。”
沒想到書一開頭，動起筆後，敬一丹很迅速精進入了寫作狀態，心境平和，情緒飽滿。家裡的桌子上，放滿了多年來的積累的採訪筆記，各種節目選題的策劃，策劃的小紙片，還有多年的工作照片和日記。“”寫作這個過程很享受，幹記者這行，行萬里路，閱無數人，最後沉澱下來的是內心最看重的。
在寫作過程中，她總是忘不掉那些邊遠地區的失學兒童，忍不住為他們流淚，就像採訪時忍不住流淚一樣，“很多年過去了，我還想去回訪他們，我特別看重大時代中，像小草一樣的孩子。我想看看，急劇變化的時代，會對這些孩子產生什麼影響。”
“我以這種方式來對職業生涯告別是一種特別好的選擇。向我在新聞道路上遇到的一切致意，我遇到了廣播和電視發展的黃金時代，遇到默契合作的同事，遇到麻風娃、孤兒、貧民、殘障、導盲犬，遇到霧霾、水危機、荒漠化、資源貧困……央視27年，沉澱下來的，是我所珍視的各種遇到，這既是個人記憶，也帶著時代的印痕。”
退休之後，不再為工作繁忙，呆在家裡的時間長了。母親年紀大了，身體不大好，在照顧母親的過程中，敬一丹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多了，交流頻繁了，激發的家庭記憶也多了。
“我媽媽出身貧寒，只讀到初中。然而，她崇尚讀書，年輕時遇到我父親，就是被我父親讀書人的氣質所打動，才選擇他作為終身伴侶。小的時候，我們都很怕媽媽，她非常威嚴，如果我們犯了小錯，媽媽一說，你看著我的眼晴。我們就趕緊承認錯誤。爸爸非常溫和，很少疾言厲色地說話，他們都非常注重和孩子的精神交流，特別是在我們成長的關鍵時刻，有時通過書信，有時通過談話。
敬一丹開了微信公眾號，一是想了解媒體會如何變化，看看新媒體有什麼不同，另外也是保留一塊自己的自留地。到北大、傳媒大學開課，到外地講學，她都會在微信號裡發個消息。和敬一丹的新浪微博一樣，她的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頻繁更新，也沒有像其它微信號一樣，實現日播。
“即使退休了，也要多研究新媒體、自媒體，時代更新換代，現在年輕人都在微信和微博上，傳統電視人也得跟得上年輕人的腳步，我剛剛還在想要不要把今天發佈會上聊的東西放上去呢。”
不愧是老新聞人，敬一丹的反應速度很快，下午的活動，她和小夥伴當天晚上，就加班把當天的內容趕出來了。第二天早上八點，《那年那月》新書發佈會的視頻，還有詳細的文字記錄都發表出來了。
“當我媽開始懷舊的時候整理這些信，出了一本家人自己看的書，我們起名《我愛我家》。當我看到這些信的時候我跟媽說太有價值，慢慢有了一種念頭，我想與更多的人分享。我覺得它的價值不僅僅是在我們家，世間圖景不就是一家一家的故事拼成的嗎，誰家都有故事，不過我們家的故事是幸運的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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