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歲幼童被綁票
對於保定市私立“國康藝術專科學校”校董、油畫老師井端陽來說，1951年立夏這天絕對是他人生中的黑道日。
長期以來，不管是在外人還是圈內人眼裡，井氏家族都是令人羨慕的。早在清朝咸豐年間，保定府的井氏家族中就出了優秀人才井寶昌，從九歲到二十二歲十三年間，完成了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跳，掙得了一個“同進士”功名。三十二歲那年，井寶昌頭上已經有了四品頂戴。按清朝官制，四品官處於第八檔，介乎如今的正廳與副省之間。這個井寶昌，就是井端陽的高祖。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家族裡出了這麼一個“高幹”，往下井氏各房一切就都好辦了。幾十年下來，井氏家族中或官或商，或儒或醫，能人頻出，代代不絕。到了井端陽這一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一是當官的沒了，二是富商也沒了，三是名醫的傳承’也斷了，只留下若干儒雅之根。儒雅也是需要經濟基礎的，井氏家族的各房祖上不是做官就是經商，遺下的財產足夠他們玩儒雅了。井端陽玩的儒雅是丹青，玩出了若干名堂，竟然被由蔡元培創辦、林鳳鳴任校長的“民國最高藝術學府”國立藝專錄取為旁聽生，畢業後先後在南京、武漢、重慶、北平、天津、保定從事美術教學工作。1948年11月保定解放，井端陽和幾個志同道合者出資創辦“國康藝術專科學校”，於1949年元旦正式開張。
“國康藝專”租用的是原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教育廳下轄的一所職業學校的校舍，該校在抗戰爆發時解散，日軍佔領保定時，校舍成為特務機關駐地，後院的教工宿舍則改建為日軍軍官的住所。抗戰勝利後，校舍由省教育廳收回。但職業學校並未恢復，校舍遂由教育廳出租。至保定解放之前，一共有三個大房客租過。而“國康藝專”則是在保定解放後向省教育廳租下了該校舍，井端陽一家四口就住在後院的原日軍軍官住所裡面。
立夏這天，學校放假。井端陽和母親、妻子、兒子上午在家，做夏餅、撈麵，忙碌了半天，吃過午飯就去外面遊玩。這年，井端陽三十六歲，其母薛氏五十五歲，其妻吳淑琴是井端陽後娶的填房，二十五歲，兒子井孝祖(乳名圓圓)年方四歲。一家四口高高興興出了門，打算去逛廟會。他們在距“國康藝專”一個街口的北關街吉祥衚衕對面等候載客馬車經過時，井端陽去上廁所。他剛離開，從南邊來了—個挑著擔子沿街叫賣的貨郎，薛、吳婆媳倆被擔子上打六折的無包裝香皂吸引，當下就圍著擔子買了幾塊。兩個女人付了錢，正捧著香皂又看又聞時，井端陽上完廁所返回了。他一眼就發現兒子不在奶奶、媽媽身邊，心裡一凜，一邊問“圓圓呢”，一邊睜大眼睛四下尋找。可是，視野間已經沒了那個虎頭虎腦的男孩兒了！
三個大人頓時著急了，一迭聲叫著“圓圓”，分頭四下尋找，遍尋無果。也就這麼短短兩三分鐘時間，孩子竟然就失蹤了！
婆媳倆已經撐不住大放悲聲了，井端陽強自鎮定：“媽您去衚衕，淑琴和我往大街兩側，咱三人分頭尋找，才這麼點兒時間，孩子走不遠的！”
其時保定解放已經一年半，經人民政府大力整頓，治安形勢與解放伊始相比大為好轉，誘拐兒童的案件基本絕跡，因此井端陽只認為兒子是走失了，根本沒往誘拐方面想。直到三個大人從三個方向尋找一陣無果而返，他們腦子裡才不約而同地冒出了“誘拐”兩個字兒。
那時候，老百姓遇上這等事兒，大都先自己想辦法解決，因此井端陽也沒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分局，而是立刻返回藝專向一干同事求助，還驚動了校長。校長當即叫上一些在校的師生分頭尋找。薛、吳婆媳倆也分頭前往附近的幾家親戚處求援，眾親戚自是二話不說，紛紛出動加入了尋找圓圓的行列。
這些人總共不下五六十位，一直奔波到黃昏。那時的保定市區遠沒如今這麼大，這番尋找，大致上已經跑遍了全城，可是，誰也沒發現孩子的影蹤，更沒打聽到任何相關線索。如此，井家就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孩子給人拐走了！
到這當兒，只能驚動警方了。於是，井端陽就到藝校校長室撥打電話，向其住所地同時也是案發地的管轄公安機關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報案。電話還沒接通，其妻吳淑琴急急奔進校長室，手裡拿著一張拆開了的香菸盒紙：“快看！快看！”
煙盒紙上寫著：“若要孩子，備好二十兩黃金候命。報警，殺！”一筆一畫全都筆直，似是用尺子比著寫出來的。
井端陽看著，雙手不住發抖。校長董永初湊過來，看到紙條上的內容，馬上指著電話機：“報警！”
吳淑琴聲音顫抖：“那上面寫著報警就要殺我兒子！”
董校長果斷地說：“必須報警才救得了圓圓，公安同志肯定會注意保密的。”
這時，井端陽回過神來，也連聲道：“報警！報警！”
三分局接到井端陽的報案，自是非常重視，當下就指派刑偵隊副隊長寶大貴負責處置該案，片刻，寶大貴打來電話，說鑑於案犯可能會對藝專這邊進行窺視，因此他不便過來，問井端陽是否方便出來一趟。井端陽說沒有問題，於是雙方約定半小時後在北關街的“天龍茶館”門口見面。井端陽匆匆出門。他趕到“天龍茶館”門口時，寶大貴已經到了，還帶著一個便衣刑警小田。那時的茶館，同時也是書場。最近這段時間，正由當時在北方小有名氣的藝人蕭少海說《隋唐英烈傳》，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場，兩個小時，場場爆滿。刑警約見井端陽的時候，茶館門口已經掛出了“客滿”的牌子，不過寶大貴因為經常辦案，跟茶館的老闆、夥計都熟悉，當下打了個招呼就領著井端陽入內了。他們沒去喝茶聽書的店堂，而是由跑堂領著去了後面的一個小間。
這時候，無論是兩位刑警還是井端陽，都不曾也不可能料想到，他們三人竟然被人盯上了，而且正準備採取措施！
二、政保偵查員抓了刑警
一個月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政保偵查員偶然抓獲了一名以印度尼西亞華僑身份入境的特殊來客——臺灣“國防部保密局”情報特工雷炳辰。
據雷炳辰交代，他此行的使命是獲取由上海、南京、保定、天津的臺灣潛伏特務遞交的情報。他從香港搭乘客輪前往上海，憑藉合法身份證件順利通過了邊防檢查。之後，雷炳辰先後在上述四城市“觀光”，順利地獲取了由潛伏於當地的特工遞送的情報。如果雷炳辰在天津獲取情報後，直接去廣州經香港返回臺灣交差的話，或許這趟特別差使也就僥倖完成了。可是，在印度尼西亞土生土長的雷炳辰卻沒立刻滑腳，他尋思自己從未去過北京，現在難得攤上這麼一趟“官費出差”，已經到天津了，離北京不過三小時的車程，何不借機到北京去轉一轉？於是，他就登上了由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
雷炳辰沒有料到的是，他的好運竟然到頭了。在北京入住賓館時，大堂一側扮作清潔工的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處的便衣偵查員正奉命蹲守另一反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雷炳辰想來，他在辦理人住手續時一切都是按照美國教官所教授的方式“從容進行”的，在上海、南京、保定、天津入住賓館時經過實踐檢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這次不知怎麼露出了破綻，竟然引起了那個便衣偵查員的注意。於是，就出現了“摟草打兔子”的戲劇性效果，僅僅過了半天，雷炳辰就折進了局子。
雷炳辰倒也識時務，還沒等人家確認他的特務身份，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全部情況。那時特務活動的技術含量比較低，雷炳辰傳遞的情報就是四本書，情報是用密寫藥水寫在書裡的，雖然用的是暗語，但對密碼專家來說，也沒有太高的難度，不過折騰了數天便全部破譯了。情報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情民情，但並沒有我黨政軍的重大機密，有的甚至是公開報道過的，估計潛伏特務也是應付差事。
情報雖然不重要，但偵查潛伏特務這事兒是重要的。按照當時的規定，這已經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活兒了，於是就上交公安部，由部裡把活兒分派下去，責成上海、南京(當時還未組建江蘇省，南京直屬中央管轄)、河北(當時保定、天津均屬河北省)三地公安機關偵查。
河北省公安廳政保處偵查員吳富生、李春君奉命偵查保定地盤上向雷炳辰傳遞情報的潛伏特務。這二位原是省委社會部的，接受任務時剛調到省公安廳，都是幹過幾年反特工作的熟手。兩人領受使命後，先去北京提審了雷炳辰。
雷炳辰交代，他抵達保定後，按照事先上峰的指示下榻於“燕趙飯店”，然後，什麼都不幹，就去名勝古蹟旅遊，玩累了回飯店睡覺，睡醒了下館子吃喝。那麼情報怎麼交接呢？不用交接，那本書是通過郵電局寄到“燕趙飯店”的，沒有寫房間號碼，只寫著“燕趙飯店轉交下榻旅客封金富先生收”(封金富是雷炳辰的化名)。
吳富生、李春君返回保定後，隨即就去郵電局調查。那時沒有攝像探頭，對於郵寄人的線索全憑經辦營業員回憶。由於雷炳辰在收到情報後立刻把外面的包裝紙處理掉了，偵查員也就無法知曉這本書是由哪個郵局的哪個營業所收寄的，而飯店方面因不是掛號郵件未作登記，經手的服務員對寄件人落款什麼的也沒留下任何印象。因此，要想調查，就只能—個個營業所跑了。可是，跑遍了保定全市的郵電營業所，也沒發現任何線索，所有營業所的窗口工作人員、郵局裡面的分揀員都回憶不起自己是否經手過這樣一件印刷品。
這條渠道走不下去了，於是，吳富生、李春君改變方式，對那份隋報的原件進行了研究。這是一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傳記文學《卓婭和舒拉》，在那個年代，這是一本風靡全社會的超級暢銷書。吳富生、李春君請來痕跡技術員對全書各頁進行檢測。技術員使用了當時屬於高科技的檢測技術，最後在書的封底發現若干字跡，經仔細辨別，內容是“可與他校標準齊平”幾個字和一個長寬各為半寸的正方形框框。這個發現說明什麼呢？吳富生、李春君分析後認為，有人曾把這本《卓婭和舒拉》作為墊底，在上面放上一張紙寫下了上述文字，又在後面蓋了一個私章。
