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網絡穢語”的汙名化傳播特徵
網絡穢語在“後把關時代”以人際傳播為主，大眾傳播為輔，以惡趣味顛覆傳統的語法修辭格，開啟了新的象徵系統並代表著不同尺度的現實主義。戈夫曼認為汙名“被用來指一種深以為恥的‘屬性’(attribute)，不過，我們將可以發現真正產生作用的，是在於一種關係的表達方式( alanguage of relationships)而並非是屬性本身。”換言之，“互動”是網絡穢語汙名傳播的重要過程，也是汙名感(stigmatized feeling)的產生根源:那些無關宏旨的屬性被刻意嘲弄，慢慢銘刻於雙方內心，施汙者得到一種惡意的快感，受汙者自慚形穢而羞辱交加，或加以反擊，網絡圍觀者因為共享了意義而感受到場域之“汙”，因此決定選擇沉默、離開或加入罵戰等種種行為。並非所有網絡穢語都是汙名的，如“撕逼、扯屌、牛逼、逗逼、然並卵”等詞在格調上是汙的，正如當前的一句流行語“啊!好汙”，但只有“窮逼、傻逼、醜逼、low逼”才是汙名的———汙名的本質是互動過程中的貶低、醜化、羞辱，令對方丟臉、身份受損，即汙名化(stigmatization)，網絡穢語有如下汙名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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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穢語汙名傳播的“風格標出”
與日常社交相比，匿名的網絡社交是符號互動理論中的後臺行為，但就網絡行為與社會印象的關係而言，網絡互動中的自我呈現(self presentation)又是社會表演學意義上的前臺行為，網絡穢語即是把“後臺行為語言”(髒話)移到了前臺並過度自我暴露(excessive self－disclose)，使用者是一種典型的後現代表演型人格。趙毅衡認為，後現代審美的總體特徵是“標出性”的集體爆發，一系列的後現代運動最終自覺化為“對標出存在之合理性”的驗證，他將“正項”與“異項”視為文化標出性的二元對立概念，“對立的兩項中被接受以及較多使用的一方為‘非標出項’，它所承載的文化風格和價值觀念被看做是普通的正常的;而反方即被排斥以及較少使用的一方則為‘標出項’，它的風格和觀念常常與正項背離。”網絡多元文化是主流價值/非主流價值、國家主義/流氓主義、威權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文化先鋒等諸多二元對立權力關係的互動，存在著“文化間性”的複雜關係。“正項”的主導文化具有排他性，處於“異項”位置的邊緣文化則通過“異常性”獲得某種標出張力。網絡穢語契合了新個人主義的崛起，表現出求新求異的總體風格特徵，並不斷刷新其下限，使網絡互動呈現出一種簡單粗暴、直接有效、“娼妓化交往”的下流汙名趨勢。
網絡穢語汙名傳播的“儀式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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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託尼·傑斐遜和斯圖亞特·霍爾以“儀式抵抗”為概念來描述戰後英國的青年亞文化。我們以為，網絡穢語的汙名之風也是一種以“認真面對爛東西”、“有話可以不好好說”的後現代文化抵抗:以反抗、排斥來解構古典語言的教條與刻板、框架與規範，體現了以邊緣性、顛覆性、批判性、自我性為特質的亞文化精神。沃爾特·翁認為“帶有對抗色彩”是“原生口語文化”的特質之一，而電子時代的“次生口語文化”在參與的神秘性、社群感的養成、專注當下的一刻甚至套語的使用上，和古老的口語文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只是所產生的群體要大得多。
共同體的喪失是現代性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中國社會轉型期，全球化背景以及價值系統轉型的疊加效應致使了共識缺失，社會學家稱之為“斷裂的社會”正在產生一種“結構性怨恨”，穢語便是以“怨恨式批評”的儀式抵抗來表達對社會撕裂的不滿。2009年以來，網絡發動了“草泥馬運動”的穢語狂歡，其言說主體多為學生、青年白領、社會底層等龐大的“數碼弱勢群體”，他們在網絡言論管制下用“臥草泥馬、狂草泥馬、馬勒戈壁”等表達憤怒或汙名他人，並涉及到文字、詩歌、散文、視頻、歌曲等諸多文本(如《草泥馬之歌》)，這是對傳播語境的一種洞穿，也是對符號資源的塑造和競奪。如，網民在公共事務上觀點有所差異，就會被冠以“狗漢奸、賣國賊、愛國賊、洋奴、美分、自幹五”等標籤化蔑稱，充斥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情緒。