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燕清
开县，古名开州，北依巴山，南近长江，由东河、彭溪河、浦里河形成三大主要槽冲地带。在三江劲流、大山峻峭、群山环绕的这样一个特定地域内，开县人在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而这种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概括来讲就是人文精神。本文拟从地域发展的视角定义人文精神，即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体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由优秀文化沉淀、凝聚、孕育而成的大众意识和一般心态。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历经文明的浸染而成，体现在开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具有浓烈的历史和地域色彩。开县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开县人文精神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既是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总是在不断充实与发展。在查阅了大量开县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开县关于“武”、“文”、“商”、“民”的历史文化是开县人文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
一、“武”文化造就了开县人坚韧勇敢、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开县的“武”文化主要集中体现在“神兵”、“战神”和“军神”这三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称呼上。
1、关于“神兵”
据考证，早在黄帝时期，开县人的祖先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后人把这些原始的土著居民称作“賨人”，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们属于巴人的一支。那么，“賨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晋书》的记载：“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也就是说，在秦惠王时期，居住在开县及附近这一带的巴人缴纳的赋税是实物，叫作“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麻布，“賨人”由此得名。
賨人善弩射，长于狩猎，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十分厉害，又被称为“板楯蛮”。《太平广记》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秦昭襄王的时候，有一只白虎成为公害，人们都很怕它。昭襄王就重金悬赏招募国中有本事杀虎的人，还出了个通知：凡是能杀死这只白虎的，食邑万户，金帛要多少有多少。于是有几个賨人（因为是土著居民，又被称为夷人），就想办法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楼上去射白虎。白虎头上中了三箭。这只白虎是虎王，所以平常身边跟随着一群虎，中箭后它非常愤怒，失去了理智，把跟着的这一群虎全都咬死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賨人为秦除掉了虎患，昭襄王非常赞赏：“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他想要按约行事，又嫌这几个人是夷人，就刻石订立盟约：夷人种田不满一顷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做一井（纳租时）；伤了人的不处分；杀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赔黄金一两；夷人冒犯秦人，赔清酒一壶。虽然秦王不守信用，但是賨人却用勇敢为自己争得了权利。
賨人勇猛彪悍、崇尚武力的特点，同样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据《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当时，賨人作为“巴师”的一个重要部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生死搏杀的战场上，賨人将士们一边冲锋陷阵，一边唱歌跳舞，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战术，并非是花架子，而是从气势上压倒了商朝军队，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清朝光绪年间，彭溪河流域出土了一枚“汉归义賨邑侯”金印，这也说明在秦汉时期开县、云阳这一带曾是古賨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史料记载，勇猛善战的賨人常常充当刘邦军队的前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被称为“神兵”。比如为刘邦出谋“定三秦”的扶嘉，虽然没有张良、韩信那么有名，但却被刘邦称为是“扶翼之臣”。后来，受到战争的影响，賨人一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东迁到武陵山区，和其他部落相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土家族。
2、关于“战神”