為了印證這個分析正確與否，他們找到了一本同一版本的《卓婭和舒拉》，將封底作為墊底，把白紙放在上面，用鉛筆寫字以觀察留下的印痕。結果發現，要想在封底表面留下通過化學顯影劑加放大鏡才能勉強分辨的字跡，在白紙上寫字時必須下筆非常輕才行，而且力道要十分均勻。兩個偵查員都難以做到這一點，因此他們推測，這個寫字的人應該受過專業訓練，有可能是美術工作者。再聯繫到“可與他校標準齊平”這幾個字和私章，基本可以斷定此人是某所學校的美術老師，並且掌握著一定權力，因為尋常的美術老師是不可能作出此類批示的。這樣，吳富生、李春君兩人又查了數日，終於將目標鎖定在“國康藝專”。因為在全市各類學校中，只有“國康藝專”的領導層中有接受過專業繪畫訓練的人。由於這是一所私立藝校，沒有黨團組織，也沒有工會或者其他跟官方有溝通的組織，所以吳、李兩人小心翼翼，唯恐一不留神驚動了被調查對象。查了幾天，最後終於查清寫下這行批示的人是該校油畫老師、校董井端陽。
那還是今年寒假結束剛開學時的事兒。保定市教育局向全市各類學校發出通知，要求學校主管部門須關心教職員工的生活，對於晚上加班的，應該發放夜餐費。“國康藝專”自然也收到了這個通知，校長於是就向學校董事會打了一份報告，請董事會定奪。藝專的董事會由五人組成，井端陽是其中之一，也是五名董事中唯一在藝專擔任老師的，因此是校長和校董會溝通的渠道。校長把這份報告送到了井端陽手裡，井端陽跟其餘四位董事商量後，同意按照與其他學校相同的標準發放夜餐費。董事長史超在電話裡請井端陽在報告上寫個意見，然後把報告送到他那裡，其餘四位董事只需批示“同意”，然後簽名蓋章就行了。於是，井端陽就寫上了那句話，又蓋了個私章。當時面前正好有一本剛從新華書店購買的《卓婭和舒拉》，於是寫字時就隨手墊在下面。
吳富生、李春君鎖定井端陽後，向政保處領導遞交了一份書面報告。政保處向廳領導請示應該怎麼處置：是立刻動手抓呢，還是暫不下手，放長線釣大魚？這個，省廳領導也不能拍板，因為是公安部交辦下來的案子，於是就向北京方面請示。這天上午，北京的回覆到了，讓河北省廳“相機行事，就地處置”。省廳領導經過研究，決定立刻逮捕井端陽。這樁差使還是交由吳富生、李春君承辦，政保處領導另外還調派了兩個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偵察兵，負責下手拿人。
傍晚，吳富生、李春君和那二位擅長擒拿格鬥的前偵察兵穿著便衣，悄然來到“國康藝專”門前，正撞上井端陽匆匆出門，叫住一輛三輪車，讓車伕去，“天龍茶館”。吳富生尋思這主兒急匆匆奔“天龍茶館”，莫非是要跟同夥見面？於是，就跟李春君交換了意見，決定先不下手，跟蹤上去視情再作打算。
四人是開著吉普車過來的，停在附近的衚衕裡。當下，就分為兩路，一路招了輛馬車尾隨三輪車，另一路開了吉普車搶先去“天龍茶館”那邊守候。坐在三輪車上的井端陽心思全在被綁票的兒子身上，根本沒留意後面有一輛馬車不緊不慢地尾隨著。而那輛吉普車，則早就到達茶館，車上二位看到井端陽匆匆趕到，跟兩個男人(即便衣刑警寶大貴、小田)進了茶館。前面說過，這天夜場評書已經客滿，吳富生等人是沒法兒進入茶館了。吳富生、李春君正商量該怎麼辦，兩個前偵察兵之一的小黃忽然發現茶館的一個夥計是他的發小，就悄悄跟夥計一說，讓夥計帶他進去觀察一下。
小黃進去轉了一圈兒就出來了，彙報說井端陽跟兩個男子在後面一個小間裡密議著什麼，那二位懷裡鼓鼓囊囊的，顯是揣著傢伙。與此同時，和寶大貴一起來的刑警小田也注意到了“鬼鬼祟祟”地從小間門前經過的小黃，懷疑是綁匪的同夥，便出來查看。小田假裝買香菸，在茶館門口轉了轉，已經把吳富生四人掃在眼裡，覺得甚是可疑，遂匆匆回裡面向寶大貴報告。
吳富生、李春君頓時警惕，尋思這小子多半是已經發現井端陽受到監視了，若三人一起從茶館後面翻牆逃跑，這事兒就折騰大了。於是，打了個手勢，四人拔槍就往裡闖，直奔後面的小間。寶大貴和小田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已經被下了手槍，和井端陽一起上了銬子。
三、被綁幼童安全返回
省廳偵查員和保定市公安局刑警之間的誤會，自然是到了地頭一下子就說清楚了。市局刑警立馬獲釋，為表歉意，人家還送了一條香菸。
從省廳出來的時候，寶大貴心裡有些鬱悶，暗忖井端陽這一被捕，不知綁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擔心綁匪把井端陽的被捕視為井家失去了頂樑柱，贖金沒有著落，一怒之下撕票了事。因此，寶大貴此刻甚為被綁票的圓圓小朋友的命運擔心。
寶大貴知道，此刻最重要的補救措施就是與井家人取得聯繫，獲取綁匪隨時可能送去的新信息，以便決定下一步應該如何進行偵查。可是，眼下情況特殊，儘管省廳偵查員沒向他說起井端陽為何被捕，但明白人一眼就能看透——被政保部門捉拿，還會因為什麼案子呢？案子只要跟政保部門沾邊，旁人就得慎重，否則一不留神就會被扯進去，落個“通風報信”的嫌疑也不是沒有可能。因此，寶大貴返回分局後連夜向值班的蔡副局長報告了這一情況，蔡副局長也沒敢作什麼指示，說待次日上午局長來了再研究吧。
寶大貴考慮到，如果這個案子在明天上午前再發生其他變故的話，井家或者藝專肯定會連夜來分局報案，所以，他決定當晚不回去了，就在分局過夜。這個決定倒還真是有先見之明，午夜後，就有人來三分局了，而且，一來就來了兩撥。
第一撥是“國康藝專”的董校長和一個姓程的老師，說傍晚後公安局約井端陽去外面談情況(井端陽沒透露刑警約他去了“天龍茶館”)，可是這一去竟到現在還沒回家，井老師的家人心急如焚，就向董校長求援。董校長趕緊拉上程老師，兩人合騎一輛自行車來公安局詢問。董、程兩人的到來使三分局這邊有些尷尬，因為他們雖然知曉這是怎麼回事兒，可是沒法兒跟人家說；而不說呢，就沒有一個交代——人是公安局叫出來的，如今他上哪兒去了呢？難道繼兒子之後這個老爸也失蹤了？即使真的失蹤了，也要找三分局，人家得報案啊。
接待民警並不知道井端陽已經被捕的情況，立刻把董校長反映的情況向蔡副局長報告。蔡副局長就把寶大貴喚來，商量應該怎樣處理這事兒。寶大貴也感到很棘手，兩人正商量時，第二撥人來了。
第二撥來人竟是省廳政保處偵查員吳富生、李春君，他們二位是騎著摩托車風風火火從省廳趕來的。這二位的午夜來訪，跟被捕的井端陽有關——
井端陽供出了他的特務身份，他是1944年在重慶做美術老師時加入“軍統”的。井老師其實並非做特務的料，但當時“軍統”方面很需要在他執教的學校發展一個對象，以便開展某些工作。於是，就派人跟井端陽談了數次，遭到婉拒。接著，人家就玩陰招了，又是美女勾引，又是誘其豪賭。井端陽很快就掉進了陷阱，只好就範。不過，由於形勢的迅速發展，日本投降，井端陽在重慶並未發揮“軍統”預期的作用，反倒白領了津貼。
按照戴笠制訂的“團體紀律”，一旦參加“軍統”，終身不得退出，而且必須服從安排。這樣，抗戰勝利後，井端陽想回保定老家的打算一時難以實現。根據“軍統”的指令，他先是去了北平，後又去了天津，均以教師為業，在大學、中學裡刺探學生運動的情報。“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後，井端陽的組織關係依然如故。1948年，解放軍四野包圍天津前夕，井端陽接到指令讓其返回保定老家，任務是通過原先的家族影響和社會關係，聯絡故舊，創辦一所藝術專科學校。
井端陽依命而行，可是，學校還沒創辦起來，解放軍已經逼近保定了。井端陽向上司請示是否中斷該項使命，上司說原本就計劃好讓藝專在保定“淪陷”後開張的，也算是為共黨統治下的保定製造些許繁榮景象吧，共產黨政權肯定贊同。而你呢，為團體幹了三四個年頭，也算是抗戰時期留下的老人了，現任命你為本局“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少校副組長，負責收集、輸送情報。具體情況，屆時會由代號“野馬”的組長通過秘密渠道向你交代，活動經費、器材不久也會通知你領取。
過了幾天，果然有一封信寄到了井端陽寄宿的堂兄家裡，用暗語通知他前往“利眾飯店”202房間領取經費、器材。井端陽依約而去，跟前臺一說202房間，人家就給了他鑰匙。他打開房門入內，裡面無人，於是按照信中所說的從壁櫥裡取了一口小皮箱就離開了。回住處打開皮箱，裡面是三本密碼、密寫藥水、顯影液、三十兩黃金、二百塊銀元以及一封用暗語寫的信函，內容是告訴他應該如何與組長“野馬”聯繫。
半個月後，保定解放。井端陽收到了一張明信片，上面用密寫藥水寫著“野馬”的指令，命其立即著手向共產黨當局申請創辦藝專。井端陽當即照辦，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就辦起了“私立國康藝術專科學校”，隨即登廣告招生，於1949年開春招收了三個班級的學生，寒假結束後正式開學。井端陽舉家從堂兄處遷到了藝專的家屬宿舍。這年暑假，省教育廳批准“國康藝專”可以在整個華北地區招生，所以秋天開學時，又有五個班級韻新生入學了。
井端陽這個“國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副組長有三個手下，井端陽有這三個特務的姓名、住址，可從未見過面，因為“野馬”沒有下達過活動指令。井端陽自己倒是幹過一次特務活動，那就是按照“野馬”的指令將一份情報用密寫藥水寫在那本《卓婭和舒拉》的書頁空白處，然後寄往“燕趙飯店”。4月中旬，井端陽收到“野馬”寄來的一封信，可是那天下著大雨，信被雨水打溼，裡面的內容根本無法用藥水顯示。於是，井端陽就按照“野馬”事先交代的聯絡地址，於4月18日寄了一封問詢函。可是，函件寄出後至今也沒收到回函。
井端陽交代完上述情況後，向主持訊問的省廳政保處副處長蔣先銘提出了一個要求，說他的四歲幼子被綁了票，請求政府幫助找回兒子。對於井端陽的這個要求，省廳方面認為沒有理由拒絕，井端陽犯案是井端陽的事兒，他的兒子現在被綁票，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人民政府理應全力解’救。於是，省廳領導當即下令與承辦這起幼童綁票案的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聯繫，儘快解救被綁幼童。這就是吳富生、李春君夜訪三分局的原因。
