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搶人大戰的陣勢裡，杭州正在成為不可忽視的角色。
作為一線城市的北上廣深，曾經是全國高階人才和海歸精英的流入地，但過去5年間，近乎單向的人才遷徙圖發生了逆轉，北上廣深、以及海外的技術精英，開始越來越多地向一座二線城市——杭州匯聚。從前流行「北漂」、「滬漂」，現在，「杭漂」成了新趨勢。
一個縮影是：2017年，阿里巴巴舉辦18週年年會，為把4萬員工從全國乃至全球各地送回杭州，徵用了100多趟航班、32班次高鐵和1700車次大巴。
據獵聘《2018中國互聯網工程師大數據與調研報告》顯示，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這15個月間，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淨流入率為12.46%，位居全國第一。流入杭州的工程師中，來自上海的最多，達到了23.56%；其次是北京，佔比為17.26%。
在繼北京西二旗程序員，上海張江碼農，深圳南山技術男後，中國工程師群體又多了一個冉冉升起的門派：杭派工程師。
工作在杭州，生活在上海或北京，出差在全球各地——這是杭派工程師們的常態，他們正在讓上海和北京成為杭州的「後花園」。
他們為什麼都不約而同選擇了杭州？我們和其中幾個工程師聊了聊，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1
每週五晚20：45，我心裡那個看不見的鬧鐘會咔噠一聲，提醒我，該出發回家了。但我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工作再拖一小會兒，最晚卡著21：00準時出門。
家在北京，我在杭州，末班飛機是22：15，追趕它的旅程正式開始。行李只有一件，就是我的雙肩揹包，裡面裝著電腦和換洗衣服。充電寶能不帶就不帶了，因為過安檢的時候要多拿出來一樣，太麻煩。
出租車已經提前叫好等在樓下，高速上順手用手機軟件值機，選好座位，登機前30分鐘就不可以手機值機了。等車停在距離安檢最近的入口，把手機頁面調到電子登機牌的二維碼頁面，抓起包，跑。
一邊跑一邊提前摘下手錶，和所有其它雜物一起放進外套口袋。要穿運動褲，這樣不用扎皮帶——安檢的時候儀器不會叫，可以節省10秒。沒有充電寶，再省5秒。把電腦拿出來，外套脫掉，1分鐘左右順利通過。
飛機起飛前15分鐘關閉機艙門，我好多次都是提前16分鐘跑到登機口。過去4年中，我的里程數到了40萬，一共飛了325次，飛行時間747小時，相當於整整一個月都呆在飛機上。除了往返北京和杭州，我還要時常飛去堪薩斯和東南亞國家出差。習慣了精簡行李，我和我的雙肩包一度在海關遭遇過邊檢人員的懷疑目光，差點被攔截：「這是出國，你只帶這些？」
其實這就是我和我們團隊成員的常態。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一百多人，分別base在北京、杭州、上海、新加坡和堪薩斯，時差可以玩一把24小時接龍。同事們習慣了英語交流，討論產品，研究技術，唱歌和互相調侃。團建擼串時，一道風景就是有口音的同事飈自帶風格的英語，另一旁的同事一邊笑一邊拍小視頻。
用「極客」形容他們貼切而恰當：不太擅長表達，但擅長用技術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有人看到肯德基買漢堡總是排隊，就做了刷臉點餐；有人發現小區取快遞忘記帶手機會很麻煩，就做了刷臉取快遞；有人為了測試濃妝對人臉識別算法的影響，就自己學習畫臉譜；有人看到公司內部單身的人太多，就順手設計了一個相親APP，還真成了好幾對。
我從小在新疆長大，後來考入人大計算機系，留在了北京工作，一度以為這座城市應該就是我奮鬥的終點了，但沒想到，我在杭州發現了人生新高度的可能性。
我們是做生物識別研發的，比如在餐廳裡點餐，在超市刷臉結賬，在火車站刷臉進站，又或者坐在家裡完成各種認證，辦理貸款。這樣，老人們不必再像候鳥一樣，每年必須從子女居住的城市返回戶口所在地的街道辦，因為不論身處哪裡，只要在支付寶上刷臉，就可以繼續領取下一年的養老金。這些老人裡，還有一位已經有107歲高齡的，這讓我們非常有成就感。
去年11月17日，CCTV1「機智過人」節目請來一對同卵四胞胎挑戰我們的眼紋識別，眼紋是我們身上唯一且恆定的生物密碼，但，如何精準提取並識別這個密碼，也就是我們眼白裡精細的血管分佈細節，是一個極大的技術挑戰。
那天，我在臺上提著一口氣，直到識別成功，才一下子放鬆下來。這意味著，我們的生物識別技術能力又達到一個新高度。就在同一天，我的兩個兒子都坐在臺下，他們一個8歲，一個4歲，聽他們媽媽說，這倆小子把小手都拍紅了。
2