“战神”是谁？他就是托塔天王李靖，神话中哪吒的父亲，历史上李渊手下的一员大将，是唐朝的开国之臣，由于善于带兵打仗，战无不胜，所以被称为“战神”。那么，他和开县的历史文明有什么关系呢？在唐朝的时候，开县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这也是李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战事。公元619年，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废掉皇泰主杨侗，将他囚禁在含凉殿内，自即皇帝位，唐高祖李渊派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当时有个叫作萧铣的地方割据势力首领占据荆州，李渊担心两面受敌，于是就派遣李靖去安抚他。在途中，适逢开县少数民族酋长冉肇则反叛，率兵侵犯夔州，击破了赵郡王李孝恭的唐军。李靖率领800名兵士，奇兵突出，偷袭并击破了冉肇则的大营，后来又在地势险要处设下埋伏，在阵前斩杀了冉肇则，俘获冉军5000多人。当然从主观上来说，我们不赞成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战神”的到来，促进了开县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有利于庸巴文明的塑造和传播，对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关于“军神”
到了近代，“军神”刘伯承的出现，为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也是开县迄今为止“武”文化史上最杰出的代表。19岁的时候，他就胸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离开家乡，开始了戎马一生。凭借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他成为了“手执青锋卫共和”的英勇斗士和“川中名将”。在1916年3月20日，他率部血战丰都，右眼受伤，手术中为保护脑神经拒绝使用麻醉药而被誉为“军神”。后来，他又在很多战争中屡建奇功，如南昌起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进军大西南等，这些对军事策略运用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一代“军神”非凡卓越的军事才能。建国后，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将他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这是对刘伯承一生崇高品质的生动概括。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生前夙愿，他的骨灰播撒在太行山区、淮海大地和故乡开县。这个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据刘伯承同志晚年身边护理人员介绍，刘伯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呼唤着：“我是开县赵家场的人！”“开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正是开县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才培养出了一代英杰，培育了刘帅精神，而刘帅精神又深深地激励了后来的开县人，丰富和充实了开县人文精神的内涵。
可以说，英勇善战、敢闯敢拼的特点已经遗传并深植在开县人的骨子里。“神兵”、“战神”、“军神”，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所以被人们赋予“神”的称号，这绝不是对武力的迷信，而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的意象，已经被历史转化为一枚枚文明的符号，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培育出了开县人豪迈仗义、重情重义的传统美德，更造就了开县人坚韧勇敢、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二、“文”文化培育了开县人崇尚气节、不畏强权、秉公持正的开明精神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是相对于“武”而言，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等等。开县虽地处偏僻，但文化形式却多种多样，除了庸巴文明的根系文化之外，开县人还根据地域特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柑橘文化、盐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引用清乾隆《开县志》里的一句话说，那就是“虽僻处偏隅，而景物繁华。”
在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态中，像开县这样偏僻的地方也往往具备一点特殊意义：对于青年英才来说，这里可视为修炼身心的深水良港，他们渴望走出大山，而当时最好的出路就是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对于朝廷政客来说，这里是惩戒对手的发配之地，可以用“偏僻”摧毁他们抗争的意志。这样的“进出”交融，除了让开县的本土文化得到充实，更带来丰富的文化形式，从而加速了开县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盛山十二景诗》的广泛传播更是将开县文化推向了一个繁荣的顶峰。