蔡副局長對於吳富生、李春君二位的到來喜出望外，說您二位來得正好，遂把藝專董校長反映的井端陽“失蹤”之事說了說，問應該怎樣回答人家。吳富生和李春君商量了一下，說你們可以告訴他們，省廳對這起綁票案很重視，在調查時需要被綁孩子的父親隨時準備應對突發情況，因此井老師暫時要在公安局這邊留一下。同時，讓他們轉告井老師的家屬，如果綁匪有新的贖票消息，必須立刻向公安局報告。
兩撥來訪者離開後，蔡副局長說寶隊長你趕緊休息吧，估計明天一上班，局領導班子碰頭一商議，就得成立綁票案專案組了，你自然是要出大力的，再不睡覺明天就沒精神了。可是，第二天卻用不著成立專案組了。上午八點多，分局幾位領導正湊在一起研究組建專案組之事時，傳來了好消息：被綁票的圓圓小朋友竟然找到了！
“國康藝專”附近有一家菜場，這天上午七時許，前往買菜的群眾發現一個穿紅衣服長得虎頭虎腦的男孩兒站在菜場門口，一雙小手捧著半個油餅正啃著。啃完後，孩子忽然叫著“媽媽”哭了起來。於是，他就受到了人們的注意。在菜場裡義務治安值勤的兩個大媽以為孩子是跟著大人前來買菜走失的，就把孩子領到一旁哄著等候大人來找。等了半個小時並無大人來，於是其中一個大媽就拿著洋鐵皮土話筒在菜場裡一邊走一邊喊：“誰家的孩子走失了，請到大門口去領。”一圈轉下來，竟然無人前來認領。另一個守著孩子的大媽給孩子買了棒棒糖，問他家住哪裡、父母是誰，可是，這些問題一個四歲孩子是無法說清楚的。這樣，這個孩子——井端陽之子圓圓小朋友就被送往北關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一見圓圓，皆是喜出望外，這不是昨天那個藝專老師一家來報失的小孩兒嗎？這不回來啦！正在這時候，寶大貴從三分局打電話來詢問情況，聽說圓圓已經找到了，長噓一口氣，說你們先別跟家屬說，我過來問一下。
可是，當寶大貴匆匆趕到派出所時，圓圓已經睡著了。寶大貴不忍心喚醒孩子，又設身處地為其媽媽、祖母考慮，就讓民警往“國康藝專”打電話告知孩子已經找到，請家屬來派出所領回去。
當天下午，寶大貴和刑警小田前往藝專家屬宿舍井端陽家。井家大人臉上愁雲密佈，料想省廳政保處已經把井端陽被捕的消息通知家屬了。四歲的圓圓當然未受影響，正興致勃勃地玩積木。小田和圓圓一起玩，同時向孩子瞭解其被綁票的情形，可是孩子基本上已經把昨天那件事忘記了，只說是一個叔叔遞給他一根棒棒糖，然後附耳輕聲說領他去馬路對面看貓貓，就一把抱起他離開了。往下呢？孩子說他就睡著了——估計是案犯給圓圓下了迷藥。其他情況如醒後怎樣、置身環境、飲食睡眠、交通工具一直到最後怎麼給弄到菜場門口的，圓圓一概說不上來。
寶大貴則跟孩子的母親和祖母談話，向她們瞭解圓圓回家後的情況，包括有何異樣以及跟大人說了些什麼等等。那二位對井端陽的被捕憂心忡忡，對偵查員的詢問明顯心不在焉，也未能獲得什麼有價值的線索。
返回分局後，寶大貴向領導彙報了走訪井家的情況，請示是否需要對這起幼童綁票案繼續進行調查。分局領導說孩子已經回家了，這個案子反正還沒立案，就這樣了吧。正好這時有群眾來報告遭遇搶劫，於是，寶大貴和小田就被派往現場調查新案子了。
圓圓被綁票之事，就這樣處理了。三分局方面當時沒有想到，這起案件還要重新展開調查，而且是分局與省廳政保處聯手調查。
四、七個嫌疑對象
回過頭來，看省廳政保處對井端陽特務案的調查——
井端陽落網後交代出了他的三個下線，但對於其頂頭上司“國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組長“野馬”的情況卻始終說不清楚。偵查員起初以為是其故意隱瞞，可是反覆訊問下來，最後認為井端陽可能真的不知道，於是，就只好通過其他方法尋找“野馬”的線索了。
根據省廳黨委的命令，政保處抽調五名偵查員組建專案偵查組，組長由政保一科科長衣博中擔任，組員除了之前負責調查井端陽案的吳富生、李春君，還有紀雷和翟芝峰。
據井端陽交代，保定解放前夕，上峰向他佈置潛伏任務時告訴他，今後他歸“野馬”領導，“野馬”會在必要的時候發出指令。按照特務工作的紀律，井端陽不能詢問“野馬”是男是女、姓甚名誰、住在哪裡等等，只有點頭唯唯諾諾的份兒。後來，“野馬”向他下達指令，給了他一個必要時可以通過通信聯繫的地址——第二區雙彩街769號宏運大樓，收信人姓名是許祚中。井端陽在4月中旬收到“野馬”寄給他的那封被雨水淋溼無法閱讀的信函後，曾向上述地址發過一封說明情況的信函，這封信並未留下落款地址，只寫了“內詳”兩字。可是，對方並未回覆。井端陽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但不敢再去信，更不敢冒險前往雙彩街宏運大樓看個究竟。
警方對井端陽交代的三個潛伏特務的訊問也沒有獲得有價值的線索，他們僅僅知曉“泰勝景”、“劉老三”、“史鴻鄂”(都是井端陽一人的化名)是他們各自的上司，也是通過密信聯繫，雙方從未謀面。至於“野馬”，三個特務甚至都沒聽說過。
偵查員問井端陽，“野馬”寫給他的信函是否保存下來了。井端陽回答說，按照特務工作的規定，這類信件都是閱後即焚。偵查員又問他對於“野馬”來函的印象，他說“野馬”的行書寫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有國學基礎的。
5月9日上午，偵查員翟芝峰、李春君奉命前往宏運大樓調查。那是一幢半新不舊的四層公寓樓，有六十來家住戶。底樓樓門內一側的牆壁上設有上下幾排木製信報架，據公寓看門人辛大爺介紹，每天郵差騎著自行車送來郵件時，那些匯款單、掛號信以及無法放入信報架的郵件都是交由他簽收的，而普通信件和報紙等，郵差都是直接放入信報架，讓收件人自取。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宏運大樓的住戶，是否也可以讓別人把信件寄到這裡，回頭他自己到宏運大樓來取呢？辛大爺回答，可以，因為大樓的產權所有人——“宏運麵粉廠”老闆莫勝天先生對此從未有過禁止的規定。抗戰前兩年這幢公寓大樓竣工時辛大爺就是這裡的看門人，十六年來，不但允許外來的非住戶來此取信件，甚至還經常義務為附近一些不方便接收掛號郵件的居民代收信件。這種情況，在當時全國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這下，翟芝峰、李春君的心涼了。如果“野馬”不是這幢大樓的住戶，他讓井端陽把密信寄到宏運大樓，自己瞅個空當兒悄然前來把信取走，誰也不會留意到。
偵查員把信報架上那些尚未被收件人取走的信件一封封瀏覽下來，沒有發現井端陽交代的那封4月18日寄到這裡的平信。這說明“野馬”已經取走了該信函。那麼，“野馬”到底是不是宏運大樓的住戶呢？
當天下午，專案組五名偵查員全體出動，紀雷、吳富生去雙彩街派出所找戶籍警瞭解宏運大樓住戶的情況，衣博中、李春君、翟芝峰則向宏運大樓方面調查自取信函的情況。調查得知，截至4月18日井端陽把寄給“野馬”的那封平信投進街頭的郵筒，宏運大樓共有六十二家住戶，其中包括有些公司給職員租借的集體臥室，一共居住三百一十九人；其中成人二百五十三人，成人中男性一百五十人，女性一百零三人。當然，井端陽寄發的那封平信的收信人“許祚中”其人其名肯定是沒有的，只好從住戶以及非住戶中尋找有疑點的對象了。專案組與戶籍警一起把調查到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從中梳理出七名有疑點的對象——
甲：男，三十一歲。此人是河北梆子演員，在保定地面上小有名氣。他已經在宏運大樓租住三年多了，是個單身漢。不過，作為一個小有名氣的演員，他身邊從來不缺女人，時不時有中青年女子來其下榻處拜訪，有時會過夜，甚至一連住上十天半月。據看門的辛大爺反映，這人以前從來不關心國家大事，常說“我一個唱戲的有什麼需要操心的，張口唱戲，伸手取錢，天經地義，誰當道都一個樣”。可是，最近他卻關心起時政了，訂了報紙，每次辛大爺打掃走廊經過其房間門口時，經常聽見房間裡傳出收音機播報新聞的聲音。
他之所以被列為嫌疑對象，是因為根據辛大爺和一些住戶的印象，這人從沒在信報架上取過信，辛大爺那裡也沒有收到過寄給他的掛號信函，可4月20日前後，有人看見他從信報架上拿了訂的報紙後，猶白不離開，鬼鬼祟祟地在架子上的幾十封信件中尋覓著什麼。之後，這人有十來天時間沒再露過面，也未回宏運大樓住宿。
乙：女，二十九歲。這是一個之前姓名、身份都不詳的住戶，因為她是一個多月前拿著204室的鑰匙直接入住的。在公寓的租住登記冊上，204室的租住人是一個醫生，早在七年前就已經租住該戶了，他本人來住過，妻女也來住過，後來做起了二房東，轉手出租給別人居住了。在乙入住前，204室空關了四個多月沒人人住。乙入住的次日，辛大爺在其外出時曾叫住她，說您是新租戶吧，根據政府的規定，新租戶應該叫上房東一起去派出所登記，如果是外地來的，還要申報臨時戶口。乙說我是保定戶口，也不是新租戶，上派出所去幹嗎？說話語氣很衝。辛大爺就向前來例行走訪的戶籍警小王反映了，小王於是就盯上了乙，可是，接連來了四趟，一趟也沒遇上。於是就留了條子塞進門縫，讓她自己上派出所找戶籍警。條子塞過兩張，可她卻沒去派出所找小王。至於信件，白天的時候，倒是沒有人看見她取過信。不過，據二樓的鄰居反映，乙晚上總是九十點鐘後才回來，而這時辛大爺早就下班了，公寓晚上是沒有人值守的，因此沒人知道乙晚上回來時是否取過信件。
丙：男，三十三歲。此人不是宏運大樓的住戶，據戶籍資料顯示，他的家庭住址是距宏運大樓大約四五分鐘路程的雙彩街鐵鍋衚衕24號。丙以前在國民黨軍隊當過輜重兵，離開部隊後回到地方上進了國民黨警察局開車，卻並非警察編制，而是警察局的僱工。保定解放後，軍管會貼出佈告讓參加過偽黨政軍憲警特、反動會道門的人員前往公安機關登記，丙也去了。派出所聽他說是舊警局的僱工，就沒把他作為重點對象。過了一段時間，把他叫去參加了一個月的集訓，不過沒像其他集訓對象那樣又是操練又是勞動什麼的，只是讓其寫給舊警局當司機時的經歷或者聽說過的情況。從集訓大隊出來後，政府介紹他去煤球廠當工人，他嫌太累，拒絕了。那個年代，駕駛汽車算得上一門含金量比較高的技能，找工作易如反掌，所以丙很快就被物資公司招去當了一名卡車司機。
懷疑丙的理由是，既然他在附近有家有門牌，那信件為什麼不寄往家中而要寄到宏運大樓？
