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继位合法性一直是迷,直到最近康熙遗诏出现,那之前为什么不拿出来以正视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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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逝世后,遗诏颁布天下,告示全国。现存的康熙遗诏,也称《康熙皇帝遗诏》,一式四份,分别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大陆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但此遗诏是雍正帝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康熙帝所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在京西畅春园发病。该月十二日晚,诸皇子齐集畅春园,次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病逝。康熙帝死后,步军统领隆科多宣读大行皇帝遗诏,宣布皇四子胤禛为皇位继承人(内有“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之语)。于是胤禛以此登基,改元“雍正”,意为雍亲王得位之正。实则关于其得位不正历史多有议论。

  按照有些人的观点,康熙本欲传位于十四子胤禵,但康熙去世的时候胤禵没来得及赶回,隆科多“仓猝之间以定大计”。为了个人利益私自做主,以皇四子胤禛继承帝位,然后和胤禛一起假造遗诏。即认为雍正帝是夺了其亲生兄弟皇十四子胤禵的皇帝位子。

  但关于雍正篡位的传说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雍正改诏说”。康熙帝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禵,雍正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成了“传位于四子”。此说荒唐无稽,古代于写作“於”。清朝宫廷谕旨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并用,绝不能只用汉文。而且诸皇子的称呼是皇第几子,如皇十四子,绝不会只写“十四子”。

  二是“隆科多矫诏说”。康熙病重时要隆科多发一道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十四子胤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隆科多却拖延未发。等到康熙帝驾崩后,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皇四子。

  三是“隆科多改诏说”。康熙帝刚咽气,隆科多从“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取出康熙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正大光明”匾后藏传位诏书是雍正帝秘密立储以后的事,此说也不可信。

  四是“雍正投毒说”。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重时,皇四子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了就去世了。此说不解释,毫无可信度。

  以上这些基本被认为历史依据不足,真正让史学家怀疑雍正继位过程的,是其他历史记载。

  康熙帝用胤禵为西征统帅,掌握军权,并有密折上嘱咐他要获取人心,是为了让他树立威信服众和对他的加意培养和考验,是属意他为储君(或者说是候选人之一)的表现,而胤禵西征中的表现从奏折中来看,综合上是十分令康熙满意。这是大家都认为胤禵是继承人的一大依据。

  而关于遗诏在雍正朝早年流传的说法是隆科多一人承诏,后来又改为“八人面谕”。成为雍正帝即位不正的硬伤。

  雍正四年,雍正帝在收拾隆科多时给他定的罪中第三条即为“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并称,隆科多本应处斩,但看在他是先帝驾崩时惟一承旨人的份上,格外施恩,姑且饶他不死。

  但到了雍正七年,雍正帝将所有政敌整治清理完毕后才首次官方提出当年是七个皇子和隆科多一起聆听康熙遗言。但这八人中三人已死,二人终身圈禁,二人被整治(当年的中立派皇七子和皇十二子的不敢多言),一人是和雍正关系最好的皇十三子允祥。所以“八人面谕说”备受质疑。

  康熙帝时期宫里有不少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信件和著作里提及到不少康熙去世、雍正登基的细节。有人就提到了隆科多一人承诏,但没有一个人提过“八人面谕说”。如雍正元年七月传教士严嘉乐的信件(收录在《中国来信》一书)中写道:胤禛登基后,皇十四子奉召进京后,提出要看先帝遗嘱,企图剥夺皇四子的统治权。他对九门提督言词训斥,因为他是先帝遗诏“唯一的、可疑的见证人”。清朝藩属朝鲜的史料中也没有“八人面谕”说,而是把隆科多弄错为马齐,说是马齐承遗诏。

  另外雍正朝的官方资料上关于康熙逝世的描述前后矛盾,不合情理。比如记载称康熙病危前召众皇子及隆科多速到宣布遗诏,却只将传位遗诏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对要继位的胤禛仅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在康熙逝世后,胤禛方得知由自己继位。而在康熙死前十个小时内,胤禛曾三次入寝宫问安,康熙帝为何不将传位诏书告知?

