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發物之初，男女穴居野處，過的是群婚雜交生活，生育處於無序狀態。器《後漢書・郡國志》統計：夏禹時代（約公元前205一前2198年）人口為1350萬入至西周成王時代（約公元前1115一前1079），人口為1371萬人，一千多年時間只增長了21萬人。其間，除去生活水平低下、醫療條件簡陋等項因素以外，愚味落後的生育方式，也是人口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夏禹
當然，那時不可能有明確的優生優育思想，更談不上計劃生育，可貴的是大教育家孔子已經注意到提高人口質量的重要。他堅持“禮不娶同姓”的主張，防止近親結婚，並認為婚嫁不能過早，強調“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是適宜的結婚年齡。越王勾踐也很重視提高人口素質，為了徵求強壯之兵，他提倡適時婚嫁，同時又嚴格規定：壯年男子不得娶老婦為妻，壯婦不得嫁與老年男子。以利於生育健壯的孩子。可悲的是，整個封建社會，很少有人認識到優生優育的重要，尤其是在以男性為主的宗族社會里，婚姻和生育主要是為了給某個男性家族傳宗接代，而真正的“傳代”是必須生出兒子，一個女人如果生不出兒子，似乎就不是合格的女人。漢武帝的陳皇后貴為國母，可情肚皮不爭氣，不得不花費9000萬錢醫治不孕之症；成帝的皇后趙飛色藝超群，怎奈生兒子的速度太慢，只好與年輕男子亂搞來解決問題。
孔子
古代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孩子多了並非好事。可惜由於天災人禍，戰亂頻仍，統治者慮及壯丁不夠，對於生育大都放任不管，或者採取積極鼓勵的政策。唐代初年，全國人口有440多萬人，比韓非時期翻了一番還多。唐貞觀三年（公元629），一次從塞外歸來120萬人。第二年，大將軍李靖征伐突厥，又俘獲男子10多萬人。唐太宗高興得手舞足蹈，認為是百業興旺的標誌，為此而重賞了李靖。而出家為僧的詩人王梵志卻感到了“僧多粥少”的危機，他在《云溪友議》詩中呼呼：“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蹙。”是我國曆史上較早提出只生一個孩子的人。
王梵志
然而，由於認識能力有限，古人們始終沒有找到行之有效的避孕方法。隋煬帝時期，太醫博士巢元方在《巢氏病源》中提出了人工流產的主張，由於缺乏安全可靠的方法，加上迷信思想作怪，仍然難以付諸實施。到了宋代，醫學上有了相當獨立的產科和小兒科，撰寫出版了《婦人大全良方》等醫學書籍，系統地提出了不宜早婚、婚前檢查、房事有節、胎養胎教等正確觀點，同時提出了適時驗胎和宜下劣胎等具體方法。比如以“川葛以末，空心濃煎”，倘若月經未行，腹內微動，則證明已經懷孕，如果不想生下這個孩子，可以及早採取墜胎措施。當時，在醫藥界明確了60種孕期禁用慎用的藥品，防止傷胎或者早產，做到優生優育，同時，也開列出了大戦、巴豆、降香、蕪花等動植物藥品，幫助婦女流產或者打掉劣胎。
巢元方
在節育方面，古人很早就發現夫妻房事日期，對於是否懷孕有直接影響。元朝末年，孔行素在《至正直記》中明確提到了安全期避孕問題，他說：“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也有術，蓋以日計之也。”可是那時絕大多數人很難確知這種安全期，還是無法實施有效避孕。明代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在《太平廣記・鈔》的眉批中提出了這樣的設想：“不若生一男一女，水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增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食之？
馮夢龍
馮夢龍的主張的確不錯，可惜他只是一位退休縣令，人微言輕，沒人拿他的意見當回事兒。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按照人口數量繳納賦稅，從客觀上限制了人口的增長速度。清代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起，改革賦稅制度，規定從此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上臺以後，進一步推行“攤丁入地”政策，人口增殖如脫韁野馬狂奔起來。乾隆皇帝下臺之前，全國人口已經突破3億大關，較康熙時期增長15倍還多。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如焚，人口思想家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寫出《治平篇》和《生計篇》，提出限制人口增長的“天地調劑法”和“君相調劑法”；著名史學家趙翼以《米貴》為題，一口氣寫了八首“人口詩”，反覆強調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須先要控制人口增長。明確提出在和平時期，一定要實行晚婚晚育。但是，當時的統治者痴迷於“持泰保盈”的治國策略，沒有把事關大局的人口問題擺上應有的位置，再加上生育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作祟，使我國的人口一直有增無減，直到今天，才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長，回看歷史上人口增長的軌跡，對於今天實施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仍有一定借鑑參考作用。
閱讀更多 25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