我在杭州和上海之間最匆忙的一次奔波，是今年3月19日。這天是我小女兒的生日，我答應她，要回家陪她去一趟上海迪士尼樂園。
18日晚上7點多，我從杭州辦公室出發。那天實在是太疲憊了，沒有幸福大巴，我也沒有力氣開3個多小時的車，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再趕火車。折騰了4個小時之後，晚上11點左右，我終於回到家裡。
第二天，我如約陪女兒在迪士尼樂園裡跑了一整天。她很開心，我卻累成了狗。等結束後，我只想在家睡個整覺，因為第三天早晨5點，我又要起床，趕最早一班動車回杭州上班。
這種奔波的日子久了，我養成一個習慣。提前買一張相對晚一些的火車票，不管時間是否合適，到了點兒，人站到檢票口門口了，再想辦法改簽。如果來不及，就跟檢票口商量一下，不要座位了，只要能用最快的方式回家，我站著都可以。
對於我來杭州這件事，我的媽媽特別不能理解。我在上海長到33歲，唸書，成家，生子，還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座城市。她擔心她的兒子在杭州吃不好睡不好，更重要的是，她覺得我沒必要吃這個苦。相比之下，我太太就成熟得多。她更關心996的工作模式，我能不能堅持下來。
事實證明，996只是互聯網公司的一種說法，我最近的工作時長，加起來根本就不止996。雖然疲憊，但是我很享受，因為我們敲下一行簡單的代碼，可以對整個互聯網行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阿里巴巴和別的互聯網公司是不同的，它有一種自下而上的能力。一個底層工程師的能量，是不能想象的。他可以影響整個公司的技術決策，甚至可以影響一次雙十一的成敗。
記得去年雙十一期間，我們組一位職級不算太高的同學，對某個數據庫做了一點小小的改動，當海量用戶同一時間搶購某一商品的時候，系統可以支持更多人完成這一動作。
這樣用戶在清空購物車裡的iPhoneX時，不會再再碰到「系統忙，請稍後嘗試」的畫面，能否搶到最優惠的手機，可以單純取決於各自的網速和運氣。換句話說，每個人抽到獎的機會是均等的。而在這之前，如果搶購的人數太多，很多人其實連進入系統的機會都沒有。
他的修改非常有用。零點過後，天貓智能手機的銷售用了90分鐘，就打破了去年14個小時創造的記錄。
互聯網對技術的需求越來越高，變化也越來越快。在我們的團隊裡，很可能今天有一個需求，明天就想看到實現這個需求的demo，後天就希望那個東西能上線。團隊leader最常說的話，就是這件事情大家要「all in」。
所以，杭州也早已不是我小時候印象中那個慢節奏的旅遊城市了。在我的工作裡，所有的動作都非常非常快，科技創新的氛圍也越來越濃厚了。在附近咖啡廳隨便一坐，很容易就能聽到隔壁的人在討論如何用體感設備在家裡和朋友相約跑步、踢球。
我在其它城市的朋友也都察覺到了這種變化，想要去杭州的夢想小鎮去創業。3年前，我有幾個前同事，組建了一個不到10人的小群。現在，這個群裡跑來杭州的成員，已經接近200人。不少人問我，杭州現在怎麼樣？我總是賣個關子：你自己來感受一下。
3
我在公司的花名是NASA，美國宇航局的縮寫。起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喜歡探索未知的世界。雖然我還從來沒有坐過宇宙飛船，但至少每兩週就會坐一次飛機，自從選擇了在杭州工作，我就開始了北京、杭州兩頭飛的生活。
飛機其實不是我最喜歡的交通工具。相比之下，在高鐵上不用關機，不耽誤工作，感覺和世界完全聯通在一起。如果有22點的高鐵，我肯定首選坐它回家。可是現在高鐵最晚只有19點的，對我們來說還是太早了。我一般會訂22點左右的飛機，保證時間可控。
因為不少人跟我一樣，選擇了雙城生活，所以週五晚上的末班飛機，經常是被同事們「包機」的。有次一位同事遲到了，登機口喊他的名字，「XX先生，您乘坐的某某航班就要起飛了，請抓緊登機。」一刷朋友圈，發現好幾個人同時發了狀態，原來大家都在這趟飛機上。
阿里人是很容易辨認的。搭眼一看，T恤，雙肩揹包，臉上掛著很疲憊的表情，就有一半兒概率了。上了飛機，如果還開著電腦處理釘釘消息，或者打開郵箱回覆郵件，那就八九不離十了。最具標誌性的場景是，有人會一直開著電話會議，直到起飛前最後一分鐘，才對電話那頭說，「不好意思，我要先掛了，要飛了。」我打賭他在飛機進入平流層以後，一準兒再次打開電腦，開始寫週報。
我願意在杭州生活，不止是因為工作。我們的公司就在西湖附近，時常有人即興約起西湖夜跑，或是爬北高峰，這是在北京和上海無法想象和享受到的小興致。有時候加班到夜裡12點，走回出租屋，兩邊都是綠色，能聽到流水的聲音。不知道從哪裡，傳過來一陣花香，整個人會一下子鬆弛下來。比起鋼鐵水泥鑄造起來的北京，這裡更有溫馨的感覺。我現在和同事一起合租，一起加班，一起吃飯，雖然遠離家人，但我並不覺得孤單。