  在雍正帝亲自写就的为自己辩驳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己也说过一些与“八人受谕”相矛盾的话。比如他曾说:允禩、允搪都亲承康熙遗诏,方才“肯贴无一语,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但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搪)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胤禩、胤搪的举止不像在十个时辰前就已知道传位的遗诏,倒像是刚刚听到雍正要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的神情。

  按《大义觉迷录》的说法,“八人受谕”的现场有皇十七子允礼等人在寝宫外伺候。但留存的隆科多密折上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允礼)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衔,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所以据此可知允礼根本不在寝宫外伺候,也不知道传位雍正的遗诏。

  

康熙帝对重要事情常常亲手书写谕旨,史料也有记载其在去世前曾在两处地方留下关于身后妃嫔去向安排的谕旨。他去世后谕旨被找到,雍正帝遵照执行。既然连妃嫔康熙帝都如此细心的书写了谕旨放于不同之地,极为重大的皇位继承人问题为何没有亲笔谕旨?这也是疑点之一。

  雍正在康熙帝去世后的第二天,即晋封肃亲王豪格之孙延信为贝子,命其驰驿赴甘州(今张掖)掌抚远大将军印信,并密谕其:“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伊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露。”

  十二月初七日,延信与赶往京城的胤禵在陕西榆林附近相遇。遵照雍正旨意,延信未向胤禵提及此密谕。十二月二十日,延信行至凉州,当他“闻得大将军王的小福晋们都于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凉州朝京城去了”的消息后,即于翌日密奏,并详细讲述了胤禵家属可能经过的两条路线以便雍正派出亲信,拦截搜索他们可能带走的家信及其它材料。

  胤禵回京奔丧时,雍正密令在路上拦截收缴他与康熙往来的所有奏折密信,严防他带任何奏折信件到京城。其如此心急的收缴胤禵与康熙的奏折,严防他带任何奏折信件到京城的举动让很多人认为是极有可能是为了销毁康熙有可能传位于胤禵的证据。

  雍正帝自幼交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长大,佟佳氏是康熙帝表妹,颇为康熙宠爱,以皇贵妃的身份管理后宫八年,地位尊贵,所以雍正帝称隆科多为“舅舅”。反之与生母德妃的关系一般,德妃在雍正即位后甚至表示“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而且要以身殉康熙帝,被雍正阻止。可见她也认为知道应该即位的是幼子。她受封为皇太后后拒绝移居到太后应住的慈宁宫。几个月后便暴病而亡。另一说被雍正帝逼死或气死。

  历史,尤其是帝王的家史,总在扑朔迷离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从帝王角度来看,雍正帝是位励精图治名垂青史的有为之君,对于清代康乾盛世起到了重大作用。

  而且也有很多历史记载说明康熙帝也比较欣赏雍正,并对其后代弘历也颇欣赏。据说弘历十岁时随父初侍康熙帝宴于圆明园牡丹台,康熙帝见弘历聪颖过人,十分喜爱,便接至皇宫去读书,亲自抚养,并称弘历"是福过于予",并称其生母钮祜禄氏是有福之人。

  这点也确实如此,弘历二十五岁登基,活到八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最长寿之人;其母后来也寿至八十六岁,跟着儿子享尽人间富贵。


赵燕云





答:“雍正是否篡位”是清朝四大谜案之一,一直以来,围绕着“篡位与否”,史学家争论不休,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至今仍无定论。

近年来,经过《雍正大帝》等一系列与雍正有关的清宫戏的热播,很多人都对这个“四阿哥”心生好感,不惜把“清朝最完美的君主”光环加在他的头上,在情感上就不肯接受“篡位说”,当听说台湾或辽宁公开展出康熙遗诏,且遗诏明确写“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就由衷欢呼:我说嘛,雍正一代明君圣主,怎么可能做出弑父篡位的恶行来呢?那些恶意抹黑他的人,太可恶了!幸好,证据已经出现,真相大白,雍正继承帝位完全合法!

这些人,甚至还会把民间那些本来就不经一戳的“十四子”篡“于四子”的段子尽情狂喷一番,以彰显自己的高明。

真是幼稚!

如果“真相”得来是如此之容易,那么,雍正是否篡位之谜也不会高悬两百多年而不能破解了。

要知道,所谓的康熙遗诏,并不是康熙亲手所书,这种遗诏,对已坐稳了帝位的雍正来说,你就算要一百份、一千份,他都可以炮制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而且,既然要造假,谁又会傻不拉叽地在一份并非真迹的东西涂涂改改,自露马脚?!