汙名的對象依據情境差異，可以是不滿意的任何個人、群體、組織、機構、制度、甚至國家，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Jaspers)深刻地指出，反叛的語言是一種混淆問題的群眾秩序，“它不是深思熟慮地將注意力集中在整體上，而是試圖將個人置於引人注目的位置。在強烈的光芒之下，個人彼此之間盲無所見。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混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革命者們訴諸各種各樣隱秘的衝動，證明這些衝動的正當性，以便最後證明騷動和反叛的正當性。”雖然國家並無實形，對政黨和國家的汙名並不會讓國家“丟臉”，但由於國家作為人們“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已被人格化、象徵化和形象化，而政治合法性是所有穩定的社會的一種特徵，對國家和政黨的汙名化會弱化人們的政治認同，妨害到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共識觀的形成。
03
網絡穢語施受關係的“泛汙名化”
在風險社會的信任危機之下，出現了網絡穢語的泛汙名化。其一，表現在汙名主體的身份混界、跨代流動上。很多言說主體既是汙名者又是被汙名者，金萍華謂之互為汙名者(co－stigmatizers)、互為汙名化(co－stigmatization)。網絡汙名反轉了傳統汙名中“強－弱”群體的權力關係，是“弱”對“強”的“逆向標籤化”，當前網絡穢語的蒙汙者很多時候是社會精英:網民對某一知識分子個體進行汙名，進而對高知群體進行祛魅，爾後是以偏概全的“連帶汙名”(或稱聯結汙名stigmaby association)，如:公務猿(公務員)、妓者(記者)、名妓(名記)、磚家(專家)、叫獸(教授)、精蠅(精英)、嘔像(偶像)等。此外網絡穢語的汙名傳播有代際流動性特徵———由青少年泛化到中年以上，由低素質人群向中高素質人群流動，其使用並無明顯的人群屬性，穢語由新生代轉向大眾性，由烏合之眾轉為社會精英，名人爆粗、“噴”被當作時尚個性看待。
其二，網絡穢語的汙名化有多重維度。公眾汙名、個人汙名、媒介汙名交錯，他汙、自汙、互汙並舉，廣泛發生在個體與群體的內部及之間。自我汙名是“受損身份管理”的一種策略，通過主動佩戴一種標記可見度很高的汙名符號，“以此徹底扭轉他的處境:從一個需要管理信息的人轉為一個需要管理尷尬社會情境的人，從一個會丟臉的人轉為一個丟臉的人”，其目的是為自己的某種缺陷(無能)“打掩護”(covering)。如2012年以來，線上線下自稱“屌絲、屌毛、男屌、女屌、屌樣、傻屌”便是自我汙名身份管理的典型徵候。“屌絲”一詞泛指那些既無人生奮鬥目標，又無顯赫家庭背景、沒有才華學識、情感道路不暢、身材矮小、長相不佳的男性(現在也含女性)，如矮窮挫、土肥圓、醜呆蠢等等，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是“窮”，但“窮”在社會學中跟種族背景、性別一樣，很多時候是一種“先賦地位”而非“自致地位”，不應該被汙名羞辱。臺灣學者謝世忠認為，族群汙名是“具有某種確實的或虛構的或想象出來的特質，而這種特質不僅是與該族相接觸之他族所敬而遠之的，同時也是他本身所厭惡的。這個特質常常就是該族群本身……此外，這個特質也與‘貧窮’、‘依賴’、‘被拒絕’、及永遠的‘低等劣勢’等密切發生聯繫。在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上，這個族群的成員也經常會因不安定感(uncertainty或insecurity)而做出防衛自己的舉動。”因此“屌絲”的稱謂既是他汙、也是自汙，還是對抗汙名的行為，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大量80後、90後主動爭領這一名號，強調自己不停被底層化、邊緣化的階級屬性，用矮化自我的汙名來表達對社會分層的忿恨與悲苦之情:我是屌絲、我是蟻族、我是備胎、我是房奴、我是矮窮矬、我是單身狗，我是loser，我等屁民……，他們對活得不體面抱持一種“我弱我有理”的“受害者心態”、“精神失敗法”，以此抱團取暖與自嘲減壓，並間接弱化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威性。但一些和屌絲屬性不相關的名人也以此自嘲，以一種虛假的身份降維、“屌絲的逆襲”來獲得更多擁躉，搜狐視頻製作的《屌絲男士》更把“屌絲文化”推向高潮，反映身處社會變革中新興無產階級的集體焦慮。馮小剛、吳曉波等名人都因批評屌絲文化遭到眾網友的口誅筆伐、反撲謾罵———誰想急切地與“屌絲”做一個切割，誰就被汙為“精英婊”。在公共知識分子被汙名化、走向第歐根尼式犬儒的隱者背後，是社會啟蒙和引導的失效，這加劇了觀念市場的混亂與共識漂移。