盛山，是开县的文化名山，因山形酷似“盛”字而得名，著名的大诗人杜甫曾诗云：“拄笏看山寻盛字”。《盛山十二景诗》的作者是唐代名相韦处厚。公元818年，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他从京官考功员外副郎（员外郎专掌京官与地方官的考课，属吏部，类似于现在中组部的高级官员）被贬开县任刺史长达三年。但是，这样的贬谪，不但没有摧毁韦处厚的意志，反而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在任开县刺史期间，他非常重视当地的文化发展，大兴教育之风，为当时的开县培养了很多文化人才。在和朋友游览盛山的过程中他还即兴创作了《盛山十二景诗》（如其一：“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荠平连郭柳，带绕抱城江”，就描绘了盛山宿云亭的风景）。文人一般喜欢以文传友，他也把诗寄给了长安的朋友。李白、张籍等数十名文人读了这些诗后都觉得不错，于是附诗而作，联成大卷，著名文学家韩愈也为之作序。开县的盛山十二景由此声名远扬，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气息，这组诗也被全数收录进《全唐诗》。
在开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韦处厚在盛山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得道高僧。他就随便问了一句：“你能算算我在什么时候调回京城吗？”高僧就看了看他说：“一年半载！”他就又问：“那你说说看，我的官能当到什么地位呢？”高僧就说：“宰相须从江边得。”当时，韦处厚只是把这些当玩笑话，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在“一年半载”后，也就是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韦处厚果真被召还京师。后来穆宗、敬宗相继死去，唐文宗即位。在江边祭祀时，唐文宗拜佐命之功的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晋爵灵昌郡公，全都应了高僧的话（《旧唐书•韦处厚传》：“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当然这些故事多半是人们的杜撰，但足见韦处厚在开县人文历史中的影响力，并且当他荣升进京离开开县之时，开县人都倾城而出，登高送远。
到了清代，开县的文化又迎来了另一次繁荣。这一时期，开县诞生了很多文化名人，比如清代诗人陈昆和其兄陈坤“堂前植双柏，一门两进士”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另外还有晚清名臣李宗羲。他26岁中举，30岁赴京殿试，由知县官至两江总督。在位期间，他不畏强权，秉持正直之心，反对修建颐和园，提倡强海防抵外侮，主张台湾设省，谏议人才的发现与使用，并且因为平反了当时的大案“东乡血案”（今四川宣汉县）而享誉全国。1874年开县大旱，李宗羲寄银四千两回籍救荒，又捐银一千两修建开县城西培俊堂和资助学生参加乡会试，为开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清朝末年，在川东流传着“开县举子云阳盐、新宁（今四川开江县）坝子梁山（今重庆梁平县）田”的民谣。这首民谣和开县的文化名人有莫大的关系。1895年，在腐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伸张正义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拒签合约、迁都抗战、变法维新，暴发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在1200多名上书的举人中，开县籍举人就有6人之多，在成都府中仅次于成都、华阳两地，故开县又有“举子之乡”的美称。
杰出的文人代表和文化作品，促进了开县本土文化与外界的交融，更是将开县文化发展推向了繁荣。同时这些标杆式人物，他们不畏强权、崇尚气节、秉公持正的做人态度深深影响了开县的文化传统，更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开县人文精神的内涵。
三、“商”文化孕育了开县人海纳百川、解放思想、善于创新的开放精神
现在我们听到有人形容开县，有时候喜欢用一个词，叫“金开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开县盛产柑橘，橘子成熟后金黄一片，所以叫“金开县”；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开县最早建县的时候被刘备取名叫“汉丰县”，表明这里“汉土丰盛”，就是一个“金窝窝”，所以后人引申为“金开县”。当然，确切原因究竟为何，现在已没有办法确切考证，但是现在认同率较高的看法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主要是缘于开县丰厚的物产资源和发达的农耕文明。开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足，且依山傍水，这样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所以开县不但盛产柑橘和大米，还有茶叶、药材、蚕桑等丰厚的农业资源，柑橘还曾经被作为贡品贡献给朝廷（《新唐书》：“开县，士贡橘。”）。
那么，“金开县”和商业文明有什么关系呢？《易经》里最早这样形容流通业：“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丰厚的货物资源，是商业发达的基础条件。开县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特别是盐的出产，为其商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天时地利的条件。金贵的食盐作为生活的必须品，它可以换“天下之货”，因此，产盐地自然会积聚商机。三峡地区是盐文化的发源地，开县的彭溪盐泉（后称温汤井，现位于开县温泉镇境内）始于汉晋，是三峡地区最早发现的盐泉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朝以前，当时的巴、楚、秦为了争夺巴盐，连年战争不断；而同时，另一场争夺也围绕盐泉在进行。为了追逐盐的高额利润，来自盐泉四周的汉子们，怀揣发家兴业的梦想，穿越崇山峻岭和高峡深谷，来到这里淘金。