事实上,现在发现的《康熙遗诏》,已经有四份,一份藏于台湾故宫,一份藏于辽宁档案馆,另外两份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未发现的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至于遗诏的内容,雍正登位后,不用任何人提醒,也早已颁布天下,告示全国。

甚至,雍正三年,英国还出版了完整英文版《康熙遗诏》——那是由康熙身边的传教士马国贤(马特奥•里帕)于康熙六十一年带到伦敦出版的。

馆藏的四份遗诏中,早在200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陈列馆就展出过台湾故宫的馆藏品。

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那两份,也分别在2005年、2010年公开展出过。

每次展开,都有些人津津乐道地强调:“雍正没篡位。”

然并卵!

道理很简单,康熙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一切都由雍正说了算,可信性能有多高?

如果觉得这些遗诏可以作为证据,那您干脆以《圣祖仁皇帝实录》上记载的种种康熙要指定雍亲王为储的迹象来作证据好了,不过,您得明白,这个《圣祖仁皇帝实录》可是雍正登位后主导编纂的哦。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马国贤(马特奥•里帕)是康熙的贴身画师,康熙暴毙时,他是在宫中的,事后他描述说:“(皇帝)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还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法国人,康熙暴毙之夜,他也在宫中给康熙制作天文观测仪。回国后,他写了一部回忆录,里面清楚地记述了康熙死亡当夜的具体详情:“奉敕令,我当时在给中国的这位最高统治者打造观星仪器,因为,皇帝他十分热爱西洋的器物与科学,为方便他随时心血来潮来亲临观看,当夜我就在皇帝寝宫的附件,忽然听到一群急躁的脚步声,畅春园外似乎来了一大群陌生的侍卫,他们并不像是皇帝平时的贴身警卫,而像是突如其来应付紧急情势的外来人。紧接着,不久从皇帝寝宫内传来了极为凄厉的惨叫号呼,我认得出那是皇帝本人的声音。”

这两个已经回国了的外国人的话语权,是雍正所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的话也许更接近真相。

当然,最令人生疑的是雍正自己的表现。

仿佛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外加一个“隔壁阿二不曾偷”。雍正为了消弭世人的怀疑,于雍正元年八月发上谕说:“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在这种说法里,并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而且也清楚地表达:所谓的康熙遗诏,事先是没有的,关于“缵承统绪”,乃是临时“一言而定”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清史专家李学智指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1月13日至12月28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记:“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原来,原来《康熙遗诏》是隆科多“撰书”,后又交内务府、翰林院正式撰写的。

由于雍正的上谕里没有提到有其他人在场,那也可以理解,遗诏多半是隆科多一个人捣鼓出来的。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的漏洞实在太大了。以至雍正五年十月,雍正不得不再发上谕补充:“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

即补充了“诸皇子”以作人证,不过,后面那一句“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仍让人浮想联翩。 

现在我们看《清朝野史大观》,上面说,康熙死后,隆科多从寝宫出,出示掌中所书“传位于四皇子”字样,声称是康熙亲笔所书,于是皇四子胤禛得立。

当时的畅春园内,全部卫兵都是隆科多的属下,隆科多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史料也称:世宗(雍正)之立,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

因此,雍正即位后,马上把隆科多和年羹尧同加太保。改年,又赐隆科多和年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与此同时,又雍正手脚麻利地捕杀了康熙帝晚年的贴身近侍太监魏珠、梁九公、赵昌等人。

个中原因,各人自己体会。

没多久,年羹尧和隆科多也先后被赐死。

隆科多被诸王大臣会议定了四十一条大罪。

雍正为了避免授人口柄,并没立刻将隆科多处死,而是将隆科多圈禁在康熙驾崩的畅春园附近。圈禁了一年多,隆科多莫名其妙地挂了。

隆科多被圈禁前,曾悲叹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

隆科多的悲叹,也若隐若现地揭示着某些内幕。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为了驳斥篡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详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

雍正列举出的这些“证人”,已是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也只有半条命,根本就不敢多说一句话。

还有,雍正刚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显然是担心有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被世人窥见。

康熙死后,雍正毕生不踏入康熙暴毙之地畅春园半步,也从不去康熙最爱的木兰秋狝场,甚至,不敢把自己的陵寝建在清入关后的帝陵陵区京东马兰峪,而另建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是否心中有鬼,就不得而知了。

再补充一下,康熙的孙子弘旺所编《皇清通志纲要》和康雍时期萧奭编的《永宪录》,是记载有康熙帝去世逝情况的两本私人著作,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记载康熙皇帝临终前召见七位皇子和下达传位遗旨这件事。

特别骇人听闻的是,《永宪录》里面收集的康熙驾崩后所颁遗诏上书竟然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

注意,“胤祯”可是雍正帝同母弟皇十四子本来的名字!

