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到奸臣时，一般都离不开其昏庸的君主。到底是君主的昏庸滋生出了奸佞臣子，还是奸佞臣子成就了一个昏庸的君主？
皇帝虽然有着唯我独尊的权力，可以一己之私欲断人生死荣辱。但皇帝也是人，也有贪嗔喜恶怒，悲欢哀怨妒。既有所欲，若投其所好，则可恩泽加身；若背其意，则大祸临头。
王鉷是唐玄宗十分宠幸的佞臣，其权威最盛之时，曾身兼二十余职。玄宗每天都要派遣专使到他家中赐食赏物，就连炙手可热的李林甫也对其敬畏三分。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任命王鉷做了户口色役使，成为了负责财政赋税的政府要员。这可是个肥的流油的肥缺。自此他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所需，当然还有他自己，开始了疯狂的敛财行动。
租庸调是唐朝的正税，这种税制还是比较灵活而且相对前代减轻了不少。百姓每年向唐朝廷缴粮食为租，丝与绢为庸。
王鉷上任以后，国家库藏的丝绢布匹已经堆积如山，而宫廷所需的珠宝等“轻货”则相对不足。于是王鉷指使有关官吏故意对各地方上缴的丝绢大加挑剔，以各种借口将他们退回各地方州县，转而高价征收钱币，再用这笔钱在当地低价征购珠宝等轻货。如此反复折腾，官府获得了暴利，却把民众折腾的不行。
不止百姓受到王鉷的严重剥削，就连在外戍边的士卒也不放过。按照制度，当兵的六年一换，不用缴租庸。但是呢，戍边的将领都以战败为耻，对于战死的士卒都不向官府申报，因此这次战死的士卒并没有注销户籍。这给王鉷抓到机会了，他将这些有户籍但是没有人的，统统按照逃税处理。这样一来，有的人甚至被一次征了三十年的税，而这些税则平摊在贫苦百姓身上，百姓也没处可以说理。
这样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在整个天宝年间大量的农民逃亡。社会发生巨大的反转。
当然，王鉷这样疯狂敛财得益最大的还是玄宗本人。此时的玄宗用度日益奢侈，后宫赏赐没有节制，皇室内库（大盈库）这点库存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又不能随心所欲到左、右库藏中去取。
王鉷知道后，每年都额外上贡一百亿缗（一缗即一贯，为一千文钱）给大盈库，以供玄宗挥霍，并且说这是租庸调以外的额外收入，与国家经费没有关系。自此，玄宗更是“荡心侈欲”，认为王鉷理财有道，能够富国，更加宠爱万分。
短短十余年光阴，玄宗竟是将其亲手打造的最富强的大唐帝国挥霍殆尽，将其前三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藩镇割据，百姓流离，社会动荡不安。王鉷在其中可以说是担当了最佳助攻。
韩非曾经这样说：“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谓‘养殃’。”数言间把佞臣昏君展现的淋漓尽致。王鉷可谓尽得“养殃”之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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