網絡穢語的汙名發生了自我汙名與公眾汙名逐漸分離的情形，傳統的汙名是由公眾汙名和自我汙名相統一的，自我汙名是公眾汙名之後的自我貶損，但當前在虛擬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即使沒有遭受公眾汙名、也會主動自汙的消極行為。如，有著表演型人格傾向的富家公子王思聰多次以公眾汙名和自我汙名的方式自行撕裂其社會身份，其粉絲也將他汙和自汙作為常態。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的網絡穢語傳播突破了語言限制，將語言與視覺結合以來，以彈幕語言、表情包、視頻演講人的方式進行“表演式傳播”，出現了汙的“可視化”和“全息化”的特徵。如2016第一網紅papi醬在其40多條自創變聲的視頻中粗口較多，因此被國家廣電總局要求整改。
三、“網絡穢語”的傳播倫理及“去汙”出徑
哲學家海德格爾早有名言:“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是人類精神的表現，直接關係到民族心理、思維方式、情感與下意識等。網絡穢語是語言主體性之外的一種多樣性存在，這一小眾語言雖不至於成為支配大眾輿論的主流，但其粗鄙化、汙名化對語言體系造成的汙染極大，給民族文化、主流價值、社會心態帶來衝擊，所引發的傳播倫理問題有待作出“去汙”、“減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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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語言傳播的倫理失範及社會心態的重建
語言具有工具和文化雙重屬性，不同生活場景使用的語言具備著不同的公共性，如國家機關、學校教育、媒體用語屬於公共領域範疇，公民日常交流、家庭內部交流則屬於私人領域範疇，現實空間語言的層次性完整投射到虛擬空間，網絡社區(私聊除外)應視為“公域”範疇，因此語言與文化安全的關係問題日益成為焦點。網絡穢語是反智主義的，以情緒化的粗口與辱罵對他人進行無端攻擊和汙名，是偏離和違反社會公認規範的“越軌行為”，也是公共語言傳播的倫理失範。媒介汙名是網絡泛汙名化現象的技術來源，“逼格”、“屌絲”等詞在一些公共媒體中出現，如央視氣象臺2015年11月16日發微博稱霧霾為“小婊砸”，這種博眼球、趕時尚、抖機靈的做法看似不會對具體對象造成汙名，卻是拿粗俗當有趣的媒體媚俗。有人認為“尼瑪”是委婉語，卻忽略了將“尼瑪”(藏語意為太陽)汙穢化的事實;又如“強擼(檣櫓)灰飛煙滅”等表達使漢語審美成為審醜，人們對穢語的震驚度開始下降，公共語言的粗鄙值上升，嚴重影響了公共語言文化的良性發展，對祖國語言文字的傳播極為不利。2015年8月，中宣部等部門向新聞媒體和網站發佈《抵制網絡低俗語言、倡導文明用語倡議書》，但僅是倡議還不夠，還要對網絡公域內的穢語依法剛性管理，網絡不雅語言要做到“堵”與“疏”結合，“容”與“棄”兼顧，實施分類管理，明確主體責任。一貫影響惡劣的，要抵制封號;無傷大雅的，則合理引導，強調議事規則重於觀點本身，比憤怒更有力的是公共理性，以積極重建社會心態。
網絡亞文化傳播的倫理失範及主流價值的迴歸
02
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根源背景，網絡穢語這一青年亞文化在新生代文化身份的建構上有著激進的革命性，人們對這一次級群體及其成員的獨特信念、價值觀和生活習慣的寬容度大大提升，閻雲翔認為中國的個體化催生了不完整和“無公德的個體”。但凡事不能過度，當前網絡主體的道德感開始弱化，以他汙、自汙、互汙進行尊嚴“碾壓”併為之得意，扭曲了民眾的價值觀，濁化了社會風氣，出口成髒的人們在暢享自由之時降低了對他人的同理心，網絡穢語的爆發可致使網絡乃至現實社會在一定範圍內、一定時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倫理失範和道德紊亂。因此，主流媒體和教育系統要發揮“文化化人”的功用，強化“恥德”教育，引導主流價值的迴歸。“恥德是人生存本質和生活本質所共有的先驗稟賦，是塑造人本體以及建立與整個宇宙循環系統依歸聯繫的德性力量，是建基於歷史唯物主義視閾下的‘公共理性’和‘重疊共識’，是當代社會的基本道德訴求。”在恥德疏離乃至喪失的當下，主流媒體應對恥德文化的現代接續進行有意引導。近年來電視媒體推出《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漢字英雄》、《成語英雄》、《中華好詩詞》等語言文化類欄目，其長效機制正逐步形成品牌效應，但尚需加大與社交媒體的合作以擴大其影響力。Papi醬在整改要求後的第一期《一個人的減肥全過程中》，不再出現髒字;“留幾手”也在《人民日報》2013年“出名也要有底線”的批評後，文風有所端正。