本来,雍正在登帝后把所有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其中十四阿哥的名字改为了“允禵”。但从现在保存在清代档案里的一份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十二日年封十四阿哥为抚远大将军的原敕命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所写为“皇帝敕谕王胤祯……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

皇帝发布的敕文是不容一字有错的,而这又是原敕命稿,则十四阿哥曾经的名字就叫“胤祯”确凿无疑!

另外,《给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敕书稿》并非是“十四阿哥本来的名字叫胤祯”的孤证。

《明清史料》丁编上,还发表有一篇《大将军、王、胤祯题稿》残件,该件起头就写“臣胤祯谨题,为奏闻事”。

而《给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敕书稿》未并发现之前,象张尔田、吴昌绶等史学家也注意到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内有允禵原名为胤祯的记载。

——既然十四阿哥本来的名字是胤祯,那《永宪录》又记“雍亲王,皇四子胤祯”,是不是要向世人透露着什么?


覃仕勇说史


雍正继为问题,几百年来一直被称为“清宫四大悬案”之一,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雍正是篡位(比如篡改遗诏),也有人说,雍正是合法继位。后来,很多人认为,雍正篡位的说法已经被推翻,其实在学术界并没有。可以说,合法说和非法说一直平分秋色,谁也驳不倒谁。

篡位说:隆科多传假诏

关于篡位说。很多人可能马上会说,雍正篡位的说法不就是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当时可是有满蒙汉三种语言的诏书,你能改汉语,你改不了满语和蒙语吧。如此幼稚的传说,你怎么还说篡位说有市场呢?

当然,这个说法不经一驳,但是并不能说雍正就不是篡位的啊,持篡位说的人,100多年来,可是有很多清史大家的,比如孟森、王钟翰和戴逸等先生。

根据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所说,康熙开始的时候是打算将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祯。但是,因为雍正勾结了隆科多和年羹尧等人。

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最后死于畅春园的。根据雍正后来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说: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可见,当时隆科多是在场的。后来,康熙的遗诏也是由隆科多口述传达的。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隆科多传达的是不是康熙的意思?

根据《大义觉迷录》所载,“又如果亲王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诱入党。及朕御极后,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可见,最后大家所尊奉的遗诏就是出自隆科多之口。

根据雍正后来对隆科多礼遇之重,隆科多也不是不可能传了假的遗诏。

根据学者林乾的研究,雍正继位之后,曾两次提出“让位”八阿哥,如果不是雍正内心有愧,怎么会提出让位之说。后来,雍正还被逼位。雍正二年十月,“裕亲王保泰于八旗众大臣前将朕所交事件推诿,怒辞求退。自将苏努问罪,保泰恨朕,即与朕异心。伊等设谋,意欲逼朕以合于廉亲王之言,以动众心。朕其奈何,瞠目以俟而已。欲朕谨让,以取庸主之名?朕断不能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雍正很有可能得位不正。

合法说:雍正没有杀曾静

那么,合法说是怎么形成的呢?支持合法说的人也很多,比如冯尔康、杨启樵、董建中等人。

满文《上谕档册》中,曾明确记载,说皇四子人品很好,肯定能继承大统,所以让雍正继位。而且,最简单的一点,如果雍正是篡位,他当上皇帝之后,肯定要改起居注、上谕等资料档案,他也不敢写《大义觉迷录》。雍正后来得知曾静骂他“弑母逼母、杀兄屠弟”,他没有杀曾静,还说:“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朕怎么样?!”这一不符合一般的做法,也不符合雍正做人的行为方式。

其实,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当时曾有传教士记载,康熙曾问他,是否应该传位雍正?传教士说,看孙子。因此,最后让康熙下定了决心传位给雍正。

传教士的说法,雍正没有办法篡改。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作证了合法继位说。


兮兮说事儿


首先,诏书之前并没有不拿出来,实际上,康熙死后,雍正立即公布了即位诏书,而且是满汉蒙三种文字,现在依然保存了下来,都躺在北京、沈阳和台北的博物馆。诏书上说:皇四子,胤禛怎么好、怎么好,现在传位给他。

这能证明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吗?然并卵!