丁：男，三十八歲。丁是中藥材經紀人——就是掮客，其妻是中藥批發行的燒飯女傭。他家原住在第一區多稼街，保定初解放時，他家隔壁的一座破廟被進城的解放軍作為臨時營房徵用，一天，不知怎麼破廟失火，撲救不及，連帶著把他家的房子也一併給燒掉了。於是，政府就安排他們舉家住進了宏運大樓，租金由政府承擔，待房子重新蓋好後再回遷。但一晃兩年過去了，房子還沒蓋起來，所以他家就一直住在宏運大樓。丁在這裡住了兩年，從來沒有信件，生意上的事兒全都在他和幾個同行合夥開辦的公司裡處理，信函也都是寄到那裡去。所以，在住戶們的印象中，這人跟宏運這邊的信報無緣，每次他經過信報架時都是徑直而過，從來不往那上面看一眼。可是，4月中下旬那段時間，他卻天天在信報架前駐步停留。然而過了五一勞動節，經過信報架時，他又恢復了目不旁視的常態。
戊：男，四十歲。此人是鐵路局工程師，三個月前舉家從鐵路局宿舍搬到宏運大樓，為此他每月得多付600-/0的房租，知道的人都感到不解。這人的技術據說不錯，就是一張臉長得像奸臣，性格據說也有點兒陰，人際關係搞得很差。儘管他才人住三個月，可他的信件特別多，匯款單、包裹單也多，多也罷了，他還總是弄得像偷來的那樣，從信報架上取信、到辛大爺那裡簽收匯款單時，不時東張西望，儼然一副防範他人的樣子，還總是叮囑辛大爺不要對別人說起。
己：女，三十一歲。此人是個寡婦，長得頗有幾分姿色，是今年元月上旬入住宏運大樓的，搬來以後主動去派出所報了臨時戶口，向戶籍警說明了自己的情況——很小的時候就失去父母，十一歲那年進了一家草臺班子學唱戲。戲還沒學成，班子解散了，就進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家菸草廠做童工。十六歲那年被老闆的一個親戚看中，把她弄去做了開臉丫環。到了二十歲，又被送給保定的一個漢奸做填房。抗戰勝利後，那個漢奸被國民黨政府給斃了，她用手頭的積蓄在南大街開了一家小雜貨鋪子。兩年後，嫁給保定“善得禮糧行”的老闆屠圖鈞做了小老婆。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還沒推出《婚姻法》，但屠老闆比較自覺，立刻向政府提出與其解除以前的關係，但允許她住在原先的房子裡，並按月支付一份錢糧。1950年底，屠老闆突患心臟病去世，以大老婆為首的屠家人立馬採取措施，將她掃地出門。這樣，她就只好另找地方住。宏運大樓的房東莫勝天跟屠老闆拜過把子，知道後就讓她搬進了宏運大樓，沒收她一分錢。而屠家那邊的做法卻有些匪夷所思，把她趕走後，又不肯拿出戶口本讓她把戶口遷到宏運大樓，所以，她只得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
按照規定，臨時戶口居住人最長一次只能住一個月，戶籍警鑑於她的特殊情況，經報告領導同意後，允許她長期居住，但每個月要申報一次臨時戶口。最近，戶籍警按照上級的佈置，結合正在開展的“鎮反”運動，對每個前來申報臨時戶口的人進行宣傳，不管有無歷史問題，都要求主動回憶個人歷史，發現有不清楚的要向政府講清楚，沒有不清楚的也要檢舉其他人不清楚的歷史。為此，戶籍警只要碰到她，就會交代一遍政策。她態度很好，總是頻頻點頭，諾諾連聲，但每次都說自己的歷史情況已經講清楚了，別人的情況她一概不知曉。戶籍警對此倒是相信的，尋思這樣一個女流之輩又能做出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來呢？可是最近戶籍警聽到反映，說她經常收到不知從哪裡寄來的信，也不時看見她寄發信件。一天前，又收到她的戶口所在地派出所轉來的一份檢舉材料，稱其曾與“保密局”駐保定站的一個姓浦的特務軋姘頭，關係一直保持到保定解放浦某逃離為止。於是，專案組就認為應當將其列為嫌疑對象。
庚：女，四十二歲。這是一個瘸腿女人，無業，家裡卻頗有些錢鈔，據說這是她那富商老爸留給她的遺產。她並非宏運大樓的住戶，家住距宏運大樓五六十米的爛面衚衕。這女人原本跟宏運大樓沒有任何瓜葛，平時路過大樓都是不往裡面瞟一眼的，可自打4月中旬以來。她卻隔三差五地要到宏運大樓查看信件，一天兩次，雷打不動。有認識她的住戶感到奇怪，隨口問過她，她卻笑而不語。
專案組對上述七名嫌疑對象進行了調查，結果如下——
甲：上月中旬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是個小學老師，見過一面以後，他對其比較滿意，給她寫了情書，然後急切地等待對方的回信。可是女教師有些舉棋不定，因此未及時回信，他那幾天不時去信報架那裡尋找的就是女教師的回函。至於之後十來天的時間沒有回大樓住宿，是因為他隨戲班子去外地演出了。於是，這個對象的嫌疑就排除了。
乙：她是204室那個長租戶劉醫生的妹妹，在薦頭店(即如今的職業介紹所)工作，最近跟一個已婚男子玩婚外戀，讓丈夫發現了。其夫是中學體育老師，身強力壯，脾氣暴躁，知曉後也不噦唆，瞅準個機會把正幽會的姦夫淫婦當場堵住，二話不說一頓暴打，然後奔區政府民政科離婚。那時候，社會輿論對婚外戀的態度基本是一邊倒，民政科工作人員自是立刻准許離婚，對於體育老師的家暴反倒沒甚話說。乙被丈夫掃地出門，無處棲身，求告於胞兄。劉醫生在宏運大樓租的房子正好空著，於是就讓妹妹住了進去。乙的這場婚外戀玩得很不值，因為那個情夫捱了一頓揍之後，嚇壞了，跟她斷絕了來往。乙對偵查員說，她平時是有信件，以工作對象——那些找她介紹職業者——的居多，也有親戚朋友的，但都是寄到薦頭店去，從來不寄到以前的家裡或現在棲身的宏運大樓。於是，她的嫌疑也被排除了。丙：這人也給排除了，他附近有家卻要在宏運大樓收信，是因為那是替正在跟外地談生意又不想讓外界知曉的要好同事代收的。
丁：這個中藥掮客所收的信函也與婚外戀有關，他的疑點也排除了。
戊：這位鐵路工程師後來被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鐵路工程專家調往北京國家鐵道部研究院工作，因為他在工作中頗具鑽研之心，所提出的幾個觀點甚至還獲得了國際讚譽。他在宏運大樓居住期間收到的信函、匯款之類，皆與此有關。至於關照辛大爺保密，那是因為他不想讓人知道了惹什麼麻煩。
己：她最後倒是折進了局子，以反革命罪給判了七年，不過跟眼下專案組正在調查的案件無關。其住所地派出所轉來的那封檢舉信反映的情況屬實，她確係“保密局”特務浦某的姘頭，後浦某逃往天津以行醫為業，仍舊與其通過信函聯繫。她曾多次密赴津門與浦幽會，最近兩人正密謀偷渡香港，已經進入了具體準備階段。
庚：和丙的情況類似，這個瘸腿女人在兒子找對象的問題上跟丈夫意見分歧，她是支持兒子的，就給兒子支招，讓女方把信函寄到宏運大樓由她替兒子取。因此，她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這樣，案件的線索就斷了。
五、又一次意外之功
1951年5月12日，幼童綁票案發生的第七天上午，專案組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會議的議題只有一個：如何尋找“野馬”的線索。
偵查員經過反覆分析，認為既然“野馬”給井端陽的是宏運大樓的通信地址，而且井端陽4月18日寄往該大樓的那封信已經不在信報架上了，這表明“野馬”已經從宏運大樓取走了那封信，當一然，也可能是指派他人前往取走的。但是，不管是“野馬”自己取走，還是指派他人取走，都有一個跟宏運大樓接觸的過程。
而“野馬”之所以把宏運大樓作為聯絡點，說明“野馬”對於宏運大樓的情況應該是熟悉的。基於這一點，偵查員就想到了是否可以從這個“熟悉”上尋找“野馬”的線索。“野馬”熟悉宏運大樓，可能是由於以下幾點：一、“野馬”是目前該樓內的住戶；二、曾經是該樓的住戶；三、有與其親近的人是該樓的住戶或者是房東莫勝天的親朋好友；四、是宏運大樓附近的某個居民。是不是可以循著這個思路追查“野馬”的蛛絲馬跡呢？專案組反覆討論下來，認為可以試一試。樓內的住戶和附近的居民這兩塊兒已經細細調查過了，尚有宏運大樓以前的住戶以及房東莫勝天的親朋好友這兩塊兒需要調查。專案組隨即啟動了這兩項調查工作。
衣博中、紀雷負責對宏運大樓業主莫勝天的走訪。莫勝天是保定“宏運麵粉廠”老闆，他另外還開了一家紗廠，在當時的保定也算得上有點兒實力的資本家了。莫老闆有個兒子，早年在北平讀書時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後來身份暴露去了根據地，參加了八路軍，1942年“反掃蕩”時不幸犧牲，莫家因此被定為烈屬。
莫勝天聽偵查員說明了來意，認真回憶了自己的那些親朋好友，想來想去覺得似乎沒有可疑對象。不過，他還是按照偵查員的要求開具了一份名單。衣博中、紀雷拿著這份名單奔波了整整五天，接觸了七十多名莫老闆的親朋好友，沒有發現任何與“野馬”沾得上邊兒的蛛絲馬跡。
與此同時，另外三位偵查員吳富生、李春君、翟芝峰也在奔波。他們分工負責對曾在宏運大樓住過後來搬離的房客進行調查，這項工作十分煩勞，涉及的人不但多，而且雜，又時隔多年，難度非常大。三人原本要去找房東莫老闆要租戶契約檔案，可是向宏運大樓的看門人辛大爺一打聽，他的櫃子裡竟然保存著自宏運大樓開張以來每一戶房客的姓名、職業、原住址以及退租後的聯繫方式。有了這份資料，偵查員的工作省力不少，但也奔波了五天，最後總算髮現了一個可疑對象——柯本清。
柯本清是保定解放前半年住進宏運大樓303室的，他沒跟房東莫老闆簽約，而是向一個姓張的二房東租借的。偵查員按照辛大爺那份冊子上的登記資料去找過張某，得知那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太，已於一年前中風而歿。從其養女以及派出所那裡瞭解到，張某系地主遺孀，手頭有點兒遺產，老公死後她就靠鄉下的地租以及在城裡轉租房子做二房東的收入過著比較滋潤的日子。她在宏運大樓的房子是怎樣轉租給柯本清的，這個情況張某的養女就說不上來了。
不過，偵查員還是查到了柯本清的一些情況。這人在入住宏運大樓時年齡在二十三歲左右，是省師範學校的學生，而據省師範學校中共地下黨在保定解放後向公安機關提供的材料來看，這主兒系打著“進步學生”旗號混在學生中的特務分子；後來公安局在接收的敵檔裡發現了其從“內調部”(前身是國民黨“中統”)保定站領取活動經費和獎金的記載。
辛大爺手頭的資料上記載，柯本清是保定解放前三天離開宏運大樓的，之後，這人就不見影蹤了。不過，偵查員在走訪與柯本清同時期住在宏運大樓的住戶時得知，這個被同樓人稱為“柯先生”的斯文青年寫得一手好字，他曾給篤信佛教的鄰居寫過一幅“普度眾生”的行書，那鄰居至今還保存著。偵查員把那幅字拿到看守所讓在押的井端陽辨認，井端陽說這手行書很像“野馬”寫給他的那兩封信上的字跡(第二封信雖已被雨水打溼，但牛皮紙信封上的字還是勉強看得清的)，不過前者是大楷，後者是小楷罷了。