杭州沒有適合我妻子的工作，孩子們也已經在北京上學，這些都是迫使我們兩地分居的重要原因，也代表了很多從北京、上海來的同事的情況：大多已結婚生子，也都有北京、上海的戶籍，論教育資源，還是要明顯好於杭州。大家的普遍選擇都是，把家人和孩子留在北京、上海，孩子在那裡接受教育，把自己的奮鬥新目標搬到了杭州，週末回家。某種程度上，我們把北京、上海變成了杭州的「後花園」。
在螞蟻的工作也給我帶來了全新的機遇，暫時的奔波和分別都是值得的。2017年，我們參與到雄安新城的建設中，為了讓雄安未來的新移民可以租到真實、可信的好房子，我們組成了包括戰略、產品、技術在內的團隊，落地了國內首個區塊鏈租房平臺。我們團隊曾一起站在雄安的地圖前合了個影，感覺自己就是這個城市創造者的一員。
北京當然也有不能被替代的東西。我自小在北京長大，有個豆漿油條包子胃。來了杭州，吃早餐，都是急急忙忙去便利店拿一份麵包牛奶。胃裡的鄉愁很好解決。等這週末回去，我們一家人就一起吃烤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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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持有美國綠卡，要去第三國出差，從臺灣轉機的話，杭州邊檢會不會放行？如果小孩在國外定期打疫苗，回國之後要怎麼操作，到了什麼階段該繼續打什麼？
這些關於「國際事務」的問題會不時地從我的一個群裡蹦出來。這個群是兩年前成立的，叫做「大聖歸來」，所有成員都是從硅谷回到國內工作的工程師。
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決定回國工作之前，我找了兩位職業生涯中比較重要的老闆，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曾分別擔任谷歌搜索和廣告的工程副總裁，有一位還曾就任過雅虎的CTO，在業界和公司有很高的聲望。他們向我感慨，已經有好幾位非常優秀的工程師被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挖走了。
在硅谷，尤其在谷歌，一位資深工程師可以擁有很多人羨慕的安穩生活。在工作上自由度很大，可以出於自己的興趣和個人選擇。而在正常的上班之餘，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享受家庭生活，陪伴妻子和小孩，很多人甚至開始在自家院子裡種菜種花，過上田園生活。
現在，自己孤身回國工作，意味著我要開啟雙城生活模式，留下妻子和孩子們在美國。
吸引我回來的，是螞蟻金服在金融科技領域的顛覆性創新，以及能觸達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平臺。僅就支付寶來說，Paypal主要用於線上交易，但國內已經在用支付寶解決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基礎設施問題了。
國內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帶來了極為快速的工作節奏，同時也意味著隨時隨地可能的快速變化。比如在硅谷，我們做項目時可能會有年度計劃，月度計劃，周計劃，然後按照這個計劃有條不紊地去實行。但是國內互聯網行業的變化太快了，它隨時隨地都在發生。這裡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這周我們開會決定了一件事情，定下了項目規劃，下週我回趟家再回來發現全盤計劃必須要變，否則這個項目就掛掉了。也因為這種快速變化，對我這種雙城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很多時候我在太平洋上空仍然處在工作狀態。
和這種快速變化契合的，是快速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的行業。在一兩年前，人們對大數據的應用還限於在一些有限的場景下進行一些試驗性的工作，但到了今天，太多太多的具體場景要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所以我們要探尋更好的計算方法，這也成了我在往返中美的航班上一直思考的問題。在無人打擾的飛機上，我只是換了個地方辦公而已。我們現在的某些開放體系架構，就是我在飛機上落實下來的。