不是我等小民太天真,而是皇帝的子孙太腹黑。

因为,所谓诏书之类的东西,靠不靠谱还两说。就看谁的嘴巴大。如果真的是雍正害死了康熙,那么,他怎么说怎么对,他要什么样的证明材料,就有底下人给他什么样的证明材料。

这份诏书是封不住人们的嘴的。大家都是老狐狸,你说什么聊斋呢?

雍正不是甄嬛传里的四爷,那是现代人的意淫。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但他不去他爹睡觉的乾清宫,而搬去了养心殿;他从来不去他爹最后病死的畅春园,也不去康熙常去的木兰围场;他的陵墓也选在了远离顺治和康熙的西陵;他还下令,收回所有的康熙朱批,并严厉要求,如果有人敢私藏、摘抄、焚烧,从重处罚。

雍正在怕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民间传说传位十四子,被他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是瞎扯。但是,康熙最后怎么死的,雍正是怎么即位的,疑点还是很多。

不仅后人,当时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猜测。


饮水君


近年辽宁省档案馆新馆首度展出的“康熙遗诏”对此给出了答案:雍正没篡位。



 《康熙遗诏》亦称《康熙皇帝遗诏》,是史学界研究康熙死后雍正皇帝即位之谜的重要实物,长期被支持“雍正合法继位说”的学者作为证据列举。对于这份所谓的《康熙遗诏》,史学界争论颇多。支持雍正皇帝即位的史学家认为这是康熙钦定遗诏,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根据康熙五十六年的遗诏修改而成。《康熙遗诏》真迹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康熙遗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同一内容。其中写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里的皇四字就是胤正皇帝。

而且古人写字都是使用的繁体字,其中民间谣言“传位十四,被改为于四”,这是不可能的,在清朝这个字才是“於”而不是于,因此很难篡改。

省档案馆专家介绍,雍正即位后,始建秘密立储诏书,封于匣内,高悬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取出,昭告天下。


图文世界观


现存的几份康熙遗诏真的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吗?并不能,因为这些遗诏就不是康熙写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古代皇帝的遗诏是如何诞生的。

古代皇帝临终之前,往往会留下遗诏。但是这样的遗诏一般都很短,不可能像我们看到的康熙遗诏那样长篇大论,洋洋洒洒。这是最原始版本的遗诏,也许就一张纸条,比如下图是道光遗诏。

甚至皇帝也许根本没有写文字的遗诏,而是口述传位给谁。所以原始版本的遗诏是没法公之于众的,因为它就不是一个正式的文件。

新的皇帝登基后,会组织文章写得好的词臣,以先帝的名义起草一份正式的遗诏,爱是能公之于众的正式文件。

这份遗诏会以先帝的口吻总结一下自己的执政历程,然后再把新皇帝夸一番,如果先帝执政时有什么不得人心的政策,也可能会在这份遗诏里将政策废除。当然,这些都是新皇帝想说的话,借先帝的口吻说出,就不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古训,也能给先帝博得好名声。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康熙去世三天后雍正才公布康熙遗诏,因为这份遗诏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写好的,必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当然,这样的康熙遗诏,也不能证明雍正没有篡位,因为遗诏是雍正组织写作班子写的。而有证明力的是康熙亲手写的简版遗诏,但可惜的是,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份遗诏。

虽然康熙遗诏不能证明雍正并非篡位,但是我认为结合种种史料,可以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第一,传说康熙是想传位给十四子胤禵,但这个说法毫无逻辑。因为康熙晚年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王,派他去西北打仗,这已经宣告胤禵与皇位无缘了。没有哪个头脑清楚的皇帝,会把太子派到边疆去,因为万一皇帝不测,留在京城的皇子会立刻夺位,不会等太子回来。

第二,雍正继位初年并没有篡位的传言。也许当时中国的记载不可信,但是在京的外国传教士以及朝鲜使节都记载康熙传位给雍正,朝鲜使节还记下了这么一个说法,即康熙希望通过雍正把皇位最终传给弘历,也就是乾隆。这说明雍正登基之初,舆论都认为他是合法继位,他篡位的传言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根本不可信。

第三,基本可以认定康熙晚年是信任四阿哥胤禛的。其实康熙对待儿子的态度很暴躁,动不动就严词训斥,但对胤禛却基本没有过多的斥责。


虽然雍正是合法继位,但是篡位传言出现后,雍正却做了一件脑残事,将流言推波助澜。

雍正编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这下在旁人看来,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而且本来不清楚传言的人,看了《大义觉迷录》后,反而知道了传言说的是啥。

所以乾隆即位后,就把《大义觉迷录》禁了。



梦露居士


这是被逼急了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雍正是我国史上被黑得最惨的皇帝之一!