於是，專案組就將這個名叫柯本清的傢伙列為嫌疑對象，集中力量調查其下落。
5月18日至22日，五名偵查員一齊出動，分別走訪保定解放前夕住在宏運大樓的住戶和省師範學校的師生，終於從當時住在宏運大樓現已搬家的銀行職員周先生那裡得到一條線索——保定解放後半年多，即1949年初夏，他曾在天壇街一帶見過這位柯先生。當時，柯本清和一個看上去比其大六七歲的女子在一起，手裡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女孩兒，那女孩兒的一隻胳膊上打著石膏。當時，是柯本清先看見他，並主動打招呼的，然後向周介紹說同行的那個女子是他的嫂子。那女子看上去頗有教養一，客氣而得體地跟周打招呼，還讓孩子喚其“周伯伯”。
對於專案組來說，這真是天助我也，因為完全可以去醫院調查那段時間裡如此這般的一個女孩兒治療骨傷的記錄，自然也就知曉孩子的家庭住址了。查到了孩子的下落，還怕查不著柯本清那廝？
到次日下午，專案組不但查到了女孩兒的家庭住址，還通過管段派出所查明瞭女孩兒的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女孩兒的母親確實是柯本清的嫂子。那麼，柯本清現在在哪裡呢？說是在邢臺的一家營造行做會計。
三天後，柯本清落網。可是，對於專案組來說，這又是一次雖然有功但於偵查“野馬”案無甚幫助的行動——柯本清確實是畏罪潛逃的國民黨“內調部”特務，但與專案組目前偵查的案子卻沒有半點兒關係。
線索再次斷了。
六、自首者交代的線索
5月23日，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一千偵查員還是糾結於井端陽4月18日寄往宏運大樓的那封信。那封收信人為“許祚中”的信件，應該是已經寄達宏運大樓，而且被“野馬”取走了。現在反覆追查竟然沒查到“野馬”，那麼是不是可以先把“野馬”從宏運大樓取信這個現在看來已經成了大難題的事兒往旁邊放一放，換一個角度去考慮。比如“野馬”為什麼在收信後沒給井端陽回信？他寄信給井端陽，當然不是閒著沒事兒想跟井敘敘友情，肯定是有任務下達，或者是傳達上峰的什麼指示之類。總之，如果沒有特別重要必須立刻交代的事，“野馬”是不會給井端陽寫信的。
可是，井端陽收到的那封信由於被雨水淋溼，字跡無法辨認，導致他無法獲知這封信所傳遞的信息，於是，他就給“野馬”回了一封信，內容極為簡單：“許先生：閣下大札收到，因信箋被雨水打溼而無法閱讀內容，煩請重新寄一封給我。謝謝！”一般來說，“野馬”收到這封信之後，通常是應該再寄一封信給井端陽的，可是，他卻沒寄。如此看來，也許是“野馬”一方發生了什麼變故。
什麼變故能導致這個特務組長乾脆撇開副組長不予理睬呢？這一點，專案組眾偵查員一直分析到當天傍晚會議結束也沒有頭緒。於是，組長衣博中說散會吧，大家今晚好好睡一覺，讓腦子休息休息，明天我們再討論。
當天深夜，眾偵查員休息的時候，保定市公安局第一區分局的值班警員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來公安局自首的，自稱是國民黨“保密局”的潛伏特務！
此人叫陸鴻海，四十八歲，從年齡來看，應該是個老特務了。可是，交代下來，他還只能算是“保密局”潛伏特務中的一個雛兒。陸鴻海是唐山人氏，如果讓其填簡歷的話，乍一看會讓人嚇一跳，怎麼呢？“十七歲至二十一歲——保定軍校”！保定軍校是什麼概念？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軍官學校，創辦於清朝末年，延續至民國前期。蔣介石自1927年組建南京國民政府至1937年間任命和依靠的軍隊重要將領，十有八九是保定軍校出身。不過，陸鴻海並非保定軍校的學員，而是伙伕。後來，保定軍校沒了，他就回家做小生意。抗戰期間，熱血青年紛紛投身行伍上前線打日本人，陸鴻海卻幹起了漢奸；幹了兩年又投了八路，幹起了武工隊；當了一年多武工隊員，吃不了那份苦，就開了小差。唐山自然待不下去了，就去了保定，找不到工作，經人介紹進了偽軍司令部當廚子。後來遇上河北省偽軍二號頭目老貴，此人以前是保定軍校學員，還記得陸鴻海，於是提攜他當了生活副官——其實就是管家。後來抗戰勝利，因為這個老貴隨口胡扯出來的生活副官的官銜，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讓他坐了兩年大牢。
釋放後，陸鴻海無處可去，於是自謀出路重新做起了小生意。小生意做到保定解放前十來天，一個經常到他攤頭上買菸的“保密局”特務對他說，老哥啊，看來國軍暫時要撤退了，不過這天下終究還是老蔣坐的，回頭國軍還要回來。我看你這麼大年紀還練攤兒，實在不是條正道。給你指點一條路子，當地下工作者吧，熬上半年一年待國軍捲土重來，你就是有功之臣，弄個一官半職料想不成問題。陸鴻海聽著這話覺得受用，連忙請求對方提攜。於是，他就糊里糊塗地加入了“保密局”，至於具體屬於哪個部門、哪個小組，他一概不清楚，清楚的是拿到了三十枚銀元，說是津貼加活動經費，還去郊區一個地主莊院接受了為期一週的訓練——其中一天竟是接受“職業道德教育”，由老特務告誡新手不準拿了大洋偷偷逃離，否則將受到制裁；“保密局”的前身是“軍統”，由創始人戴笠制訂的團體紀律至今還有效，哪個敢脫離團體，滅他全家沒商量！然後，陸鴻海就迎來了保定解放。從保定解放到1951年5月20日這段時間裡，陸鴻海的小攤販日子過得很安逸，共產黨治理下的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舊社會時經常在街頭轉悠著欺負小攤販的軍警憲特、地痞流氓完全絕跡。可是，到了5月20日晚上，陸鴻海的安逸日子過到頭了。這天深夜，獨居於靈雨寺後那間簡陋草屋裡的陸鴻海在酣睡中忽然被人推醒。迷迷糊糊睜眼一看，床前站著一條黑影，臉上還蒙著黑布。陸鴻海“哎呀”一聲剛想坐起來，卻被頂在肋間的槍管鎮住：“別動！”跟著，臉上一涼，顯是匕首親近！
那人說一口帶有張家口口音的保定話，聲音低沉，有些甕聲甕氣，好像是鼻炎患者。他告訴陸鴻海，根據上峰命令，特來通知你開始活動。具體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共產黨的保定市第一區區委、區政府張榜招收炊事員、雜役，你以前當過伙伕，灶頭功夫也拿得出手，可以去應聘。已經為你準備了由你老家唐山方面出具的“證明”，你看一下上面的簡歷，背熟了以後就按照那些內容跟人家說。以你當過伙伕的經歷和老家的“證明”，肯定能夠被人家錄用。錄用後，上峰有重任委派。你小子交上好運啦，到那時還不是又是重賞又是升職，聽明白了嗎？
陸鴻海說這位朋友，您的話我聽明白了，只是有兩個問題還不清楚，不知可否請教一二？他提的兩個問題是：第一，當初聽說美國人在老蔣後面戳著，半年一年國軍就要打回來，現在不知這話怎麼說？第二，如若人家去唐山那裡調查，我這個假簡歷不是就給戳穿了嗎？對方回答說，現在美國人在朝鮮，國軍也將開過去，不久就會和美國人一起打過來。至於唐山那邊，你儘可放心，不要說這邊根本不會去調查，就是去查也查不出什麼，你又不是唐山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物，誰知道你小子？反正這活兒你想幹也得幹，不想幹也得幹！說著，對方把一樣東西放在他的枕頭旁，說這個信封裡是“證明”和發給你的經費。你聽著，我們時刻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應聘成功後另有獎賞，到時，我們會派人跟你聯繫！
那人說完，收起武器，轉身出門而去。陸鴻海從床上起來，望著眼前一團漆黑，懷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場夢。可是，一摸枕邊，那個信封卻明明白白地放在那兒。他點了油燈，拆開信封，裡面是一紙由唐山市第七區政府出具的關於陸鴻海歷史情況的證明和五十萬元鈔票(舊版人民幣，摺合新版人民幣五十元)。陸鴻海幼年曾上過私塾，對付著還能把這份證明看下來。證明上稱其系城市平民出身，幼時上過三年私塾，後父母雙亡，遂在當地“大利飯莊”做學徒，五年後離開該飯莊，在東礦區伙房當大師傅，抗戰時又在唐山市內的“大福飯店”做廚師，抗戰勝利後因家裡失火，屋毀妻女皆亡，遂赴保定以經營街頭滷菜熟食謀生，一直到現在。
不難想象，當晚剩下的那段時間，陸鴻海肯定睡不著覺了。應該說，陸鴻海不是一個腦筋很玩得轉的角色，不過，他並不笨。他畢竟活了將近五十年，且經歷豐富，看得多聽得更多，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時事宣傳以及親身感受到的社會情況的變化，因此他已經不相信國民黨會捲土重來了。再往下想，上峰命令他打入共產黨的區委區政府當炊事員，那是要他執行什麼使命？刺探情報？可能性不大，一個燒飯的憑啥能接近區委書記、區長級別的幹部？最可能的是給一包毒藥讓下在大鍋飯裡，把人給一鍋端了！
想到這裡，陸鴻海只覺得背上涼氣直冒。他知道自己不是幹特務活兒的料，讓他去街頭巷尾貼幾張反動標語，或者去茶館利用跟人閒磕牙瞎聊天的機會散佈諸如“老蔣今年要打回大陸吃月餅”之類的謠言可能還成，而要他幹行刺、爆炸、下毒那樣的活兒那就勉為其難了。可是，現在上峰卻偏偏是這個意思，這讓他怎麼辦？
陸鴻海後悔當初那麼爽快地答應參加特務組織了，有心不幹吧，人家就要執行“團體紀律”幹掉他；要想不讓人家幹掉，那就只有奔公安局自首了，至少可以保住性命。
主意打定，已經天亮了。於是陸鴻海還像平時那樣，吃了早飯挑著他那副貨郎擔子上街吆喝叫賣，他不知道昨晚那個動刀動槍的主兒有沒有派人跟蹤自己，但作為防範，他打定主意捱到半夜再去公安局自首。考慮到需要矇蔽對方，他還特意選擇不從公安局、派出所門口經過的路線，以免不經意間往大門裡瞥上一眼露出破綻，讓人家懷疑自己想自首。區委、區政府大門前倒是可以經過的，還可以停留，看看張貼在旁邊牆上的招收公勤人員的告示，讓可能跟蹤他的人誤以為他真的準備混進去幹伙伕呢。
當晚，陸鴻海早早熄燈上床，自然是睡不著的，但他必須假裝歇息，以防他的特務上峰派人在門外監視。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午夜時分去公安局投案自首時，也是把草屋後面的土牆挖了個洞，悄無聲息地鑽出去的。