淘到的盐要运送出去，才更有利于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怎么才能把盐运送出去呢？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勇敢、勤劳的开县人同三峡地区的兄弟们一起，披荆斩棘、依崖凿道、伐木开路、遇水搭桥、垒石为关，用青石铺成了一条西通巴蜀、北接三秦、东连荆楚、南越云贵的盐运大道；他们肩挑背驮货物、翻山越岭，用血肉之躯闯出了这条商业之路。这条古盐道被后人称为秦巴古道，是庸巴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开了开县“路接长安、北出秦壤”的便利之门，促进了开县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人曾经评价在古老的中国有两条“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一条是以丝绸贸易为主体的“丝绸之路”,一条是以茶叶贸易为主体的“茶马古道”，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用血、泪和汗开拓出来的庸巴古盐道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重量并不逊于前面这两条路，其价值在当今更值得人们去发掘和研究。
当然，除了盐之外，开县盛产的大米，在明清的时候更是几乎垄断了川东米市场，连云阳、巫山都要靠开县供米；而麻的种植和桑蚕的广泛养殖，也促进了开县本土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开县的丝帛、麻制品更是远销海外。《隋志》曾经记载开县是“水陆所辏，货殖所萃”之地，产品的大量外运和外销，打通了开县通南向北走东闯西的商业大道。除了盐道外，开县在清代以前的古道主要有十条：一是开养道，从开县至云阳养鹿乡。二是开路道，从开县至云阳养路阳坝。三是开大道，从开县至大宁（今重庆巫溪县）中岗乡。四是开太道，从开县至太平（今四川万源市）县界（此县界原在万源，现在重庆城口县境内）。五是开梅道，从开县出梅子关至东乡县界。六是开杨道，这条古道直接联系了茶马古道（即从镇东街道到大德、敦好、天和、三汇口、杨柳关至宣汉县交界）。这条古道及至清代，仍然是重要的通商大道。《晋书》对这条古道曾有相关描述：“旅行者去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可见当时商业之繁华。七是开新道，经巫山坎（今开县巫山乡）至新宁县界。八是临窦道，经南雅抵窦山关，至新宁县界。九是开铁道，经赵家场（今开县赵家街道）至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境铁峰山。十是开万道，经赵家场至万县大垭口。
除了陆路之外，开县的水上交通也很通畅，特别是在清代，水运更是当时连接长江区域商业往来的重要形式，清乾隆《开县志》曾形容开县的水运场景是“泱泱船帮”。便利的交通，让开县丰厚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山之外，而开县本地的商业发展随着这种流通达到了鼎盛，也吸引了更多外地的人在开县建立商业会馆，如在老东街区域，就曾经建立过湖南、湖北、陕西、常德会馆等。这些商会会馆为在开县从商的外地商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可以这样说，商业文明的发展，让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产生了碰撞，这对开县人原本封闭自足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开县人为了改变生活，开始走出开县，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开辟创富之路。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数十万开县人常年在外勇闯天下，创富神州：上海拆房子、北京开馆子、广东开厂子、新疆摘桃子，不但创立了“帅乡砖工”、“开县技工”、“金开家政”、“开县厨师”等具有特色的劳务品牌，更是赢得了“世界要看犹太人，浙江要看温州人，重庆要看开县人”（原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语）的美誉，将开县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伸到了祖国各地。
开县商业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商”文化，练就了开县人解放思想、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而外出创业的开县人更是将不懈追求、善于创新的创业精神进行了生动的传承和诠释，让开县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民”文化彰显了开县人热情活跃、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开朗精神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开县的民风民俗。同重庆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开县人生性耿直、敢想敢干，但相比之下，开县人却更懂得享受生活，善于在平凡中创造生活的美好情调。
1、开县人喜歌舞
一是巴渝舞的创造者之一 本文在前面曾提到，早在几千年前，开县人的祖先賨人就爱边打仗边唱歌，左手拿盾，右手执矛，因“锐气喜舞”而闻名于世，这也是“巴渝舞”的滥觞。
二是民歌风行行 开县民间喜欢以歌声鼓舞劳动情绪，薅草、杠抬、夯土、榨油等，均有歌声伴唱。比如樵夫多会唱山歌，且常用《盘歌》互相问答，山间此起彼应，音韵优美；有经验的老抬工，还会即兴创作出赞扬、骂人、讥讽、俏皮的新词，来增添劳动的乐趣。劳动的时候要唱，聚会的时候更要唱。据清咸丰《开县志》记载：“开县风俗……男女皆唱竹枝。”并记录了演出情景：“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竹枝歌是下川东民歌的总称，从这个记载也可看出开县爱唱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开县文化馆在1983年印成的《开县民歌集》就收录了开县民歌176首。