明清两代,是我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侧面反映出了明清文化的灿烂。但这也使得明清两代,成为野史记载最多的时代。这些繁杂的野史,里面添加了作者大量主观臆造的内容,从而影响了后人对那段历史,那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认知。

这里头,最大的两位受害者,莫过于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

正德皇帝是我国史上最有名的“顽童”皇帝,后世史书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差评。说他贪图享乐、荒淫无耻、沉迷酒色、荒废朝政,甚至将其刻画成一副地痞流氓的形象。

后世文人评击正德皇帝,无非就是这三点:1、重用宦官,残害忠良;2、修建豹房,沉迷女色;3、自封将军,耽乐嬉游。这些“罪状”虽然都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但更多的却是文人们的添盐加醋。

正德皇帝重用刘瑾等奸宦,确实是一大污点。但事实上,正德皇帝并非真的不辩忠奸。他不仅厚待杨廷和等重臣,对于反对和批评他的一些大臣,也都不加以追责。如拒绝为他打开城门的宣府御史张钦,正德皇帝不仅不予责罚,反而下旨称赞他“勤恳忠勉”;又如处处和他针锋相对,讥讽他为宋徽宗的扬州知府蒋瑶,他都只是一笑而过,而蒋瑶后来还官升至陕西参政。

至于后面两点,就黑得更离谱了。如豹房,没错,正德皇帝修建豹房是不假。但其实,明朝是历史上帝王豢养动物最鼎盛的时期,京城内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多处饲养动物的场所。既然其他皇帝都有建,又为何偏偏只批评正德皇帝一人?再说,清朝皇帝花几代人时间,耗费大量金银修建了圆明园,为什么就没人说他们昏庸呢?

更可恨的是,那些文人骚客甚至写他强抢民女,写他大肆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还流传出《游龙戏凤》这样的风流戏目……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本来是一名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在文人的笔下,却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冷面王”。后世文人批评他大兴文字狱,残害读书人。但其实,雍正大搞文字狱,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那些反对改革的大臣的无奈之举罢了。

然而,这些文人却一方面用藏头诗的方式,对雍正暗潮热讽;一方面又写大量的野史小说,中伤抹黑,甚至妖魔化雍正。写他篡改遗照,迫害手足,组建血滴子等等。

民间广为流传的雍正修改康熙遗诏正是这些文人的杰作。他们在野史小说上,写雍正在遗诏中“改十为于”,硬是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但事实上,在古代正式书文中,一般用“於”,而不是用“于”。他们甚至把雍正的死因“改编”小说,让民间流传着,雍正是被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所刺杀的传说。但事实上,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显然是操劳致死的。可见这些文人对雍正的抹黑,也是真够狠毒的!

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抹黑的野史,重新来审视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在位期间的举措,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失为利国利民的守成之君!

先和大家说说正德皇帝;

他在位期间有两大造福于百姓、有利于国家的举措。一是实行江南赋税改革,任用重臣杨廷和,主持赋税调整,改变了自朱元璋起江南赋税过重的局面。从正德八年起,在江南各地全面推行的赋税改革。改革不仅减轻了江南当地百姓的负担,而且仅用了两年时间,便还清了江南地区自弘治晚期以来,拖欠朝廷累积达十年余之久的赋税,改善了弘治年间的财政困局。

二是开展沿海“市舶司”改革,进一步强化市舶司的收税职能。这项改革打开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实现了明朝外贸收入的增长,拓宽了明政府的税源。

一个被刻意埋没的事实是,正德在位十五年间,明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其实要远高于其父皇十八年的“弘治中兴”时代!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雍正皇帝;

雍正在位时间被正德还短一些,但其功绩却更大。雍正年间推行的三大改革,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废除官僚集团特权,缓解帝国的财政压力和百姓的负担;

2、推行摊丁入亩政策,直接取消了人头税,全都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打击了富人的利益,减轻穷人负担,有效平衡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3、开豁贱籍,削弱人身依附关系;前两项改革可以说是从经济上促进社会公平,而这项则是从法律上推动了社会公平。这项改革彻底废除了过去残留于社会的类似于奴隶制度的条规,从而保障了底层人民的利益,给了他们重获新生的机会。同时,进一步释放了社会劳动力。

三项改革的推行,极大的充实了清王朝的国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剩区区几百万两;而到雍正死时,清王朝的国库,存银已高达近6000万两之多。而且,乾隆年间的太平盛世和人口暴增,无不得益于雍正摊丁入亩和开豁贱籍两项政策的落实。如果不是雍正打下的扎实基础,估计这大清的国库,早就被乾隆爷给败光了!