陸鴻海是向一分局投案自首的，一分局簡單對其作了例行訊問後，立刻將他送往市局，很快又從市局轉到省廳。省廳政保處領導決定抽調人員與一分局政保偵查員對陸鴻海所交代的情況進行調查，抽調的偵查員就是衣博中負責的那個科的，處領導還把衣博中召去徵求他的意見。這樣，衣博中就看到了陸鴻海投案自首時帶來的前晚那個不速之客給他的“證明”和鈔票，“證明”是用小楷行書寫的，看上去有幾分功底，衣博中心裡不由得一動：這紙“證明”會不會出自“野馬”之手？於是，衣博中立刻把這紙“證明”拿到看守所，讓井端陽辨認筆跡。井端陽只一看，馬上確認：“沒錯！這是‘野馬’的筆跡！我敢用腦袋擔保！”
衣博中的猜測得到了證實，專案組眾偵查員聽到這個消息，驚喜之下也不由得有些納悶兒，這是怎麼回事兒呢？難道陸鴻海也是井端陽擔任副組長的特務組織的成員？是屬於組長“野馬”抑或另一個井端陽那樣的副組長領導的一個小角色？
不管陸鴻海是否“野馬”組織的成員，“野馬”是陸鴻海的上司這一點是肯定的，因此，可以根據這條線索追查“野馬”的下落。於是，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專案組有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如果陸鴻海是“野馬”的屬下，是否可以因此而派生出一個假設，那就是井端陽4月18日收到的那封信件，很可能是“野馬”下達給井端陽的指令，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派人打入第一區區委區政府公勤人員隊伍。麗井端陽因為信件被雨水打溼無法閱讀，給“野馬”寫了一封回信寄往宏運大樓，“野馬”收到回信後，誤以為這是井端陽在故意推脫。按照“軍統”的規矩，這是“臨陣畏縮”，“野馬”有必要執行“團體紀律”，對井端陽採取行動。而井端陽之子圓圓小朋友被綁架就是“行動”的一個內容，是對井端陽的一個嚴重警告。
眾偵查員循著這個思路回顧綁票案的情況，對於綁匪為何在井端陽被捕後的次日清晨釋放圓圓也就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野馬”得知井端陽被捕後，認為所謂的“團體紀律制裁”對於井端陽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他綁票圓圓，並非真的要贖金，不過是想以此警告井端陽。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綁架當晚井端陽竟然被捕了。這樣，就不需要對井端陽發出警告了，所以“野馬”就把圓圓放了。
當天下午，衣博中向政保處領導彙報了專案組的討論結果。領導贊同專案組的這一思路，指示可以調整偵查方向，通過追查綁票案尋找“野馬”的蛛絲馬跡。於是，三分局刑偵隊原調查圓圓綁票案的兩個刑警寶大貴、小田被抽調到專案組開展工作。
七、重查綁票案
當晚，專案組聽寶大貴、小田介紹了圓圓綁票案的情況。應該說，這兩位刑警對於綁票案的接觸是有限的。他們在接到報案電話後，立刻約見井端陽。可是，兩人跟井端陽見面還沒說上幾句話，就被政保偵查員連同井端陽一起拿下了。次日，兩人獲悉圓圓已經回家，立刻去井家瞭解。圓圓被綁票的情況，可井端陽的母親和妻子因為對井端陽被捕之事憂心忡忡，沒心思跟警方說孩子的情況，而圓圓本人年紀尚幼，當時又被下了迷藥，對於自己被綁架之事印象比較模糊。然後，兩位刑警就被另行分派了任務，暫時結束了對綁票案的調查。
衣博中說，情況不大明瞭，這沒關係，我們一起分析一下，努力把情況整個明白。於是大家就進行了討論，寶大貴提出，先向井家大人瞭解圓圓小朋友回家後的言行，因為圓圓最初的言行很可能會真實地透露出些許可能對破案有用的線索。
次日，寶大貴、小田、紀雷三人前往“國康藝專”教工宿舍。這時距井端陽被捕已半月有餘，其母薛氏、其妻吳淑琴的情緒業已趨於穩定。據這婆媳倆說，圓圓回家後最初的兩三天裡，玩耍時嘴裡經常自言自語地叫喊一句話：“哎——饅頭！哎——花捲兒！”至於其他情況，比如通常孩子經歷這樣一場劫難後，會做噩夢，會無由地發呆等等現象，在圓圓身上倒是一點兒也沒有顯露過。而圓圓對於立夏那天在街頭突然被綁票以及綁票後的情況，卻一直說不清楚，奶奶、媽媽也問過，但他只會說“我睡著了”，問他怎麼會大白天睡著了，他就說不上來了。
當天下午，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找出了幾個與案情相關的特徵——
第一，據井家婆媳倆說，立夏那天他們全家出去轉悠乃是臨時作出的決定。那天午後，圓圓忽然提出要去外面玩玩，井端陽就說爸爸帶你出去，可是小傢伙卻不肯，非要奶奶、媽媽一起帶他出去。於是，井端陽說那就全家出動吧，正好在辦廟會，咱全家去逛逛，結果出去後就發生了孩子被綁票的事兒。偵查員認為，井家的外出決定是臨時作出的，但綁匪作案卻應該是有預謀的，並且預先守候在井家附近等著孩子出門。
第二，據圓圓對於自己被綁票的極其簡單的敘述，其所說的“睡著了”，估計是被綁匪用麻醉藥物迅速使其進入了昏睡狀態。
第三，圓圓回家後兩三天里老是自言自語吆喝“哎——饅頭！哎——花捲兒”之舉，應該是被綁票的那段時間裡所處的環境給其留下的深刻印象。那聲音，顯然是街頭巷尾叫賣饅頭花捲兒的流動小販的吆喝聲。因此，圓圓置身的地方可能是某條衚衕裡的居民住宅，不會是熱鬧大街兩旁的臨街門戶。
第四，井端陽在孩子被綁的當天傍晚接到綁匪的贖票信件後，立刻向三分局刑警隊報告，刑警隊當即讓其攜函前往“天龍茶館”見面。他在茶館被省廳政保偵查員拿下後，當晚偵查員並未通知其家屬，可是次日上午圓圓卻被釋放了。圓圓被釋放顯然是因為“野馬”得知井端陽被捕的消息後，認為再扣著這個孩子對於其安全也好、特務活動也好，都是有弊無利，這才決定放孩子回家。“野馬”是從哪裡獲得的消息？專案組決定從這四個方面對綁票案進行調查。調查進行了兩天，獲得以下線索一
從“國康藝專”到圓圓被綁票的北關街吉祥衚衕口的途中，要經過一家理髮店，理髮店老闆娘趙大嫂的弟弟在藝專創辦伊始曾受僱做過一年校工，所以她是認識井端陽夫婦的。趙大嫂那天看見井端陽一家從理髮店門前經過，因她在店堂深處，也就沒出來打招呼。這時，有人在馬路對面的炒貨店擺在門口的促銷攤頭上偷花生被當場捉住，趙大嫂出門看時，正好有輛三輪車從面前經過，車上坐著一個白色禮帽扣得很低的男子，用沙啞的聲音正對車伕吩咐著什麼，好像是“一會兒我把小孩兒抱上車，你蹬快點兒”之類的內容。當時趙大嫂也沒在意，她的注意力全在對面的炒貨店。圓圓被綁票之事，因為相隔百來米，理髮店這邊當時並不知道。等到次日作為一條新聞由前來店裡理髮的顧客說出來時，該案卻已有了結果——孩子回來了。因此，這件事過去了也就過去了。現在，專案組偵查員對這一帶的店鋪、住戶挨家挨戶詢問時，趙大嫂這才想起當時那短暫的一幕。儘管趙大嫂沒留心三輪車的牌照號碼，也沒看清車伕和乘客的相貌，但她回憶起那個車伕上身穿著白色布褂，外罩黑色紗織背心。
在走訪北關街吉祥衚衕一帶居民的同時，另一路偵查員騎著自行車走訪了全市幾乎所有有流動小販叫賣饅頭花捲兒的衚衕和小巷，終於在文昌官前街石灰巷訪查到一條線索。那是一個七十來歲的老者提供的。老人姓徐，是個退休老師，徐老先生在立夏那天讓開衡器修理作坊的兒子送來了一臺磅秤，給衚衕裡的鄰居稱體重，這是他每年立夏必做的事兒。他記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他正在給一群小學生稱體重的時候，來了一輛三輪車，車伕穿著白竹布褂子，外面罩著一件髒兮兮的黑色紗織背心，許是蹬車蹬得有點兒熱了，車伕把背心的下半部分翻了起來，那模樣就顯得有點兒怪怪的。那輛三輪車上載著一個戴白色禮帽的男子，帽子壓得很低，所以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他那張嘴，好像比較大，下巴肥厚，懷裡橫抱著一個孩子，很安靜，大概是睡著了。至於那輛三輪車去了何處，徐老先生就說不上來了，因為這條巷子是兩頭都通的。
5月27日晚上，專案組對後一條線索進行了重點分析，決定次日全體出動，前往文昌宮前街石灰巷一帶訪查那輛三輪車以及車伕的下落。
5月28日，專案組七名偵查員以及調查地管段派出所派出協助訪查的四名警員共十一人，對石灰巷及周邊區域進行了走訪。一上午很快就過去了，沒有收穫。中午十二點，眾人回到派出所吃了簡單的午餐，稍稍休息片刻後，繼續出去走訪。一直到下午六點，沒有一個人訪查到任何蛛絲馬跡。約定返回的時間到了，眾偵查員紛紛往回走，打算回派出所集中後再作計議。偵查員翟芝峰、小田沒有想到，他們竟然就在這當兒撞上了好運！
由於訪查工作量大，十一位民警是單槍匹馬各自走訪的，翟芝峰、小田二位各有各的走訪地塊，兩人是在往回走的途中正好碰上的。於是，一面聊著天兒一面往派出所走去。正走著，突然發現馬路對面與他們行進的相同方向有一輛空三輪車在緩緩騎行，那個車伕的穿著正是專案組要訪查的“白布褂子、黑紗背心”！翟、田不約而同一個激靈，互相對視了一眼，一切盡在不言中。兩人配合默契，小田馬上橫穿馬路尾隨三輪車，翟芝峰則在馬路這邊的人行道上與三輪車並行。就這樣，兩人跟蹤著那輛三輪車一直到了附近的一條衚衕。
衚衕口一個擺攤頭的老皮匠忙完了一天的活兒，正在收攤兒，見三輪車經過，就跟車伕打招呼：“回啦？今兒個活兒挺多的吧？”
一車伕回答：“還行吧。楊大爺，回頭我有雙鞋請您給打個掌呢。”
“行啊，明天你出車的時候帶出來扔我攤兒上就是了。’
於是，翟、田就知道這個車伕住在這條名喚“將軍巷”的衚衕裡。小田對保定全市各處都很熟，知道這是一條只有一個進出口的“斷頭巷”，就朝翟芝峰使個眼色示意“到此為止”，再跟蹤下去只怕就要打草驚蛇了。
兩人返回派出所時，其餘九人都已經回來了，正向衣博中彙報訪查情況，一看神情就知道都是無功而返。衣博中呢，只朝兩人瞥了一眼，就立馬衝正向他彙報的那個偵查員打手勢示意暫停，目光炯炯盯著翟、田：“你們先說！”
當下，衣博中聽翟芝峰、小田一說情況，頓時精神振奮，讓一個民警把派出所長老馬請來，要求立刻派員悄然調查住在將軍巷的那個三輪車伕的情況，這裡立等結果。然後，衣博中也不聽其他人的彙報了，掏錢往桌上一拍，說整點兒東西填肚子吧，驢肉火燒、肉包子都行。
這邊剛對付著吃完晚餐，那邊已經把車伕的情況查摸清楚了——