三是灯舞辉煌 开县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春节是开县人民极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欢庆时间达半月之久，尤以元宵之夜，更为热闹，除了彩灯四布，更以舞龙灯、玩狮子、彩莲船、车车灯增添气氛。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对于这些古老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需要我们去保护和继承，这也是对开县历史文化的代代传承。
2、独特的民间习俗
开县的地方民俗有很多，简单来说，主要有这样几个：
一是正月初九登高 登高的习俗原是源于先民巴人。先民最早居于山地，后移至平地，但其祖先已埋于山上，所以正月常要登高祭祖。后来韦处厚离开开县，开县人纷纷登高送别，以至于正月初九登高，成了开县人一种特殊的纪念节日，并日久成俗。
二是清明节吃“清明粑” 开县民间有在清明节吃“清明粑”的习俗，就是用学名叫“清明菜”的野菜，剁碎和米面、红苕、糖类做成粑，蒸熟就可以吃了。
三是端午节吃包面和挂艾草 开县多数地方没有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而是吃我们称为“包面”的东西，即重庆人说的“抄手”，其他地方所说的“云吞”。并且在门前还要悬挂菖蒲、艾叶以避邪疫。
四是中元节拜祖先 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按照开县的旧俗，迷信传说“冥府开放，让鬼魂回家探亲”，所以开县人多于这段时间设酒肴祭祀祖先，并烧化纸衣、纸钱，以寄托怀念。
五是中秋节吃糍粑 开县人会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将糯米蒸熟后，用芦竹舂融，做成“糍粑”，拌糖食之。晚上的时候，全家大小围席而坐，品尝月饼、瓜果，赏月谈心。部分乡镇还保留着“走宝宝香”的习俗：即选用新鲜的大柚子，在上面插满点燃的香，再插上竹棍，小孩子会拿着它在月亮下面边走边念儿歌，名曰“走宝宝香”，一来增添孩童乐趣，二来祈求月亮保佑孩子的健康和家庭的美满。
3、自成一体的民间方言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到抗日战争中，开县历史上至少有六次以上移民迁入，最大的一次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开县方言受到移民的影响，一部分与湖南、湖北方言相同和接近，一直保存湖广方言，另一部分则属于四川方言，与川东各地相同。湖广填四川，几乎把除了北方语系以外的各大语系都一鼓脑填进了四川，也造就了开县千奇百怪的方言，这些方言：如火嘌嘌的、钻眯古头、壳儿钱、宵夜没得、劳为答、客西半儿、洋顶垫儿、住摸子、遭捏、打侗侗、灰赖等等，别说外省人，甚至是重庆人都听不懂。但是这些方言，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言出有因”。比如说在封建社会，很多移民是强制性的，所以移民要用绳索捆绑起来，强迫押送。路途中如要上厕所方便，就要“解手”，所以至今开县还有称上厕所叫“解手”的说法。
不管是具有开县特色的语言体系，还是形式多样的歌舞习俗，这些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丰富了开县人的生产生活，更彰显了开县人热情活跃、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开朗精神，向世人展示了开县独特的民间人文风貌。
溯源人文精神的文化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一次奇妙的旅程，而准确定位开县人文精神，对激扬开县人民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推动开县实现进一步跨越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几年，我县开展过几次对开县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提炼：比如曾被提炼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后来又被概括为“开明、开朗、开拓、开放”，近期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再思考、再总结，又提炼为“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四开”精神。应该说，“四开精神”的提出，传承了“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实质，同时又结合了时代特点，给开县人文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当然，开县人文精神不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开县本身而言，“武”、“文”、“商”、“民”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对于开县现在的这座移民新城来说，原有的历史文化并不会随着搬迁就自觉地依附在新修的水泥建筑上。我们只有将这些历史文化与新开县进行重新嫁接、融合，甚至是再创造，把开县人文精神深植并熔铸到开县城市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心灵和生活之中，才能够让开县人文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让这座城市真正拥有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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