那么,为什么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会遭到文人如此不公正的评价呢?

其实,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利益问题。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虽然身处的时代和推行的政令都不同。但他们都是希望通过改革,来突破当时固有体制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让利于民的目的,实现国家的图治。但这就触动到那些官绅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会联手来抵制改革,甚至对皇帝横加诋毁。

而那时的普通老百姓,文化水平是相当低下的,但崇儒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因而,他们很容易就被这些官绅阶层所误导,站到这些官绅的阵营里面,不仅使正德和雍正的改革举步维艰,还让两人在民间名声昏暗。

古代的官绅阶级,表明上饱读圣贤书,处处标榜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底里所认同的其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道理。因此,当自身的既得利益受损,什么视君入父,什么忠君爱国,都是不过是屁话而已!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前赴后继考取功名,不仅只是为了登入庙堂,光耀门楣,实现自己的抱负;更多的是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说白了就是升官发财。因此,如果皇帝的改革触动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披着忠臣的外衣,端出一大堆的儒家治国经典,处处引经据典的来反对皇帝的改革。这时,如果皇帝杀他们,就会落得个残害忠良的骂名;如果不惩治他们,他们则会得寸进尺,进一步逼迫君上,甚至抹黑丑化皇帝......


这些历史要读


其实关于遗诏的谣言是很容易被戳穿的。民间传言雍正改字其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比如简繁体的“于”是不同的,其在书写方法上笔画也是有区别的,没法篡改。


再就是作为一个王朝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传位的诏书不可能不写继任者的名字,这不合情理。诏书作为确认继任者的重要法律文件,它也不可能不说明传位的理由,比如继任者他为什么有资格当皇帝。这是老皇帝对所有子女和文武大臣的解释,也是他对祖宗的交代。既然如此,只说第几子而不讲清楚是谁也不说为什么要传位给他,那就真的是笑话了。

当然了,信者衡信,不信者衡不信。人家就是说雍正继位不合法,你把诏书挂在他眼皮底下他依然会说那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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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并不是没有把遗诏拿出来以正视听,雍正是把遗诏拿出来了的。

雍正为了以正视听,不仅仅把遗诏拿出来昭告天下,还搞了一本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这本书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受诏的过程,包括康熙帝是如何生病的,什么时间地点,当时有什么人在场,康熙说了什么话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表明康熙传为给雍正的一句话就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

(康熙皇帝)

当然了,这本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重点是要强调“华夷一家”,消除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矛盾,继位的过程是顺带说的。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表明自己不是辩解,也不用辩解。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雍正搞这样一本书,根本的目的是在为自己继位辩解。

也就是说,雍正不是没有以正视听,他确确实实为自己做了很多以正视听的事情。

但是,雍正的以正视听有用吗?他拿出遗诏来念给天下人听有用吗?

因为很可能,康熙遗诏是雍正伪造的。

民间传说,雍正把诏书中的“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这种说法当然不靠谱,因为繁体字的“于”不是那样写的。而且诏书用满、汉两种文字来写,满文是没办法改的。

(雍正皇帝)

但是,如果康熙根本就来不及立遗诏就去世了,那遗诏完全可以由雍正和大臣们商量着定。

或者说,康熙的病来得太急,根本就来不及亲自写下来,而是口授的。但既然是口授的,当时也忠实记录了下来。但是雍正帝继位以后,不能把原先的遗诏毁掉,重新搞一个新的遗诏吗?