那個車伕名叫邱滔，早先在舊軍隊當過幾年兵，抗戰前就已經為自己謀了一項在他看來似乎比較簡單但在其他人眼裡卻是刀架脖子的營生——賣壯丁。那時，國民黨軍隊的兵源主要是靠向老百姓攤派，搞什麼“三丁抽一”(後來又改成“二丁抽一”)。這是有國民政府法令規定的，看似很公平，不管貧富貴賤，只要你家有三個符合徵兵條件的男丁，就得有一個去當兵。但是，在具體實施上卻是可以商榷的，因為徵兵任務是攤派給各保的，保長只要把區裡下達給本保的兵員數額湊齊就行了，上面根本不在乎你這個保送來的壯丁是什麼來路。於是，那些不願把自家的子弟送去當兵的有錢人家就掏錢請人代替，邱滔做的就是這項營生。他收了人家的錢鈔，頂著人家的姓名去壯丁所(新兵集結處)報到，待開拔離開保定後，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就跟部隊來個不辭而別。當然最初是不能逃回保定老家，的，得在其他地方混幾個月，待部隊追逃的風聲過了再在保定露面。然後，該幹啥還幹啥，等著下一次抽壯丁時再把自己賣出去。之所以說這是“刀架脖子”的營生，是因為軍隊對於開小差的處置手段極為嚴厲，通常都是抓到之後就地槍決。可是，邱滔從抗戰前一直把自己賣到保定解放前夕，連他自己都記不清究竟賣過多少次了，竟然每次都能成功逃離。所以，他這次被捕後專案組將其送往看守所時，衣博中特地給看守所長打了電話，說這人可是脫逃高手，你們得嚴加看守，千萬不能讓他給跑了邱滔最後一次賣壯丁是保定解放前三個月，當時，國民黨方面為尚未開始的“徐蚌會戰”(國民黨方面對淮海戰役的稱謂)廣泛徵集兵員。邱滔這時已經成了在保定市許多保長中大受歡迎的角色，因為他賣壯丁的行為可以幫助保長們完成徵兵任務，而他逃回保定後保長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保長們當然不希望邱滔被抓回部隊槍斃，否則下次徵兵的時候誰幫他們完成任務呢？這時邱滔賣壯丁已經不僅僅是在自己的居住地掛牌，而是在全市各保搞競價，誰出的價格高，他就跟誰成交。他最後一次賣壯丁是頂替一個資本家的兒子，接受了買主的一筆錢鈔後，主動前往壯丁所報到(當時人們普遍不肯當兵，徵兵已經動用了強迫手段，被攤上的壯丁都是用繩索綁了送進壯丁所的)，然後開拔上路。還沒到河南商丘，他就瞅個機會開了小差。在外面混了一陣，回到保定時，解放軍已經逼近了，不久保定就解放了。
保定解放後，邱滔意識到自己賣壯丁的營生一去不返了，遂決定改行。他有一身力氣，手頭也有些錢鈔，於是就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搞起了載客運輸。
邱滔是單身漢，住在將軍巷73號，那是一座獨立的小院落。以往每次他把自己賣壯丁頂替別人去當兵時，就把房子出租。他開的價錢要比市面上同類房子高出兩三倍，可房客還是絡繹不絕爭相求租。其中有什麼奧秘呢？原來邱滔的開價雖然高得離譜，但是其誘惑力更是讓人難以抗拒——他跟人簽訂的合約上寫明，如果他出去之後沒開成小差，或者開了小差讓人家抓回去給崩了，或者還沒來得及開小差就上前線打仗運氣不佳掛了，那這個小院落就歸房客了。於是，房客們滿懷希望地跟邱滔簽了合約，一次性支付了一年的房租，通常都是還沒住習慣時，邱滔已經笑嘻嘻地出現在面前了，房客只好認倒黴。
專案組獲得上述線索時已是晚上八點多鐘，衣博中當即決定立刻出動前往將軍巷抓捕邱滔。一小時後，邱滔已經在省公安廳的訊問室裡交代罪行了。
邱滔供認曾“協助”一個名叫魯培德的朋友在立夏那天對“國康藝專”老師井端陽之子實施了綁票。當時，邱滔蹬三輪車，魯培德偽裝乘客坐在車上，他們早在那天上午八點多鐘就已經守候在“國康藝專”附近了。守到中午，沒有動靜，直到下午一點鐘左右，終於發現井端陽一家四口出門了，於是就讓邱滔慢慢地蹬著車在後面尾隨。原以為可能要跟蹤很長時間才能找到下手的機會，哪知也就跟了一個街口，到吉祥衚衕口就有了機會。整個作案過程疾如閃電，邱滔把三輪車蹬到距吳淑琴婆媳倆不過五六米處的圓圓身邊，悄無聲息地停下，魯培德立刻下車，一邊用棒棒糖引誘圓圓，一邊用一塊浸過不知什麼藥水的手帕往小孩兒臉上一蒙，隨即把孩子抱了起來。圓圓根本來不及掙扎就失去了知覺，魯培德抱著孩子上了三輪車，邱滔蹬著車迅速離開現場。
按照預先的計劃，邱滔把三輪車直接蹬到了自己在將軍巷的家，那天晚上孩子就是在他家過夜的。次日早上，魯培德去外面轉了一會兒，返回時說把這孩子送回去。於是還是昨天作案時的路數，一個蹬，一個乘，抱著孩子到了菜場放下，三輪車先離開，接著魯培德也離開了現場。
邱滔交代到這裡，衣博中說先把你那個朋友魯培德的住址說一下。邱滔於是交代：第四區史莊街170號。
衣博中立刻指派偵查員前往抓捕魯培德，與其同居的那個汪姓女子卻說魯出去後尚未回來。偵查員便原地蹲守，準備待這廝回家時將其拿下。可是，等了一個多小時還沒動靜，偵查員就問汪某魯培德出門時有沒有說過要去哪裡，是幾點鐘出門的。汪某答稱魯培德是晚飯後出門的，幾點鐘沒留意，出門時說去一趟將軍巷老邱家。
偵查員一聽這話，便知情況不妙，尋思魯培德抵達將軍巷時多半正好撞上專案組去抓捕邱滔，便立刻逃之天天了！
八、一網打盡
後來，據這個化名魯培德的特務落網後交.代，確實是因專案組抓捕邱滔時驚動了他，因而就不敢回家了。
魯培德擔心警方會把偵查綁票案的觸角伸向邱滔，而這位兄弟雖然是開小差的高手，但於反偵查卻是外行，所以想來想去覺得需要提醒一下，就決定去一趟邱滔的住處。如果魯培德沒在將軍巷口去一趟廁所的話，那他差不多就能跟前往抓捕的偵查員在邱滔家門口撞上，當時就得落網。正因為上了廁所，他僥倖逃過一劫。當他從廁所裡出來的時候，偵查員正好押著邱滔從廁所前經過，一行人的背影還看得見。邱滔聽巷子裡的路人在竊竊私語說“拉車的老邱讓政府給逮走了”，於是，什麼都明白了。
偵查員去找魯培德時，省廳這邊對邱滔的訊問還在繼續。邱滔又交代了以下情況——
綁了孩子後，魯培德留在邱滔家。一會兒，孩子醒了，睜眼一看不在自己家裡，且是兩個陌生人守著自己，便哭鬧起來。魯培德把準備好的糖果、餅乾拿出來哄孩子不哭，還陪著玩耍。晚飯前，孩子玩累了，又睡著了。魯培德負責看著孩子，邱滔則被指派去“國康藝專”那裡察看井端陽有何動靜。於是，邱滔蹬著三輪車前往藝專。到了沒多久，就看見井端陽匆匆忙忙往外走，穿過馬路，徑自坐上邱滔的三輪車，吩咐去“天龍茶館”。邱滔尋思我正要盯你，你倒坐我的車，那不是省事多了，當下白是按照井端陽的吩咐將其送往“天龍茶館”。井端陽下車後，邱滔把三輪車停在茶館附近，佯裝等客，繼續監視。沒想到，沒多久就看見井端陽和另外兩個漢子(刑警寶大貴、小田)被銬上手銬從茶館裡押出來，當下不禁大吃一驚，沒敢停留，立刻回家向魯培德稟報。
魯培德聞聽之下，比邱滔還吃驚，說我得趕緊出去一趟，老邱你守著這孩子，如果醒了就給他吃些糖果點心什麼的，得哄著他別哭，否則驚動了鄰居可不是鬧著玩的，我一會兒就回來。
這一去就是兩個小時。魯培德回來時，那孩子已經又睡著了。魯培德說老邱咱倆累了一天也睡吧，明天早上把這孩子送回去。邱滔聽著覺得奇怪，費了老大的勁兒才把這孩子弄來的，怎麼又要送回去呢？魯培德說這你就不用管了，照辦就是，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於是，次日一早，兩人就把孩子送回去了。
邱滔為什麼要為魯培德做這些事呢？邱滔說，是因為覺得魯培德這人挺夠哥們兒，而且出手大方，經常請他下館子喝酒，時不時還掏些錢鈔給他，所以願意聽其吩咐，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至於魯培德是什麼人、為何要綁票，人家沒說，他也就沒問。不過，邱滔承認，他猜到魯培德十有八九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訊問進行到這裡，衣博中忽然想起陸鴻海深更半夜遭受威脅並收到那份疑似由“野馬”執筆的假證明之事，尋思莫非此舉也是眼前這個傢伙所為？一問，果不其然，邱滔承認那也是魯培德讓他乾的。那麼，幹那活兒時的刀槍呢？邱滔說刀子就是他平時揣在身上用以防身的匕首，至於手槍，那是沒有的，他找了一段細鐵管頂住陸鴻海，當時是半夜，陸鴻海從夢中醒來，大驚之下，哪裡還分辨得出對方的手槍是真是假？
那麼，邱滔是怎麼跟魯培德相識的呢？據邱滔交代，他跟魯培德相識於七個月前。那天晚上，有個客人坐他的三輪車前往宏運大樓。到了地方，客人付錢進樓，這時天空飄下了雨點兒。他正想趕緊回家，從樓裡出來一對男女，那女的嘴裡一迭聲叫著“三輪”。邱滔已經跑了一天的車，晚飯還沒吃，很是疲憊，他以為這二位都要坐車，就有點兒不願意拉這個活兒。那女人告訴他就男的一個人坐車，央求他拉一下，下雨多給車錢就是。於是，邱滔就拉上了那個男子——魯培德。
路上，雨下大了。魯培德說咱歇歇吧，反正我也不急著回家。雨這麼大，你穿的那破雨衣根本不管用，淋溼了生起病來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於是，邱滔就把三輪車停在一家小酒肆門口，說先生不瞞您說，兄弟還沒吃晚飯，餓得不行，您稍等片刻，兄弟叫碗麵墊墊肚子就走。魯培德說師傅你還沒吃飯啊，太辛苦了！這樣吧，你要是瞧得起我，咱一起喝一杯，我請客！
一頓飯吃下來，邱滔把自己的情況向對方和盤托出，同時也知道對方是個醫生。就這樣，邱滔和魯培德交上了朋友。案件破獲後警方才得知，邱滔其實已被以“野馬”為首的這個潛伏特務組織列為正式成員，而且封了這個兵痞一個上尉軍銜。
訊問結束已是午夜時分，衣博中和那幾個前往抓捕魯培德無功而返的偵查員討論了一會兒如何尋找魯培德下落的事兒，不得要領，於是說今晚大家休息吧，好好睡一覺，明天全組開會研究。
次日上午，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對魯培德的情況進行重點討論。最初，有人提出魯培德或許就是井端陽所說的“野馬”。這個觀點馬上遭到反駁，理由是：首先，在綁架圓圓後，邱滔曾問過如何處置這孩子，魯培德說得聽人家的——這個“人家”，應該是魯培德的上司“野馬”；其次，綁票後的傍晚邱滔奉命對井端陽進行監視，發現井端陽在茶館被捕，他將此事報告魯培德後，魯立即外出了兩個小時，回來後說明天早晨把孩子放回去——魯的這次外出，應該是向其上司“野馬”請示去了；第三，實施綁票作案後至當天傍晚邱滔受魯培德指派外出監視井端陽的這段時間裡，魯培德和邱滔一直在一起，而井端陽卻在邱滔趕往藝專監視他之前收到了贖票函，這說明在該案中除了魯培德、邱滔之外，還另有人參與，那人可能是受“野馬”指派的其他人，也可能是“野馬”本人；另外，根據“野馬”與井端陽那套慎而又慎的聯絡方式判斷，“野馬”應該不會親自出馬參與綁票，更不會跟邱滔這樣的小角色走得那麼近。邱滔的兵痞歷史雖然不致成為人民政府“鎮反”的對象，但屬於“樹大招風”，容易引起派出所和進步群眾的注意，與其吃吃喝喝稱兄道弟，會導致人家把注意力順便投向“野馬”，而“野馬”肯定是不希望受到這份特別關注的。
