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的植物药一直为世願目，到了唐代，因为朝廷对医药的重视，自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制《开元济方》五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又敕郡县长官就《开元济方》选选取切要者，于村坊要路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二月，德宗又制《贞元元集要广利方》五卷，计856方，颁行州府，散题于大街通道上。安康是植物药之乡，因而莅任安康的行政长官，自然十分重视药物的开发和利用。元和年间（公元806－820），著名诗人姚合刺史金州，于是安康的药物又堂而皇之地进入文艺殿堂。如姚合《题金州西园九首》，其二《药堂》：“时闻有仙鼠，窃药檐隙间。”其七《石庭》：“药草枝叶动，似向山中生。”又如《寄紫阁隐者》“养情书览苦，采药路多深。”《期无可上人不至》：“客来初夜里，药酒自开封。”还有“点兵寻户籍，烧药试仙方。”“地僻无驿路，药贱管仙山。”从姚合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康植物药资源十分丰富，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不仅上山采药，还在园中种药；既亲自烧试药方，又将植物药泡酒，制成药酒。药几乎成了他政务的一部分。无怪乎著名诗人张籍在送人来金州时，也嘱咐到金州找植物药多的地方居住，《送僧归金州》说：“闻道汉阴山水好，师行一一偏偏经过，事须觅取堪居处，若个溪头药最多？”唐代是安康植物药的繁荣时期，《唐新修本草》、《唐书・地理志》等书所记的植物药就多达130多种，其中15种是进贡朝廷的专项药物。据《镇坪乡土志》说：“药之类民利赖以资事畜者，莫如黄莲、党参、当归、大黄、花椒为最夥。”又说：“光绪庚寅（光绪十六年）之灾，高山种洋芋谋食，种药材谋衣。
自洋糜烂无种，高山人一往而空。药材类如黄莲、党参，大起价值，谋利之人渐由低山运粮至高山老林，兴种一切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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