這種更快速的節奏，讓我覺得生命的價值翻倍了。同時能在如此大的平臺上做，讓我覺得每一天都有莫大的動力。但家人為我的選擇同樣付出了很多。今年年初，小兒子快出生時，出於安全考慮醫生建議我太太不要再開車，但是因為我不在家，接送大女兒上學的任務就只能落到她一個人身上。有一天她把車從車庫倒出來時被另一輛車不小心撞了一下，沒什麼大事，但後來她在跟我視頻的時候情緒崩潰了，太大的壓力，同時也擔心小孩，那是她少有的脆弱時刻。我當時真是非常的愧疚。
我覺得未來的公司肯定會越來越國際化，這種地球村的生活模式可能也會越來越普遍，相當於我是在杭州開啟了自己的這一段生活，這中間也是家人的支持給了我莫大的動力。但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跟家人一起度過。今年我小兒子出生正好是我們制定整個財年計劃最忙的時候，我希望以後哪怕工作再忙，我都能抽出時間一定去參加他的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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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加入支付寶時，我辦公地在上海，那時根本沒有想到幾年後，我會過上每週上海往返杭州的雙城生活。業務變化太快，我們邁著步伐不停歇地追逐。
這8年間，我陪伴著支付寶從「線上」走到「線下」的拓展步履，從最初聲波當面付「咻咻咻」的原始版本，到現在變成行業規範的「掃碼支付」，最終讓人們帶著錢包走天下成為現實。每當去小店買東西，響起一句「支付寶到賬XX元」，我總是會不自主笑笑。
8年間，我的生活重心也隨著戰役的推進而改變，到杭州的頻率越來越高，朋友們都調侃我現在是杭州人，因為我90%的時間是在杭州度過。事實上，我的工作地在上海，而一年中至多有幾十天真正在上海工作。我在上海工位的窗外就是世界頂尖的高樓大廈群；在杭州工作的感覺就完全不同。工位窗外是老和山，如果下了大雪，能看到山頂上的雪在閃光。有時到了中午，約上三兩同事，爬一段山，微微出些汗，再去浙大留學生食堂來份性價比超高的午餐，回到公司繼續幹活，神清氣爽。
每週最幸福的時刻，是每週五登上從杭州開往上海的幸福大巴，我開始期待即將到來的週末。下了大巴，老公已經等在小區門口接我，幫我拿行李。回到家裡，有女兒的膩歪，有父母給我準備的夜宵：小米糕、酥燒餅、雞湯麵……還有我媽媽自己做的甜酒釀。每年春天的時候，如果能弄到一些鮮嫩艾草葉，還有艾米果吃，咬上一口，能吃到春天的味道。
下午5點多，溪西園區裡各個樓層都有一群人像是接到了一個沒有聲音的訊號，會收拾好自己的雙肩包，腳步輕快地下樓趕車。
園區門口，大巴車一溜兒排好。車是免費的公司福利，需要提前預約。但我經常忘記預約。為了不錯過，有熱心的同事建了一個群，群主總會在週三和週四提醒大家記得約車。我們的群還有重要的轉讓空位功能，有人預約了位子，又趕上加班，可以轉給需要的人。
作為一個老阿里人，我見證了阿里人從基本都是浙江人，到越來越多周邊省市的同學加入，接下來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也開始來人了，並且越來越越多，再接下來是來自全球各種膚色的同學……
開往上海的幸福大巴的數量每年都在增加。今年1月份，大巴一個月就發車266輛，比去年1月多出107輛。即便車次越來越多，大巴也幾乎沒有空位的。因為一週的奔波和疲憊，3個小時高速路上，很少有人發出聲音，天色從明到暗，一直到完全進入黑夜，路燈一盞一盞晃過去，大多數人睡得很沉。
我不習慣在大巴上睡覺。這3個小時，多數情況是用手機釘釘處理各類公事。我還有個習慣，上了大巴，總會不時打開高德，選擇「我的位置——家」的路線查詢，默默計算離家還有多遠。
杭州的工作節奏是快速而緊張的，所以日常並不會感到孤單。但是在家人需要我而我不在身邊的時候，無助無力情緒會讓我深深自責。
3年前，我正式開始兩地奔波，女兒也恰巧小學畢業。那時候她已經考完了鋼琴十級，我決心用對待成年人的方式對待她，尊重她自己決定，不再強迫她練琴。她像是得到某種特赦，很長時間都不再碰琴，成績也忽上忽下，雖然表面上對女兒還是表現得很淡定，其實我內心著急，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是，現在我不知道女兒每天在學校裡學到什麼，做了什麼，她的困惑是什麼，都不再能事無鉅細地瞭解。只能利用每個在一起的時刻，跟女兒商量分析問題所在和可以做的改變嘗試。默默地耐心等待女兒的變化和成長。
前幾天，女兒忽然對我和丈夫說，爸爸媽媽，我給你們彈一首曲子吧。我忘記了她彈的是《卡農》還是《菊次郎的夏天》，但我感覺，我等這樣的時刻已經等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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