因此，多數偵查員認為，魯培德其人應該不過是“野馬”的下屬之一，他可能不像井端陽那樣有“副組長”之類的頭銜，但是，他顯然是深受“野馬”信任的一個部屬，因為他隨時可以求見“野馬”，在得知井端陽被捕的消息後他僅僅出去了兩個小時就帶回了“野馬”的新指示就是一個明證。因此，估計魯培德是“野馬”的助手，屬於“組長助理”一類。
往下，就是討論該如何抓捕魯培德和“野馬”了。“野馬”的線索眼下屬於八字還沒一撇，所以只有先從尋找魯培德著手。追查魯培德下落的線索是現成的：邱滔交代，他與魯培德的相識始於宏運大樓，這一點與井端陽交代的“野馬”給他指定的通信聯絡點系宏運大樓也是相符的。因此，重新盯著宏運大樓調查，應該可以找到魯培德的線索。另外，還要對其史莊街170號的住所進行調查。紀雷等三名偵查員前往史莊街，跟那個與魯培德同居的汪姓女子聊下來，不由得有些失望。汪某是個無業寡婦，二十八歲，十七歲第一次出嫁時嫁了個藥店夥計，那人沒子承父業做生意，卻投靠日本憲兵隊當了便衣。這廝對這份工作很努力，1944年不知是被中共還是國民黨方面的地下人員除掉了。汪某就成了寡婦，獨自住在丈夫留給她的房子裡。抗戰勝利後一年多，她又嫁了個男人，比她大十多歲，是保定市警察局的財務人員。保定解放後沒幾天，不知怎麼就上吊自殺了。從此，汪某就有了“剋夫”的惡名，媒婆不敢登門。她就靠著後夫留下的積蓄過日子。前不久，有個男子登門，這人是汪某後夫的朋友，幹什麼營生她不清楚，反正以前跟她家有來往。一來二去，她就和對方好上了。這個男子就是魯培德。魯培德跟汪某同居，雖然不是天天住在汪某家，但一週總要來三四天，還把其朋友邱滔帶來一起喝茶聊天兒。汪某對於魯培德的情況，也就知道這麼些了。
另一路吳富生等三名偵查員奉命對宏運大樓進行調查。在吳富生幾個看來，由於有了邱滔所說的情況，所以就用不著如之前那樣興師動眾了，只消悄悄調查即可。可是，調查下來的情況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樣樂觀——宏運大樓現有的住戶中竟然沒有邱滔所說的那個女人。偵查員於是就請看門人辛大爺拿出入住、遷出的登記冊，結果發現有一個名叫苗美雯的女子符合邱滔所說的那個女人的情況。苗是今年三月間遷出的。去了哪裡呢？冊子上沒有記載，不過辛大爺還記得，他當時聽苗說過，她的新住處在南菜園，是一幢日式洋房中的兩間，租金比較便宜。
偵查員循著這條線索前往南菜園那裡撞運氣，竟然一下子就找到了，於是請南菜園派出所戶籍警瞅個機會把苗美雯悄然傳喚到所裡。苗美雯交代，其夫是國民黨憲兵軍官，保定解放前一個月奉命撤退去了廣州，從此就沒了音信。她的住房系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的敵產，保定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接管，她就搬到了宏運大樓。後來認識了一個名叫錢玉璋的茶葉店夥計，就與其好上了。錢是有妻室的，不能天天住在宏運大樓這邊，就隔三差五過來。苗美雯在一傢俬營公司當會計，今年3月，她供職的公司搬遷了，為上下班方便，她就搬出了宏運大樓，住進了現在的日本洋房。
偵查員讓苗美雯描述一下錢玉璋的形象，聽下來跟邱滔所說的魯培德似乎差不多，於是就問明茶葉店夥計的住址前往捕拿。哪知，待到跟錢玉璋一照面，就覺得眼前這主兒跟印象中的特務應該具備的氣質大相徑庭，整個兒是一公子哥兒的樣子。偵查員尋思莫非這小子是偽裝高手，故意裝成這副樣子？所以還是將其帶到派出所了。往下再一查，這主兒真的跟特務不沾邊，也沒有其他方面的違法行為，除了偶爾拈花惹草，也算是一個良民。
於是就按照良民待遇對待。刑警跟其聊天兒，好茶款待，香菸互敬，另派兩個偵查員去向苗美雯瞭解邱滔說的那天她叫三輪的情況。兩方聊下來，得知邱滔所說的情況屬實，錢、苗兩人確實在宏運大樓接待過這麼一個朋友。那人叫朱浩，是個醫生，那天是請他過來吃飯的，因為之前他給錢玉璋患肺結核的老爸搞到了幾盒便宜的盤尼西林(即青黴素)針劑。偵查員詳細詢問了朱浩的特徵，跟邱滔所說的魯培德非常相似。又把此人的醫生職業跟綁票案中所使用的麻醉藥物聯繫起來，認為這主兒看來就是魯培德了。至於哪個名字才是真名，或者兩個都是化名，這個暫且就先不管了。
那麼，錢玉璋是怎麼跟這個人認識的呢？錢說是在去年一次舞會上認識的。舞會由誰主辦，在哪裡舉行，這個，錢竟然說不清楚，他當時收到了一紙請柬，上面只說舞會，不過是要收費的，價錢還不低，跟舞廳差不多。錢玉璋喜好這一口，於是欣然前往。去了以後，偶然認識了朱浩。之後，兩人就有了來往。朱浩只說他是醫生，至於在哪家醫院或者診所、家住何處、是否有家室等等，對方沒有透露，錢玉璋也沒問。
接下來，專案組就盯著朱浩調查。既然是醫生，不管是在哪家醫院或者診所甚至是個體的，都得在衛生局登記備案，於是就去市衛生局調查。可是，一圈兒找下來，不論魯培德還是朱浩，都沒有這兩個姓名。這下，一干偵查員就有點兒傻眼了。
衣博中對寶大貴說，老寶你是老刑警了，這方面的事兒經歷得多，你琢磨琢磨看，該朝哪個方向去找這傢伙呢？寶大貴想了想，說這人所謂的醫生不過是自個兒說的，苗美雯也好，錢玉璋也好，都沒見過他真的給誰治病；不過，他給錢老闆買盤尼西林那倒是真的。盤尼西林是市面上最為緊俏的商品，別說便宜價了，就是翻倍的黑市價也是供不應求，可是這人卻搞到了，而且一下子還弄來了幾盒。所以，我在想，這人會不會是做西藥生意的？另外，錢玉璋說的那次舞會，會不會是行業公會聯合組織的？只有這樣，茶葉店夥計才能跟西藥房的什麼人撞到一塊兒。
眾人聽著，皆說“言之有理”。於是就給錢玉璋打電話，一問，那個舞會上還真有不少人是老闆、夥計；再向茶葉、西藥兩個行業公會打電話瞭解下來，他們確實和糧食、五金、油料、水果等幾個行業公會聯合舉辦過一次聯誼舞會。偵查員吳富生、翟芝峰去西藥業公會查下來，有一個名叫畢之鴻的跟邱滔、錢玉璋所說的魯培德或朱浩相似。這人是個西藥掮客，擔任保定市西藥行業公會的辦公幹事——相當於替行業公會義務跑腿的志願者。說到這裡的時候，旁邊屋裡的一位老先生進來倒開水，聽見說到畢之鴻，就插嘴說是小畢啊，他一會兒要來我這邊開證明呢，說要去廣州出差。紀、翟兩人頓時一個激靈：這傢伙想逃？於是決定守株待兔，並指定接待他們的行業公會副會長楊先生守著電話機，告訴他如果畢之鴻來電應該如何回答。然後，偵查員打電話向專案組長衣博中報告此事。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畢之鴻來了。剛進了那老先生的屋子，還沒來得及跟人家說上話，兩個偵查員已經從隔壁屋裡衝過來堵住了門口。吳富生只一看對方眼裡一閃而過的那絲驚慌的眼神，便知八九不離十就是這主兒了，倏地掣出手槍將其逼住。這時，衣博中也帶著三名偵查員進來了，畢之鴻就這樣束手就擒了。
把人帶到省廳，衣博中親自訊問，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你的真實姓名？”
被捕者稱其真名就叫畢之鴻，魯培德、朱浩都是因特務活動需要而使用的化名。然後，畢之鴻對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他於1947年在天津經人介紹參加了“國防部保密局”，直接領導他的上司名叫沙錦忠。1948年夏，他隨沙錦忠來到保定。他以原先一直在乾的西藥掮客為業，沙錦忠則在一傢俬營貿易公司謀得了一份財務工作。保定解放前夕，沙錦忠通知他：“保密局”決定組建“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已經任命沙錦忠為組長，另設副組長一名，畢之鴻為上尉組員，由組長直接領導。之後，他曾根據沙錦忠的命令，收集了一些保定中共黨政軍等方面的情報，並接受指令發展特務。可是，由於社會上已經廣泛開展了政治形勢教育和反特宣傳，他在這方面不敢放開手腳去做，只發展了一名新成員邱滔，還不敢向其正式挑明。至於立夏那天的綁票案，畢之鴻說是奉沙錦忠之命執行，作案時使用的麻醉藥，是他從一傢俬人醫院負責採購藥品、醫械的朱先生那裡要來的。
當晚，沙錦忠在其家中被捕，當場搜得收發報機、密碼本、密寫藥水、特工照相機、手槍與子彈、定時炸彈、毒藥以及黃金、銀元若干。
沙錦忠供認，其系1940年在重慶加入的“軍統”，曾接受過“軍統”特訓班的訓練，並在上海、南京、天津、保定從事針對日偽和中共的特務活動。抗戰勝利後，他奉命在北方地區從事針對中共和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的情報活動。保定解放前夕受命潛伏，特工代號為“野馬”，擔任“保密局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組長。其領導的這個特務組織一共有九人，後來又發展一人(即邱滔)，其中三人由副組長井端陽領導。至1951年5月止，先後十四次向臺灣“保密局”總部以電臺或交通方式輸送情報。
至於對井端陽之子實施綁票的原因，誠如專案組所估計的，是因為井端陽向宏運大樓聯絡點寄發的那封信件(由畢之鴻負責取信)引起了沙錦忠的懷疑，但他又無法確認井端陽是否已產生動搖甚至“叛變”，所以就以綁票方式對井端陽進行試探和警告，至於如何處置井端陽之子圓圓，那要看井端陽的最終態度。
訊問結束前，沙錦忠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另外三名潛伏特務的姓名、住址。這三名特務在次日上午全部落網。
1951年9月11日，保定市軍管會對“保密局保定地區第三潛伏組”案件作出了判決，判處沙錦忠、畢之鴻死刑；井端陽、邱滔等其他七名特務分別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那個為畢之鴻提供麻醉藥品的朱鳴秋被判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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