有人又可能说,康熙病重的时候,在康熙身边的人中,并不完全是雍正的人,还有其它皇子的亲信。

(康熙遗诏)

但是,就算有这样的人,既然雍正已经继位了,难道这些人不懂得“识时务为俊杰”吗?反正争来争去,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当大臣的不过是拿薪水干活,何必要掺和进去?这是于私。于公来说,雍正也还算是个明主,反而是把秘密泄露出去了,引得天下造反,百姓受灾,国家不宁,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害百姓的事情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雍正一边公布遗诏,写了《大义觉迷录》记载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条条落实。一边又在他当皇帝以后,把在场的那些皇兄弟和大臣们,以各种理由杀的杀,关的关。

雍正这样做,其实是很矛盾的。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矛盾,正表明那份《康熙遗诏》有问题,雍正始终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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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有争论,最近出现的康熙遗诏本身严格意义上讲也不算传位诏书,但是康熙遗诏的确将传位给雍正这件事说清楚了。

康熙的遗诏,算是康熙给后代的遗书,一般都不会是康熙亲手所写。其内容涵盖的范围也比较广,应该算是盖棺论定式的自我鉴定和对后代的希望吧。

所以,即使发现了康熙遗诏,还是有人不认账,因为这个遗诏不是康熙亲手所写,于是对遗诏的真伪还是有人热衷于“阴谋论”。

那么雍正继位究竟是正常继位还是篡位登基呢?现在看来,无论证据如何总是有人对雍正的继位持有怀疑态度。

纵观雍正继位的整个过程来讲,有三个原因导致雍正的继位“是否正统”争论不休。

第一个原因是康熙朝的“九子夺嫡”事件,使得继位的人选变得扑朔迷离。

康熙朝的九子夺嫡,导致了太子两次被废,并且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之后,康熙宣布不再定立太子,康熙为了社稷的安定,选择了“秘密立储”的方式把写好的传位诏书密封放在“正大光明”大匾后面,由康熙钦定的宣旨官在康熙驾崩之时当众皇子的面宣读传位诏书。

这样的设计尽管解决了朝局稳定的问题,但也带来了传位诏书本身的风险。

所以,在宣旨官隆科多宣布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的时候,整个八爷党觉得“不可能”,甚至包括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禵也认为这个皇位应该是自己的。

于是才有了隆科多假传圣旨和雍正与隆科多合谋篡改传位诏书的两种说法。

这个局面,应该是康熙造成的,为了维护自己执政后期的稳定,平息九子夺嫡带来的朝局动荡。他把传位的风险交给了雍正。

其实,假传圣旨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传位诏书不仅仅口传,还要有人监督,还要众皇子传阅。

于是又有一个版本就是篡改诏书,被篡改的那位皇子就是皇十四子胤禵,也就是这个传言,让雍正和他这个亲弟弟势如水火。

这个传说更荒唐,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也就是一种想象,因为在“四子或十四子”前必然有一个“皇”,也就是“皇四子”和“皇十四子”,根本无法篡改。

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是把“十四子”改成了“第四子”,比较聪明。“皇第四子”说得过去。稍有拗口。并且不考虑满蒙文字的因素。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雍正继位之后大刀阔斧的进行新政改革,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大有为了江山社稷不惜得罪任何人的架势和决心。

但是“火耗归公”,得罪了所有地方官员,“摊丁入亩”,得罪了地主和地方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则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顺带着“整顿旗务”让旗人自食其力,也就得罪了旗人。

这里面最要命的就是得罪读书人,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书生要是编一点故事,写个野史演义,那就跟真的一样。

雍正是把天下人得罪完了。

于是,“违背祖制”,“刻薄寡恩”,“羞辱斯文”,“横征暴敛”,“贪财好色”等等罪名,在民间流传——想想圣祖仁皇帝何等英明 会传位给这样一个“无德的暴君”?

肯定是“矫诏篡位”。

所以说,吃尽了苦头的雍正告诉他的继承人弘历也就是乾隆说:千万别得罪读书人。所以才有乾隆继位后,大兴文字狱收拾读书人。

第三,为了驳斥曾静的造谣生事,雍正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澄清事实,教化民众,同时,他没有杀曾静也是想表达“心胸坦荡”的态度。

但是,在《大义觉迷录》里面,雍正说的太多了,好多本不该说的,本不必说的,本不能说的都说了。

这个《大义觉迷录》不但没说明白,反而让那些厉害的文人在字里行间钻了空子。

雍正篡位几乎都快要坐实了!

所以,乾隆登基,收缴封毁《大义觉迷录》,立刻讲曾静杀掉。

他知道,这两样一样也不能留!

乾隆到底是得到了他爷爷的真传。

雍正继位,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

从另一方面讲,雍正真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在位十三年,大清扭亏为盈,并攒下殷实的家底,这是雍正用自己的努力和毁了名声换来的。

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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