18世紀，“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曾追問為什麼有的民族發達，有的民族落後，他給出的答案是“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強調審慎、正義和仁慈的美德，認為對原始激情加以節制和改造，從而產生羞恥心和榮譽感，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因此，向傳統文化借力，涵化網絡交往主體的道德自律與“榮譽管理”意識，喚起現代公民的恥感、恥德，能夠推進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落地與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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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往理性的倫理失範與和諧關係的調適
哈貝馬斯認為後現代出現的“合法化危機”主要是由語言交流的阻絕造成的，即交往理性的危機。哈貝馬斯試圖用話語(Diskurs)概念來克服真理論意義上的“統識”，來尋求話語過程中的“共識”，他認為一旦離開“理想的言語環境”，“共識”就無從談起，“理想的言語環境”是哈貝馬斯建設交往理性的基本前提。在當下中國，陌生人社會中的交往主體之間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威脅面子的行為”也是網際欺凌問題，網絡穢語大大增加了語言衝突與族群分歧，是對公共交往倫理的傷害，給個體帶來虛擬社區的社交恐懼。網絡穢語的汙名之效還打破了公共語言交際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這些原則能建立、維護或提升和諧的人際關係。英國學者利奇將禮貌原則分為六類:得體準則、慷慨準則、讚譽準則、謙遜準則、一致準則和同情準則。網絡穢語消解了面子、留面子等基本概念，穢語運用的法學底線不明，容易對他人構成違法性傷害，這一現象的蔓延勢必加劇人群隔絕、社會失序與階層對立的狀況，最終損害和諧社會關係和小康生活的建構。網絡穢語這種民間審判制度一旦被建立起來，將形成群體傳播情境中“多數人的暴政”，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大障礙。但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語言形式，穢語的盛行是因為有“槽”可“吐”，要最大程度地減汙，不是將“道德建設”停留在空洞的話語上，而關鍵在於治理它存在的社會環境。要與國家治理命題同步進行，決策層要尊重真正的民意，縫合社會各階層的斷裂，將宏大的“中國夢”化解為微觀的民生夢、個人夢、家庭夢，建立公正的顯性規則並帶頭執行，使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更少的剝奪感，才有道德力量的自然迴歸，社會信任及信仰也才會得以重拾。
四、結語
當前，“網絡穢語”成為網絡社交的話語表徵之一，是一種激進的“社會學想象力”的命題。網絡文化是影響文化生態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語言是不同記憶的根源，“國家語言能力”在當前彰顯出空前的戰略意義和安全價值。網絡強國亟需網絡倫理建設，而語言建設是網絡倫理的題中要義。但語言的問題不能一刀切，穢語永遠也不會消失，一些穢語被排浪式消費後逐漸成為“退隱詞”，被另一些穢語所取代。但如果網絡公域內的語言出現大面積的遊戲心態、偏激情態、失格狀態，就有必要在網語的自淨之外加以人為淨化運動，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使穢語更多退回到私人領域(私域內的語言是柔性干預或不干預)，以使社會關係更為和諧。總之，要遵循《語言文字規劃綱要》，加強中國特色網絡文化的道德建設，建構起網絡文化多樣價值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認同體系與信念體系;只有祛除了偏執的反文化、逆文化、汙文化，網絡真正成為向善向上的文化容器，浸淫於其中的人們才能共享網絡文明，作為禮儀之邦的中華民族才能在全球舞臺釋放出新時代的文化強音。
陳文敏，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刊載於《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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